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道德
如果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欲，那么群体显然不具备任何的道德。群体既多变，又冲动，他们不可能道德。
如果我们把某些短期内表现出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那么群体的行为，经常会有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只着眼于群体的犯罪行为，见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于是得出了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的结论。他们只看到了群体行为的一部分，群体犯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孤立的个人不可能在生活中满足这些本能，因为风险成本太高了，有正常判断的人都不可能蠢到去干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一旦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彻底消失了，我们常常说到“法不责众”，这里指的不是法律的管辖权，而是指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人越多，这种信念就越坚定。他们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力量感，这会使得群体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些本能，便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十分懦弱的残忍。
17世纪初，伍尔兹堡有个小男孩说，如果把灵魂卖给魔鬼，就能每天都吃上饭，有小马骑的话，那么他十分愿意这么做。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立刻被抓了起来，被绞死后烧成了灰烬，百多名成年人围观了这一现场，却没有一个人阻止这暴行。
17世纪末，北美洲殖民地一名叫高利的男子被指控为男巫，尽管他千方百计地否认，但还是被判了刑。据说在处决的时候，由于感到异常痛苦，他把舌头伸到了外面，而负责监督行刑的是新英格兰司法长官，他竟然命人抓起一根棍子，把舌头硬生生地塞进了他嘴里。
这样的残忍，与猎人聚集成群捕杀动物时表现出的残忍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这再一次验证了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一个原本善良而正直的人，究竟会做出怎样违背良知与道德的事情来。
群体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在某些时候，群体也会做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行为，那是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的时候，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于可以让他慷慨赴死。
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1792年，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诸国集合联军，大举进攻法国的时候，雅各宾党人的振臂高呼，引来了无数民众自愿参加军队，一再击败联军。
当我们回顾历史，发现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能英勇地面对死亡。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
理性的个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自我利益几乎是孤立个人行动的唯一动机，但自我利益几乎不能成为群体的强大行动力。
只有群体才能表现出不计名利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
在公众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在这些战争中，民众宁愿自己被屠杀，也不愿意停止他们的行为，如同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群体能使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变成无恶不作的恶棍，反之，亦能使罪大恶极的浑蛋严格按崇高的道德纪律行事，仅仅因为他是群体中的一员。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泰纳让人们注意“九月惨案”中的一个事实：
1792年9月，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雅各宾派的手中，他们将熔化的黄金灌进贪官的嘴中，由于要杀的人太多，他们感觉断头台的速度太慢，于是变换了杀人方式，将那些“对革命不积极”的人以方阵的形式排在一起，用大炮来轰炸他们。被杀的人血流成河，执行屠杀的暴民却没有一个人把受害者身上的财物据为己有，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些财物放在了会议桌上。
1848年的7月革命中，手执武器的民众与奉命赶来弹压的军警站在了一起，攻占了查理十世居住的杜伊勒利宫。这些呼啸而过的民众，没有拿走王宫里任何一件东西，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珍宝，占有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可以让自己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衣食无忧。
由此可见，群体对于个人，有很强的道德净化作用，尽管这种个人的道德净化叠加起来，可能意味着全社会灾难性的后果。群体对个人的道德净化作用并非不变的常规，然而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状态。
即使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我前面说过，观众要求剧作中的英雄具有现实中可能有的夸张美德，我们在前面说过，同样，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彼此要求，督促对方将不道德的行为收敛起来。一次集会，即使该群体成员品质良莠不齐，大家也会表现出少有的一本正经来。那些平时放荡不羁的浪子或缺少教养的粗人，在某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也会变得彬彬有礼起来，虽然与他们习惯性的谈话相比，这种场合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伤害。
虽然群体经常放纵人类低劣的本能，踩天理和道德于脚下，干出惨绝人寰的勾当，但也不时树立起崇高的道德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算作美德的话，那么毋庸置疑，群体最具备这些美德，而且他们达到的水平，哪怕是德行最高尚的哲学家也望尘莫及。
当然，他们只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但这无碍大局，我们求全责备，指责群体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成为被本能愿望支配的不动脑筋的机器。但是，如果连群体也受眼前利益桎梏，那么地球上根本就不会有灿烂的人类文明，更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如果我们把某些短期内表现出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那么群体的行为，经常会有很高的道德境界。
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只着眼于群体的犯罪行为，见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于是得出了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的结论。他们只看到了群体行为的一部分，群体犯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蛰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孤立的个人不可能在生活中满足这些本能，因为风险成本太高了，有正常判断的人都不可能蠢到去干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一旦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彻底消失了，我们常常说到“法不责众”，这里指的不是法律的管辖权，而是指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人越多，这种信念就越坚定。他们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力量感，这会使得群体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些本能，便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正是十分懦弱的残忍。
17世纪初，伍尔兹堡有个小男孩说，如果把灵魂卖给魔鬼，就能每天都吃上饭，有小马骑的话，那么他十分愿意这么做。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立刻被抓了起来，被绞死后烧成了灰烬，百多名成年人围观了这一现场，却没有一个人阻止这暴行。
17世纪末，北美洲殖民地一名叫高利的男子被指控为男巫，尽管他千方百计地否认，但还是被判了刑。据说在处决的时候，由于感到异常痛苦，他把舌头伸到了外面，而负责监督行刑的是新英格兰司法长官，他竟然命人抓起一根棍子，把舌头硬生生地塞进了他嘴里。
这样的残忍，与猎人聚集成群捕杀动物时表现出的残忍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这再一次验证了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一个原本善良而正直的人，究竟会做出怎样违背良知与道德的事情来。
群体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在某些时候，群体也会做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行为，那是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的时候，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于可以让他慷慨赴死。
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比比皆是。1792年，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诸国集合联军，大举进攻法国的时候，雅各宾党人的振臂高呼，引来了无数民众自愿参加军队，一再击败联军。
当我们回顾历史，发现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能英勇地面对死亡。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
理性的个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自我利益几乎是孤立个人行动的唯一动机，但自我利益几乎不能成为群体的强大行动力。
只有群体才能表现出不计名利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和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何止千万！
在公众智力难以理解的多次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在这些战争中，民众宁愿自己被屠杀，也不愿意停止他们的行为，如同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
群体能使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变成无恶不作的恶棍，反之，亦能使罪大恶极的浑蛋严格按崇高的道德纪律行事，仅仅因为他是群体中的一员。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泰纳让人们注意“九月惨案”中的一个事实：
1792年9月，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雅各宾派的手中，他们将熔化的黄金灌进贪官的嘴中，由于要杀的人太多，他们感觉断头台的速度太慢，于是变换了杀人方式，将那些“对革命不积极”的人以方阵的形式排在一起，用大炮来轰炸他们。被杀的人血流成河，执行屠杀的暴民却没有一个人把受害者身上的财物据为己有，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些财物放在了会议桌上。
1848年的7月革命中，手执武器的民众与奉命赶来弹压的军警站在了一起，攻占了查理十世居住的杜伊勒利宫。这些呼啸而过的民众，没有拿走王宫里任何一件东西，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珍宝，占有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可以让自己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衣食无忧。
由此可见，群体对于个人，有很强的道德净化作用，尽管这种个人的道德净化叠加起来，可能意味着全社会灾难性的后果。群体对个人的道德净化作用并非不变的常规，然而却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状态。
即使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也可以看到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我前面说过，观众要求剧作中的英雄具有现实中可能有的夸张美德，我们在前面说过，同样，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彼此要求，督促对方将不道德的行为收敛起来。一次集会，即使该群体成员品质良莠不齐，大家也会表现出少有的一本正经来。那些平时放荡不羁的浪子或缺少教养的粗人，在某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也会变得彬彬有礼起来，虽然与他们习惯性的谈话相比，这种场合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伤害。
虽然群体经常放纵人类低劣的本能，踩天理和道德于脚下，干出惨绝人寰的勾当，但也不时树立起崇高的道德典范。如果不计名利、顺从和绝对献身于真正的或虚幻的理想都算作美德的话，那么毋庸置疑，群体最具备这些美德，而且他们达到的水平，哪怕是德行最高尚的哲学家也望尘莫及。
当然，他们只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但这无碍大局，我们求全责备，指责群体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成为被本能愿望支配的不动脑筋的机器。但是，如果连群体也受眼前利益桎梏，那么地球上根本就不会有灿烂的人类文明，更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