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加西莫多的救赎
上文已经说过，加西莫多在副主教和爱斯梅拉达双双死去的那天傍晚，他便从巴黎圣母院消失不见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
吉卜赛姑娘被绞死的那天晚上，按照惯例，刽子手便把她的尸体从绞刑架上解了下来，然后便扔到隼山的地窖里。
隼山，正如索瓦尔说的那样，它是王权统治中最古老、最威严的绞刑台。它在圣殿关厢和圣马丁关厢之间，离库尔提比较近，就算离巴黎也只有一百六十里地。它是一个不是特别高，且奇形怪状的小山丘，却十分阴森恐怖。
读者不妨想象一下，有一个高十五尺、宽三十尺、长四十尺的平行六面体的建筑物，坐落在一个大石灰堆的顶上，它有一道门，一排外栏杆以及一个平台。十六根高三十尺的粗大石柱子立在平台上，一根横梁架在两根石柱子的顶端，横梁上隔垂着一条铁链，每条铁链上都挂着死人的骷髅。一个石质的十字架和两个较小的绞刑架，摆在附近的一块平地上，就像是从主树干上派生出来的两条枝丫。在这些可怕的景物上空，时刻盘旋着一群乌鸦。这便是隼山了。
建于1382年的这座绞刑架，到了十五世纪末，它已经被磨砺得破败不堪了。横梁腐朽，铁链生锈，石柱上长满青苔，因长时间无人行走的平台，杂草丛生。这座高耸的建筑物映衬着天空，样子极其恐怖，特别是在晚上朦胧的月色照着那些骷髅头，或者夜风呼啸，铁链撞击着骷髅，一切都在黑影中摇晃时，简直就是一座阴风乱舞的地狱。
这座让人恐惧的大建筑物的底座下面是空的，其中筑有一个大大的地窖。四周有铁栅栏围着，被扔在里面的不只是从隼山的绞刑架上解下来的尸体，还有巴黎各处绞刑架上被绞死的不幸的人。在这个地窖里，数不清的人类躯体和说不清的罪恶一同腐烂，世界上无数的伟大人物，无数清白无辜的人物在死后被无情地扔到这里。第一个在隼山被绞死的人叫昂格安·德·马意尼，他就是一个正人君子；最后一个被送到这里的也是一名正人君子，叫做郭里尼，他是一名海军统帅。
至于加西莫多的失踪，我们所发现的便是下面这些情况：
在这篇故事结尾的事件发生大约两年或十九个月之后，人们去隼山的地窖里找奥里维·勒丹公爵的尸体，他是两天前被处死的，查理五世恩准他的身体葬在圣洛昂，埋葬在较为善良的人中间。人们在那些可怕的死人堆里发现了两具奇怪的尸体：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尸体，其中一具是男尸，另外一具是女尸。女尸身体上还残留一些白色布片，而且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镶有绿色玻璃的小香囊，可里面什么也没有。可能因为这件东西并没有什么价值，因此那些刽子手并没有搜刮走。人们还发现紧紧抱住她的那具男尸，他的脊椎骨严重变形，脑袋更是缩到了肩胛骨中，而且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且，他明显不是被绞死的，因为他脖子上没有一点伤。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个男人应该是主动来隼山送死的。可是当人们想把他和他紧紧抱住的那具尸体分开时，他却立即化为灰烬。
维克多·雨果，是十九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家的代表。而他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便是“对照审美原则”，是他在为《克伦威尔》写的序言中提出的。他是这样阐述“对照审美原则”的：“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变成单纯的高雅或崇高，它们是一种混合体，处于复合杂陈状态，‘丑陋就在美丽的旁边，畸形紧挨匀称，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艺术家不能违反自然的本性，无权将两者加以割舍，应该同时加以表现，‘把阴影渗入光明，让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便是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
雨果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就是这种对照审美原则的范本，作品通过环境与事件，人物与人物，群体与群体的多重对照，突出了其重大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巴黎圣母院》所选择的情节展开基地和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巴黎圣母院，是最适合也是最具有对比意义的地方。巴黎圣母院，这座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大教堂，不但是法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法国几代王朝“政教合一”统治的神圣象征。但是，就在这样一座堪称神圣的地方，却上演了一幕幕的滑稽丑剧：自视神圣庄严的教会，却将集美丽与纯真于一身的吉卜赛女郎视为邪恶而送上绞刑架；道貌岸然的圣母院副主教堂·克洛德·孚罗洛，却是一个对金钱和美女有着强烈占有欲的伪君子。作者通过场景与事件的对比，不仅揭露了教会的伪善、邪恶与冷酷，还突出了作品反封建、反教会的意义。
《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角色，构成了一个网络式的对比关系。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爱斯梅拉达，她与三个男人的相互对比而显现出人物思想性格，揭示作品的思想意义。爱斯梅拉达与加西莫多，是外貌的美丑对比。爱斯梅拉达外表奇美，宛如天仙；加西莫多外表奇丑，甚似妖魔鬼怪。而高尚、纯洁的灵魂，又使这两位相貌有着有天壤之别的男女相互亲近，互相帮助，和谐共处。在这一对比中，雨果将“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紧挨优美”的美学原则做了生动的体现。
爱斯梅拉达与克洛德·孚罗洛，是“善与恶”的对比。爱斯梅拉达是天使，是善的化身，她同情弱者，不以善小而不为；克洛德是魔鬼，是恶的代表，他表面道貌岸然，其实内心粗鄙肮脏，他残害善良，摧毁美艳。在这“善与恶”的对比中，雨果的“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的美学原则得到了充分映证。
爱斯梅拉达与弗比斯，是感情的真假对比。爱斯梅拉达执着追求爱情，真诚向往爱情，就算在面临死亡时仍对弗比斯念念不忘；而弗比斯则是薄情寡义，玩弄感情，最后更是可耻地背叛了爱斯梅拉达。就算说他是置爱斯梅拉达于死地的元凶，也不为过。在这一对比中，突出了“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纯真爱情受到薄情寡义的亵渎。
同时，围绕着爱斯梅拉达的三个男人又自然而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风流倜傥的弗比斯对待爱斯梅拉达虚情假意，玩弄她的感情，更是在与吉卜赛姑娘往来时脚踏两只船；道貌岸然的克洛德对爱斯梅拉达有着强烈的占有欲，一旦遭到她的拒绝就施展阴谋诡计，最终将她置于死地；尽管相貌丑陋的加西莫多曾劫持过爱斯梅拉达，但那也是在他被骗的状况下，才做出来的事情。后来为报答吉卜赛姑娘的“滴水之恩”，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将她从绞刑架上抢救出来，并百般呵护照料她，更是对她萌生了纯真的爱情，直至殉情而死。雨果正是通过这种人物与人物之间网络式的交叉对比，不但使美丑得到了彰显，善恶得到了明晰，而且人物形象更突出，艺术效果更强烈。
《巴黎圣母院》不仅运用参照对比手法塑造了爱斯梅拉达、加西莫多、弗比斯、克洛德这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而且还运用这一手法描绘了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社会的两个不同群体：以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为代表的封建王室及上流社会和以乞丐王克洛潘为代表的下层社会。上层社会的统治者们，衣冠楚楚，举止文明，但内心肮脏，野蛮残忍，他们不仅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进行惨无人道的凌辱虐待杀戮，而且相互猜忌，明争暗斗；下层社会的被压迫者们虽然衣衫褴褛，举止粗野，但他们心地善良，对内互敬互爱，对外则是团结一心。作者通过两个群体的对比，不但向读者展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更是突出了反教会、反封建的主旋律，深化了人道主义思想。
总而言之，《巴黎圣母院》是雨果“对照审美原则”的经典范本。全书在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的对比参照中塑造了爱斯梅拉达、加西莫多、弗比斯、克洛德等典型形象，突出了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深刻地揭示了真善美与假恶丑、崇高与滑稽、光明与黑暗既相辅相成，又有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吉卜赛姑娘被绞死的那天晚上，按照惯例，刽子手便把她的尸体从绞刑架上解了下来，然后便扔到隼山的地窖里。
隼山，正如索瓦尔说的那样，它是王权统治中最古老、最威严的绞刑台。它在圣殿关厢和圣马丁关厢之间，离库尔提比较近，就算离巴黎也只有一百六十里地。它是一个不是特别高，且奇形怪状的小山丘，却十分阴森恐怖。
读者不妨想象一下，有一个高十五尺、宽三十尺、长四十尺的平行六面体的建筑物，坐落在一个大石灰堆的顶上，它有一道门，一排外栏杆以及一个平台。十六根高三十尺的粗大石柱子立在平台上，一根横梁架在两根石柱子的顶端，横梁上隔垂着一条铁链，每条铁链上都挂着死人的骷髅。一个石质的十字架和两个较小的绞刑架，摆在附近的一块平地上，就像是从主树干上派生出来的两条枝丫。在这些可怕的景物上空，时刻盘旋着一群乌鸦。这便是隼山了。
建于1382年的这座绞刑架，到了十五世纪末，它已经被磨砺得破败不堪了。横梁腐朽，铁链生锈，石柱上长满青苔，因长时间无人行走的平台，杂草丛生。这座高耸的建筑物映衬着天空，样子极其恐怖，特别是在晚上朦胧的月色照着那些骷髅头，或者夜风呼啸，铁链撞击着骷髅，一切都在黑影中摇晃时，简直就是一座阴风乱舞的地狱。
这座让人恐惧的大建筑物的底座下面是空的，其中筑有一个大大的地窖。四周有铁栅栏围着，被扔在里面的不只是从隼山的绞刑架上解下来的尸体，还有巴黎各处绞刑架上被绞死的不幸的人。在这个地窖里，数不清的人类躯体和说不清的罪恶一同腐烂，世界上无数的伟大人物，无数清白无辜的人物在死后被无情地扔到这里。第一个在隼山被绞死的人叫昂格安·德·马意尼，他就是一个正人君子；最后一个被送到这里的也是一名正人君子，叫做郭里尼，他是一名海军统帅。
至于加西莫多的失踪，我们所发现的便是下面这些情况：
在这篇故事结尾的事件发生大约两年或十九个月之后，人们去隼山的地窖里找奥里维·勒丹公爵的尸体，他是两天前被处死的，查理五世恩准他的身体葬在圣洛昂，埋葬在较为善良的人中间。人们在那些可怕的死人堆里发现了两具奇怪的尸体：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尸体，其中一具是男尸，另外一具是女尸。女尸身体上还残留一些白色布片，而且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镶有绿色玻璃的小香囊，可里面什么也没有。可能因为这件东西并没有什么价值，因此那些刽子手并没有搜刮走。人们还发现紧紧抱住她的那具男尸，他的脊椎骨严重变形，脑袋更是缩到了肩胛骨中，而且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且，他明显不是被绞死的，因为他脖子上没有一点伤。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个男人应该是主动来隼山送死的。可是当人们想把他和他紧紧抱住的那具尸体分开时，他却立即化为灰烬。
维克多·雨果，是十九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家的代表。而他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便是“对照审美原则”，是他在为《克伦威尔》写的序言中提出的。他是这样阐述“对照审美原则”的：“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变成单纯的高雅或崇高，它们是一种混合体，处于复合杂陈状态，‘丑陋就在美丽的旁边，畸形紧挨匀称，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艺术家不能违反自然的本性，无权将两者加以割舍，应该同时加以表现，‘把阴影渗入光明，让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便是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
雨果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就是这种对照审美原则的范本，作品通过环境与事件，人物与人物，群体与群体的多重对照，突出了其重大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巴黎圣母院》所选择的情节展开基地和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巴黎圣母院，是最适合也是最具有对比意义的地方。巴黎圣母院，这座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大教堂，不但是法国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法国几代王朝“政教合一”统治的神圣象征。但是，就在这样一座堪称神圣的地方，却上演了一幕幕的滑稽丑剧：自视神圣庄严的教会，却将集美丽与纯真于一身的吉卜赛女郎视为邪恶而送上绞刑架；道貌岸然的圣母院副主教堂·克洛德·孚罗洛，却是一个对金钱和美女有着强烈占有欲的伪君子。作者通过场景与事件的对比，不仅揭露了教会的伪善、邪恶与冷酷，还突出了作品反封建、反教会的意义。
《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角色，构成了一个网络式的对比关系。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爱斯梅拉达，她与三个男人的相互对比而显现出人物思想性格，揭示作品的思想意义。爱斯梅拉达与加西莫多，是外貌的美丑对比。爱斯梅拉达外表奇美，宛如天仙；加西莫多外表奇丑，甚似妖魔鬼怪。而高尚、纯洁的灵魂，又使这两位相貌有着有天壤之别的男女相互亲近，互相帮助，和谐共处。在这一对比中，雨果将“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紧挨优美”的美学原则做了生动的体现。
爱斯梅拉达与克洛德·孚罗洛，是“善与恶”的对比。爱斯梅拉达是天使，是善的化身，她同情弱者，不以善小而不为；克洛德是魔鬼，是恶的代表，他表面道貌岸然，其实内心粗鄙肮脏，他残害善良，摧毁美艳。在这“善与恶”的对比中，雨果的“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的美学原则得到了充分映证。
爱斯梅拉达与弗比斯，是感情的真假对比。爱斯梅拉达执着追求爱情，真诚向往爱情，就算在面临死亡时仍对弗比斯念念不忘；而弗比斯则是薄情寡义，玩弄感情，最后更是可耻地背叛了爱斯梅拉达。就算说他是置爱斯梅拉达于死地的元凶，也不为过。在这一对比中，突出了“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纯真爱情受到薄情寡义的亵渎。
同时，围绕着爱斯梅拉达的三个男人又自然而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风流倜傥的弗比斯对待爱斯梅拉达虚情假意，玩弄她的感情，更是在与吉卜赛姑娘往来时脚踏两只船；道貌岸然的克洛德对爱斯梅拉达有着强烈的占有欲，一旦遭到她的拒绝就施展阴谋诡计，最终将她置于死地；尽管相貌丑陋的加西莫多曾劫持过爱斯梅拉达，但那也是在他被骗的状况下，才做出来的事情。后来为报答吉卜赛姑娘的“滴水之恩”，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将她从绞刑架上抢救出来，并百般呵护照料她，更是对她萌生了纯真的爱情，直至殉情而死。雨果正是通过这种人物与人物之间网络式的交叉对比，不但使美丑得到了彰显，善恶得到了明晰，而且人物形象更突出，艺术效果更强烈。
《巴黎圣母院》不仅运用参照对比手法塑造了爱斯梅拉达、加西莫多、弗比斯、克洛德这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而且还运用这一手法描绘了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社会的两个不同群体：以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为代表的封建王室及上流社会和以乞丐王克洛潘为代表的下层社会。上层社会的统治者们，衣冠楚楚，举止文明，但内心肮脏，野蛮残忍，他们不仅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进行惨无人道的凌辱虐待杀戮，而且相互猜忌，明争暗斗；下层社会的被压迫者们虽然衣衫褴褛，举止粗野，但他们心地善良，对内互敬互爱，对外则是团结一心。作者通过两个群体的对比，不但向读者展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更是突出了反教会、反封建的主旋律，深化了人道主义思想。
总而言之，《巴黎圣母院》是雨果“对照审美原则”的经典范本。全书在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的对比参照中塑造了爱斯梅拉达、加西莫多、弗比斯、克洛德等典型形象，突出了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深刻地揭示了真善美与假恶丑、崇高与滑稽、光明与黑暗既相辅相成，又有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