趁乱出手4
趁乱出手（4）</h1>很快，老龙就加入了民革，并且在香港还拜会了廖夫人等民革高层，而在这段时间里，老龙基本保持低调，对外也不张扬，他在香港的事情还是老蒋自打耳光爆出来的。老蒋这个人啊，到了这个时候还死要面子，当得知老龙已经去了香港后，他也懒得继续跟老龙斗法了，此时的云南已经是老卢的了，让这哥俩去掐，正合老蒋的心意，于是就搞了个“允许老龙去香港休假三个月”的新闻发表在报纸上，其实，说穿了，还是老蒋对一些名人政治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差的表现。
没过几天，邱秉堂那边来的五名军官有四个到了香港，没来的那个本身就是邱秉堂警卫团的团长，这个时候过来不合适，其他四个脱身后都先后到了广州，然后联系上了钟志豪后，直接坐火车到了香港，这下好了，李久让钟志豪派过去的那几个人回来了，有了滇军的人过来，九九记就可以不沾包了。
尽管保密工作做的很好，可是大批民主人士和科学家文艺家们北上的消息还是让老蒋知道了，毛人凤自然是被骂的狗血淋头，还枪毙了几个人。此时，老蒋是真的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进入12月下旬后，傅宜生的看家本钱35军等部队被歼灭于张家口和新保安一带，整个平津局面顿时变成了北平和天津这两座孤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蒋仍然利用手上控制的海军和保密局，严格控制着上海和香港诸多民主进步人士的行踪，这使运用货轮北上的难度也提高了。
头两批人员乘坐的轮船是挂着西方国家国旗，而实际船东是老毛子的，这个情报已经被保密局和美国cia获知，因此，那几条船在后来的航行中多次遭到了老蒋海军的拦截搜查，继续使用那个方式北上就不太安全了，必须要去找那些“纯种”的西方国家货轮。其实找货轮不难，尤其是这样近海的短程运输，是许多欧美船长乐于干的，航行风险小，运输时间短利润大。问题是夹带人员这就另说了。
在经过精心挑选后，选中了一艘比利时货轮，价钱和要求都谈好了，船长经受不起高额的报酬，愿意做这件事情，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一个大型的香港公司出面给他担保。组织上找了好几家公司，都被船长认为不够分量而拒绝了。
船长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的条件呢？因为这个船长自己携带了大量的禁运药品，一旦在海关被查，那他就要赔钱了，这也是船长想趁机多赚钱的一个构思。如果是有分量的公司，那么这个担保就可以让香港那个“**”的海关放行，只要离开了香港进入公海，船长就什么都不怕了。不是说当时进出香港不要证件吗？是，人员进出随便，可是轮船不行，港英政府的大部分财源收入就来自于海关，所有进出的轮船都要受到检查，尤其是美英政府宣布了一批禁运物资清单后，那些海关人员又多了一个捞钱的机会。
当时，组织上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数量并不多，规模也有限，毕竟，组织上的财力也是很紧张的，这还是钱通过李久的九九公司给那边大力支援的结果。可现在，卡住了，一时半会找不到可以出面担保的公司，不是规模不够，就是条件不符合，不被信任的公司肯定不能用，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此时的任潮公已经得知了那些北上人员的安全到达的消息，从那些寄回来的信件中，任潮公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他有些后悔没有跟随第二批直接北上，可是，现在着急也没有用，他还在等待朋友的通知，可这个通知就是迟迟不来，自己的行李已经在一个礼拜之前就送出去了，满以为马上就可以动身了，可没想到这就没了下文，而且，任潮公的离去，在香港的一些家人的生活费也成了问题。
“将启用备用方案，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香港工委接到了上级的指示。
随即，钱晚上回到家里跟李久谈起了“担保”的事情，问九九记能否出面。李久其实一直在关心这个事情，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可他却没有同意钱的要求。
“这个事情不能由我们的组织来对我们说，这不利于我们的潜伏。应该由组织上向任潮公说出实情，让任潮公自己想办法，这样，任潮公就会找我，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暴露自己，任公出面，将来我就有话说，任潮公，党国忠臣，找到我这小人物，我能拒绝吗？撕破脸，老子跟他们打也有理啊！江湖上也会支持我们，如果让英美认为我们参合进政治活动中，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不利，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李久的话可以说进退有据，构思合理。
钱立即把这边的想法发了出去，不久，上级回电，“同意你们的设想。”
任潮公终于得知暂时无法出行的原因，他沉吟了一下对前来沟通的人员说道，“担保的问题我来想办法，我们不能光等让你们冒险，我们也该出点力。”
任潮公想到的第一个担保人就是九九公司，他相信只要自己开口，那么李久不会不答应，不过，这次又欠了李久人情了。任潮公一开始还有些担心自己能不能说动李久，可是从老龙那里得知，老龙成功的脱离控制就是李久策划的。为此，任潮公还有些汗颜。因为他也组织人马去干了这个事情，等到他见到老龙后，行动才被取消，而且，他们策划的是行动是把老龙弄到云南去，远没有李久这个计划来的迅速和有效，而到达香港后要想回昆明，那是易如反掌，问题是老龙现在不适合回昆明，而且回到昆明也不安全，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
为什么这么说呢？老龙要回昆明，老卢那边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是继续扶助老龙官复原位还是让老龙在幕后指挥？不管选择哪一种，都会在滇人将领中造成分裂，老龙还有二个儿子在云南带兵，分裂的局面几乎无法避免。而且，这个局面正是老蒋希望看到的结果，这也是得知了老龙去了香港，老蒋没有下达追杀令反而冠冕堂皇的“批准龙院长在香港休假三月”的真实原因。
老龙和任潮公这些老政治家对老蒋的这点心思一眼看穿，所以，老龙安心在香港居住，同时与昆明的老卢保持“密切”联系。事实上，云南的起义活动在卢亭返回昆明时就已经开始策划了，关键是火候未到。老卢目前频频的外出视察，频频的接见滇军将领，这些都被老蒋误读为“云南要自保”。老蒋认为，滇人喜欢故步自封，不愿意外来人统治是有传统的。自己拿下老龙，云南也没摆平就是个例子，他不知道，那是因为“李闻事件”把整个云南人心弄丢了。三年，老蒋在云南不仅没有获得什么，反而把滇人逼到了与他反目的境地，自以为可以让滇军去当炮灰，结果，关键时刻，滇军在战场起义，不仅没当炮灰，反而帮倒忙。
老蒋落到今天的这个结果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谁见过靠地痞流氓可以统治国家的？老蒋自己是流氓出身，哪怕装扮的再好，自己平时自律的要求再高，骨子里的流氓秉性是改不了的，从四一二政变到校场口事件，20多年了，老蒋玩的还是地痞流氓的手段，一点都没有长进。
这天，李久在办公室里接到了任潮公的电话，让李久去他那里一趟。
李久知道该来的来了，还故意的拿捏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的这部电话有没有保密局监听很难说，可被港英政府的政治部监听那是必然的。在电话里，他得给监听者留下一个“被迫无奈”的印象，同时也让任潮公知道，他有难处。
关于自己的电话被监听的事情，不光是凯特告诫过他，就是海琳娜也暗示过他。就是他们不告诫，这俩人从来不给李久打电话，从这个现象看，李久就知道，港英政府对他们这些“大老板”是不放心的。这里的大老板是双意的，一方面是指新晋崛起的老板和公司，比如九九公司，另一方面是指从大陆过来的老板，李久就是双料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另外一个身份其实就是英**情六处的一个分部，其搜集情报的能力一点不比刚刚建立的cia差，而且，与cia还进行情报共享，所以说，曾几何时，香港被称为世界谍报人员的“大杂烩”和“情报天堂”。
电话里说话是一个态度，人跑过去笑脸相对又是一个态度，李久建议去散步，老练的任潮公顿时就明白了李久的用意，于是，两人到山路上去散步，去遛弯。
任潮公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要求，“我需要你的公司帮忙担保，一旦出了事情你得自己负责，丑话说在前面，我对港英当局毫无影响力，他们不买我的账。”
“没有问题，那个船长无非是贪了点，想顺便带点违禁的药品，这在香港很普遍，抓住了也就是罚款而已，你们做好随时出行的准备吧，那条比利时的货轮目前应该是去了越南，法国人在那里正与游击队打的热闹呢。”李久爽快的说道。
“你为什么在电话里那样跟我说话？好像拒人千里之外似得，你是说给谁听的？难道说……保密局把手伸到了香港吗？”任潮公敏感的觉得李久有秘密。
“保密局在这边未必敢那么干，可是港英政府不会不干，他们要掌握中国的情报，还有从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嘴里获得确切消息更简便的法子吗？你叫我过去，我就唯唯诺诺的过去，第一，与我现在在商界的地位不相符，第二，也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我得给他们布置个假象，等会我走的时候，也会做出你不喜欢的一些表情和动作，到时候您别当真。在我们身后200米的地方，就有几个人盯着我们呢，他们不是保密局的，保密局在香港的人都已经被我的人盯死了，他们在我来之前已经被钟志豪的人给绊住了……您什么时候走，我会在电话里用暗语告诉您，您现在记好了，我只要说出去六国饭点吃饭，那就是通知你们出发……”
“你怎么懂得这些间谍的套路？你在哪里学过吗？”任潮公最后问道。
“我是响马出身，响马出去踩点子，放探子，与现在的间谍有啥区别？”
“噢！我把这茬忘记了，你小子可真是个全才！好了，就按你说的办。”
李久离开的时候，满脸堆笑，弯腰鞠躬行大礼，就好像得到了任潮公许给的一个天大好处那样，把个任潮公弄的……猛然想起刚才李久说的话，干脆摆起架子，挥挥手，然后自顾自转身离去，这个画面直到好多年后任潮公说起来还想笑。
比利时货轮船长皮埃尔，本身就是在西贡那边发财的，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他跑到了印度，后来还参加了比利时流亡政府的抵抗活动。他的这条“阿丹”号就是战争结束后，从德国诸多赔偿物资中获得的。对于这条船来说，他既是船东，也是船长。二战后，许多西方人都在辛勤的进行原始积累，他们以前的财富都被战火付之一炬，尤其是原来的中小业主。皮埃尔在战前曾经在比利时皇家海军里担任舰长，退役后到东方来冒险淘金，结果碰上了太平洋战争，运气够差的。现在，他最想的就是多赚点钱，给自己买第二艘第三艘货轮，买更大的货轮。
当皮埃尔从越南北部的防城港运回了一整船稻谷之后，他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就在他走的这一个礼拜，香港的稻谷价格突然暴跌了三成，这就让皮埃尔赔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知道。他本身是为法国人从香港送药品和服装、食品过去。战后，法国人回到越南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法国人打德国人不行，打越南人似乎也不行。法国的经济在战后本来就很拮据，现在又面临对越南殖民地的争夺，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法**队在香港采购了大量的药品和服装、食品等等，并且通过外交渠道找到了皮埃尔，让皮埃尔以成本价给他们运输，回来的时候承诺给他们最低价格的稻谷，可以在香港出售后获利。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当时，香港的粮食市场是很小的，160万人能吃多少？广东本身盛产稻米，尤其是珠三角的生产能力，到了晚清时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这还不包括顺着西江从广西、湖南过来的稻米。而每年到了11月份以后，新米和新谷才会逐步的汇集到广州“十三行”，以前，为了控制香港的物价，香港的米商会共同确立一个进出量，可最近，九九记那边递过话来，难民太多，粮价下调。九九记的远洋运输不行，可是把运沙子的改运稻谷一点不难。
没过几天，邱秉堂那边来的五名军官有四个到了香港，没来的那个本身就是邱秉堂警卫团的团长，这个时候过来不合适，其他四个脱身后都先后到了广州，然后联系上了钟志豪后，直接坐火车到了香港，这下好了，李久让钟志豪派过去的那几个人回来了，有了滇军的人过来，九九记就可以不沾包了。
尽管保密工作做的很好，可是大批民主人士和科学家文艺家们北上的消息还是让老蒋知道了，毛人凤自然是被骂的狗血淋头，还枪毙了几个人。此时，老蒋是真的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进入12月下旬后，傅宜生的看家本钱35军等部队被歼灭于张家口和新保安一带，整个平津局面顿时变成了北平和天津这两座孤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老蒋仍然利用手上控制的海军和保密局，严格控制着上海和香港诸多民主进步人士的行踪，这使运用货轮北上的难度也提高了。
头两批人员乘坐的轮船是挂着西方国家国旗，而实际船东是老毛子的，这个情报已经被保密局和美国cia获知，因此，那几条船在后来的航行中多次遭到了老蒋海军的拦截搜查，继续使用那个方式北上就不太安全了，必须要去找那些“纯种”的西方国家货轮。其实找货轮不难，尤其是这样近海的短程运输，是许多欧美船长乐于干的，航行风险小，运输时间短利润大。问题是夹带人员这就另说了。
在经过精心挑选后，选中了一艘比利时货轮，价钱和要求都谈好了，船长经受不起高额的报酬，愿意做这件事情，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一个大型的香港公司出面给他担保。组织上找了好几家公司，都被船长认为不够分量而拒绝了。
船长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的条件呢？因为这个船长自己携带了大量的禁运药品，一旦在海关被查，那他就要赔钱了，这也是船长想趁机多赚钱的一个构思。如果是有分量的公司，那么这个担保就可以让香港那个“**”的海关放行，只要离开了香港进入公海，船长就什么都不怕了。不是说当时进出香港不要证件吗？是，人员进出随便，可是轮船不行，港英政府的大部分财源收入就来自于海关，所有进出的轮船都要受到检查，尤其是美英政府宣布了一批禁运物资清单后，那些海关人员又多了一个捞钱的机会。
当时，组织上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数量并不多，规模也有限，毕竟，组织上的财力也是很紧张的，这还是钱通过李久的九九公司给那边大力支援的结果。可现在，卡住了，一时半会找不到可以出面担保的公司，不是规模不够，就是条件不符合，不被信任的公司肯定不能用，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此时的任潮公已经得知了那些北上人员的安全到达的消息，从那些寄回来的信件中，任潮公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他有些后悔没有跟随第二批直接北上，可是，现在着急也没有用，他还在等待朋友的通知，可这个通知就是迟迟不来，自己的行李已经在一个礼拜之前就送出去了，满以为马上就可以动身了，可没想到这就没了下文，而且，任潮公的离去，在香港的一些家人的生活费也成了问题。
“将启用备用方案，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香港工委接到了上级的指示。
随即，钱晚上回到家里跟李久谈起了“担保”的事情，问九九记能否出面。李久其实一直在关心这个事情，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可他却没有同意钱的要求。
“这个事情不能由我们的组织来对我们说，这不利于我们的潜伏。应该由组织上向任潮公说出实情，让任潮公自己想办法，这样，任潮公就会找我，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暴露自己，任公出面，将来我就有话说，任潮公，党国忠臣，找到我这小人物，我能拒绝吗？撕破脸，老子跟他们打也有理啊！江湖上也会支持我们，如果让英美认为我们参合进政治活动中，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不利，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李久的话可以说进退有据，构思合理。
钱立即把这边的想法发了出去，不久，上级回电，“同意你们的设想。”
任潮公终于得知暂时无法出行的原因，他沉吟了一下对前来沟通的人员说道，“担保的问题我来想办法，我们不能光等让你们冒险，我们也该出点力。”
任潮公想到的第一个担保人就是九九公司，他相信只要自己开口，那么李久不会不答应，不过，这次又欠了李久人情了。任潮公一开始还有些担心自己能不能说动李久，可是从老龙那里得知，老龙成功的脱离控制就是李久策划的。为此，任潮公还有些汗颜。因为他也组织人马去干了这个事情，等到他见到老龙后，行动才被取消，而且，他们策划的是行动是把老龙弄到云南去，远没有李久这个计划来的迅速和有效，而到达香港后要想回昆明，那是易如反掌，问题是老龙现在不适合回昆明，而且回到昆明也不安全，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
为什么这么说呢？老龙要回昆明，老卢那边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是继续扶助老龙官复原位还是让老龙在幕后指挥？不管选择哪一种，都会在滇人将领中造成分裂，老龙还有二个儿子在云南带兵，分裂的局面几乎无法避免。而且，这个局面正是老蒋希望看到的结果，这也是得知了老龙去了香港，老蒋没有下达追杀令反而冠冕堂皇的“批准龙院长在香港休假三月”的真实原因。
老龙和任潮公这些老政治家对老蒋的这点心思一眼看穿，所以，老龙安心在香港居住，同时与昆明的老卢保持“密切”联系。事实上，云南的起义活动在卢亭返回昆明时就已经开始策划了，关键是火候未到。老卢目前频频的外出视察，频频的接见滇军将领，这些都被老蒋误读为“云南要自保”。老蒋认为，滇人喜欢故步自封，不愿意外来人统治是有传统的。自己拿下老龙，云南也没摆平就是个例子，他不知道，那是因为“李闻事件”把整个云南人心弄丢了。三年，老蒋在云南不仅没有获得什么，反而把滇人逼到了与他反目的境地，自以为可以让滇军去当炮灰，结果，关键时刻，滇军在战场起义，不仅没当炮灰，反而帮倒忙。
老蒋落到今天的这个结果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谁见过靠地痞流氓可以统治国家的？老蒋自己是流氓出身，哪怕装扮的再好，自己平时自律的要求再高，骨子里的流氓秉性是改不了的，从四一二政变到校场口事件，20多年了，老蒋玩的还是地痞流氓的手段，一点都没有长进。
这天，李久在办公室里接到了任潮公的电话，让李久去他那里一趟。
李久知道该来的来了，还故意的拿捏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的这部电话有没有保密局监听很难说，可被港英政府的政治部监听那是必然的。在电话里，他得给监听者留下一个“被迫无奈”的印象，同时也让任潮公知道，他有难处。
关于自己的电话被监听的事情，不光是凯特告诫过他，就是海琳娜也暗示过他。就是他们不告诫，这俩人从来不给李久打电话，从这个现象看，李久就知道，港英政府对他们这些“大老板”是不放心的。这里的大老板是双意的，一方面是指新晋崛起的老板和公司，比如九九公司，另一方面是指从大陆过来的老板，李久就是双料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另外一个身份其实就是英**情六处的一个分部，其搜集情报的能力一点不比刚刚建立的cia差，而且，与cia还进行情报共享，所以说，曾几何时，香港被称为世界谍报人员的“大杂烩”和“情报天堂”。
电话里说话是一个态度，人跑过去笑脸相对又是一个态度，李久建议去散步，老练的任潮公顿时就明白了李久的用意，于是，两人到山路上去散步，去遛弯。
任潮公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要求，“我需要你的公司帮忙担保，一旦出了事情你得自己负责，丑话说在前面，我对港英当局毫无影响力，他们不买我的账。”
“没有问题，那个船长无非是贪了点，想顺便带点违禁的药品，这在香港很普遍，抓住了也就是罚款而已，你们做好随时出行的准备吧，那条比利时的货轮目前应该是去了越南，法国人在那里正与游击队打的热闹呢。”李久爽快的说道。
“你为什么在电话里那样跟我说话？好像拒人千里之外似得，你是说给谁听的？难道说……保密局把手伸到了香港吗？”任潮公敏感的觉得李久有秘密。
“保密局在这边未必敢那么干，可是港英政府不会不干，他们要掌握中国的情报，还有从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嘴里获得确切消息更简便的法子吗？你叫我过去，我就唯唯诺诺的过去，第一，与我现在在商界的地位不相符，第二，也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我得给他们布置个假象，等会我走的时候，也会做出你不喜欢的一些表情和动作，到时候您别当真。在我们身后200米的地方，就有几个人盯着我们呢，他们不是保密局的，保密局在香港的人都已经被我的人盯死了，他们在我来之前已经被钟志豪的人给绊住了……您什么时候走，我会在电话里用暗语告诉您，您现在记好了，我只要说出去六国饭点吃饭，那就是通知你们出发……”
“你怎么懂得这些间谍的套路？你在哪里学过吗？”任潮公最后问道。
“我是响马出身，响马出去踩点子，放探子，与现在的间谍有啥区别？”
“噢！我把这茬忘记了，你小子可真是个全才！好了，就按你说的办。”
李久离开的时候，满脸堆笑，弯腰鞠躬行大礼，就好像得到了任潮公许给的一个天大好处那样，把个任潮公弄的……猛然想起刚才李久说的话，干脆摆起架子，挥挥手，然后自顾自转身离去，这个画面直到好多年后任潮公说起来还想笑。
比利时货轮船长皮埃尔，本身就是在西贡那边发财的，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他跑到了印度，后来还参加了比利时流亡政府的抵抗活动。他的这条“阿丹”号就是战争结束后，从德国诸多赔偿物资中获得的。对于这条船来说，他既是船东，也是船长。二战后，许多西方人都在辛勤的进行原始积累，他们以前的财富都被战火付之一炬，尤其是原来的中小业主。皮埃尔在战前曾经在比利时皇家海军里担任舰长，退役后到东方来冒险淘金，结果碰上了太平洋战争，运气够差的。现在，他最想的就是多赚点钱，给自己买第二艘第三艘货轮，买更大的货轮。
当皮埃尔从越南北部的防城港运回了一整船稻谷之后，他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就在他走的这一个礼拜，香港的稻谷价格突然暴跌了三成，这就让皮埃尔赔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知道。他本身是为法国人从香港送药品和服装、食品过去。战后，法国人回到越南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法国人打德国人不行，打越南人似乎也不行。法国的经济在战后本来就很拮据，现在又面临对越南殖民地的争夺，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法**队在香港采购了大量的药品和服装、食品等等，并且通过外交渠道找到了皮埃尔，让皮埃尔以成本价给他们运输，回来的时候承诺给他们最低价格的稻谷，可以在香港出售后获利。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当时，香港的粮食市场是很小的，160万人能吃多少？广东本身盛产稻米，尤其是珠三角的生产能力，到了晚清时就有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这还不包括顺着西江从广西、湖南过来的稻米。而每年到了11月份以后，新米和新谷才会逐步的汇集到广州“十三行”，以前，为了控制香港的物价，香港的米商会共同确立一个进出量，可最近，九九记那边递过话来，难民太多，粮价下调。九九记的远洋运输不行，可是把运沙子的改运稻谷一点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