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2，就算撞破头也绝不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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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城光复以后不久，当地的八路军部队奉命调往别处。一支国民党的部队接管了县城，设立了党部。不久，来了几位迟到的接收特派员。一个被日军占领多年，早已抢掠得民不聊生、彻底贫穷的县城，除了人口，其实已没任何值得接收的了。
    但他们总是要做出点儿政绩的，于是“肃奸”“除奸”。
    真正的汉奸早就被武工队除掉了，伪军也被八路军及时解决了。
    他们收集了一些不经核实的情况，将王文琪逮捕，匆匆秀了个审讯的过程，贴出告示，要将王文琪枪决。
    一些村子里的农民不明真相，奔走相告，拍手称快。但对于全县城里的人，王文琪是大恩人。结果在县城里引起众怒，许许多多人欲要砸国民党党部。这引起了有责任感的国民党人士的过问，一了解，事实相反，勒令将王文琪释放了。
    几天后，王文琪从当地消失了，实际上是被罗队长护送到八路军的队伍里去了。不仅王文琪消失了，武工队也消失了，韩成贵那样一些地下抗日时期的“内部人”一同消失了，连韩柱儿都跟他们走了。
    又不久，内战开始。
    到1951年，王文琪脱下军装回到家乡，被任命为县中学校长。那所县中学的前身，便是当年的县女中，校址依旧在原址。韩柱儿也转业了，改名韩铸，成为土改工作组的一名骨干。因为他父亲是烈士，尽管他脾气不好，也喜欢独断专行，上下左右的同志们都尽量包涵之。罗队长在内战中牺牲了。韩成贵随大军南下，在福建某县当上了副县长。
    关于王文琪家的成分，土改工作组中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既然他当年曾将地契烧了，并且自行将土地分给了乡亲们，自己一亩都没留，无论如何不该定为地主。根据他父亲在世时对农民们挺好这一事实，定为开明乡绅比较恰当。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工作组定农村人们的成分，主要是以土地多少为原则的。有多少土地定什么成分，上级是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的。在文件中，并无所谓开明乡绅的条目。县一级工作组无权自作主张，那是要犯错误的。非定什么开明乡绅，须打报告请示上级。等上级批复下来，肯定是旷日持久的事。而且未必就是同意的批复。至于王文琪烧地契、分土地，那种个人行为固然可嘉，但并不能代表新中国具有绝对权威性质的政府行为，实属无效，不应影响土改工作组划分阶级成分的原则。在后一部分人中，韩铸是态度最为坚决的。
    于是王文琪的家庭成分被定成了地主。向他宣布时，他很不愉快。事后，欲找韩铸理论，要求改正。一想韩铸脾气不好，怕结果更加不愉快，就变了想法，决定请韩大娘间接向她孙子反映反映他的个人意见。隔了一夜，自己想通了，觉得成分不过就是成分，无所谓。反正自己单身一人，又已经是党员了，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能有什么实际影响呢？便作罢了。但不愉快却埋在心里了——别人什么主张他不在意，他在意的是韩铸也那样坚持。心中明明有不愉快，某时话里话外地就带出来了。
    韩铸对王文琪也是心存老大不快的——王文琪当年两次救了他命的事，每被同志们借以开他的玩笑。在那种玩笑中，更受人尊敬的，似乎不是他，反而是向日本鬼子跪下过的王文琪了！这使他特别恼火。尤其令他恼火的是，当有人想听当年那段往事去问王文琪时，王文琪居然每笑着说：“请韩铸同志专门讲给你们听嘛！”
    韩铸认为王文琪这么说，是成心想使他丢丢脸。
    其实，有的同志并不是借以开他的玩笑，而只不过是对那段往事颇感兴趣罢了。
    两年后，王文琪结婚了。那一年他虚岁四十岁了。他的妻子叫刘梦舲，二十二岁，是县中的教师。
    王文琪不知韩铸也对他心存芥蒂。在他那儿，觉得只有自己对韩铸不满的理由，他韩铸哪儿有也对他王文琪恼火的把柄呢？所以，婚礼前，他还是托人给韩铸送了一份亲笔书写的喜柬，为的是主动表示依然友好的意思。毕竟，是一个村里出来的人啊！
    举行婚礼那天韩铸借故没到场，但让人捎去了一台德国相机，那是韩铸的部队首长送给他的纪念物，他很喜欢的东西。王文琪收下了，觉得是收下了一份深情厚意。
    婚后的王文琪，夫妻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着实过了几年幸福美满的日子。若说也有遗憾，那便是刘梦舲不能生育。但王文琪却不以为憾，每将妻子也当女儿宠爱着。
    1957年号召给党提意见时，王文琪表现得积极踊跃，逢会必大发其言，还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意见可多了，再没机会提出来快憋死啦！”
    他给已经当上了县委干部的韩铸也提了不少意见，认为韩铸好大喜功，又每每凡事充内行，比如对县中学的工作就经常下达很外行的指示。
    韩铸那时也结婚了，妻子是地委一位书记的女儿。
    在划“右派”时，韩铸坚持道：“如果王文琪不是‘右派’，那简直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反右斗争’干脆也别搞了！”
    于是王文琪不久后被宣布为“右派分子”。
    客观而论，即使韩铸不那么坚持，王文琪也必定还是会被划为“右派”。即使他替王文琪说好话，结果也不会改变。他说得不错，如果连王文琪都不是“右派”，那简直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反右斗争”干脆也别搞了。
    但韩铸同志并不认为，王文琪一旦成了“右派分子”，他的人生就会是另一番情形。今朝是“右派”了，明朝悔过自新了，摘去帽子，依然可以重新成为党所信任的人嘛！他认为“反右”只不过就像父母惩罚一下不懂事的儿女。不论站在党的立场上，还是个人解解气，他都认为太有必要惩罚一下王文琪了。
    王文琪也是这么想的。便闭门思过，开始写哪一次都通不过的检讨，承认自己言辞过激。
    偏偏那时，福建方面派人来搞韩成贵的外调，王文琪是重点询问对象。王文琪做梦都想不到，由副县长而副书记的韩成贵，在福建那边也成了“右派”。他还以为韩成贵又要进步了、升职了呢。
    尽管自己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王文琪还是乐于成人之美。他说韩成贵是大好人啊！怎么个好法呢，他就讲起了当年韩成贵如何教他写汇报，如何让他将第一份汇报烧掉了的事。话一秃噜，连自己和佐艺子之间的事也说了出来……
    结果韩成贵那边的命运就雪上加霜了。好嘛，当年教王文琪那么一个软骨头的中国人如何隐瞒在日本军营里的重要而可耻的经历，如何欺骗抗日组织，这是性质何等严重的问题啊！
    韩成贵哪里能料到王文琪会对搞他外调的人说那些陈年旧事呢？暗暗叫苦，据理力争，说王文琪当年的骨头一点儿也不软。
    两个“右派”，一个说对方是大好人，另一个替对方辩护骨头之软硬，工作组的同志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俩是两个“右派”之间的“惺惺相惜”。
    而韩成贵则转而认为，王文琪是为了自保，所以出卖他以求有功。他心说，王文琪啊王文琪，你何必害我？！
    王文琪也由于自己暴露出了可耻的历史问题，结果不仅已是“右派”，而且还有“汉奸”之嫌了。
    韩铸良心发现，去找他是地委书记的岳父替王文琪做证，说王文琪当年肯定没有汉奸行为。
    岳父反驳他，凡事谁也别那么肯定。王文琪当年在日本军营里的行为，除了他自己清楚，没第二个人清楚啊！如果不是他自己说走了嘴，谁会知道他竟与一名日本军妓有那么一腿呢？你韩铸并不知道吧？那个韩成贵倒是当年就知道，可是却教他隐瞒。他后来的表现确实有功，但怎么能证明就不是他随机应变的一种狡猾招数呢？现在看来，他一刀砍下了池田的头，就不能不说是疑点。如果池田被救活了，成了战犯，留下口供，不就不必怀疑他了？可正是他一刀将池田杀死了呀！
    韩铸被岳父说得哑口无言。
    岳父又说，我们是讲政策的，实事求是的。目前虽不能就给他戴上“汉奸”的帽子，但此人有重大历史疑点，这种结论也是没法不下的吧？
    结果王文琪自然当不成校长了。
    结果组织不得不出于好意，劝刘梦舲与王文琪离婚。
    刘梦舲哭着回到家里，质问王文琪与佐艺子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文琪只得对妻子细说当年，倾诉自己当年经历的种种恐惧、屈辱和无奈，也坦率承认自己与佐艺子确有过那么一件事；并将当年自己的种种想法，耐心地向妻子一番番解释。
    最后他问：“你能理解吗？”
    妻子默默点头，表示可以理解。
    他又说：“为了你好，我愿意离婚。”
    但刘梦舲反而更加爱丈夫了。她一向认为他是个特别诚实的人，对他的陈述和解释句句相信，很为他不平。
    所以她态度坚决地说：“可我不愿离。”
    王文琪劝了她半天，强调种种离婚对她的好处，直至将她劝哭了，大声嚷嚷起来：“你怎么就不说说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说你说，对你自己有好处吗？！”
    王文琪愣了，半天说不出话。
    结果，连刘梦舲也当不成教师了，与丈夫一起被遣回韩王村，成了“劳改”对象。
    韩王村的大多数老人都还健在，他们经常叮嘱晚辈，不许欺负王文琪夫妻。他们并没经受与乡亲们不同的什么苦难，一如既往地恩爱着。王文琪又充当起了乡村医生，不久便被乡亲们视为村里不可缺少的人物了。
    王文琪五十三岁那年，刘梦舲三十五虚岁了。那一年，“文革”开始。与“文革”时代相比，两口子变成农民夫妇的十来年，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县城里的形形色色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三天两头到村里来批斗他们一番，还有时押着他们去各村游斗，或将他们押到县城里去，召开场面更大声势也更大的批斗会。批来斗去，夫妻二人渐渐明白，与其说他们是“革命”的敌人，莫如说他们实际上成了“革命者”们的玩物。批斗他们能使“革命者”们无比娱乐。而那种时代是缺少娱乐理由和方式的时代，而人又是多么需要娱乐的动物，中国人也不例外。成了玩物比是敌人更加可悲。因为批斗敌人的方式，无非就是戴高帽子、挂大牌子、剃阴阳头、以墨泼脸、扇耳光、皮带抽、冬天勒令在严寒中冻几个小时、夏天被迫在大雨中淋，或在烈日下晒；而同时又成为玩物，被凌辱被虐待的方式，则就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了。不论农村还是县城里，有些老人死了，还活着的变得明哲保身了。他们也每对王文琪进行揭发，说昧良心的话。他们的行为一受到鼓励和肯定，渐渐地便不觉得昧良心了。中青年们，都是更需要娱乐的，既娱乐着也等于革命着，干吗不快乐地进行呢？至于当年的事实，谁还管那些呢！
    夫妻二人，只有用一个“忍”字相互开导着坚强地活下去。
    韩铸起先也是挨了批斗的，但“根红”，后来被“革委会”结合了。唯恐哪一天再被踢出“革委会”，于是亲自组织了一场对王文琪夫妻的批斗，痛斥到愤慨之际，也扇了王文琪一耳光。王文琪嘴角流血呆呆地看他时，他往下猛按王文琪的头，同时骂：“给我低下你的狗头！”接着又小声说了一个字：“忍。”
    一次，在县城里，刘梦舲被一名红卫兵猛地一推，一头跌下卡车，昏过去了。王文琪独自将妻子背回家，第二天，她没苏醒。第三天，还没苏醒。第四天王文琪明白，妻子成了植物人。
    幸而乡情始终偷偷地存在，转成为地下活动，就像当年的抗日是地下活动那样。这使王文琪得以有较多时间护理不省人事的妻子。他一有空就为妻子进行按摩。起码，每天睡前的一次全身按摩是几乎未间断过的。一次从头到脚任何部位都进行到的按摩做下来，每每两个多小时，做得他自己出一身汗。至于白天，头部、双手、双脚、双耳的按摩，更是随时见缝插针地进行。他和妻子的两口之家还是当年他自己住过的那两间屋，另一间当年修缮过的屋子已塌了。院子也早已又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了。许是老天见怜，住在老宅院中使他的妻子能一天天活着。因为在院中一个秘密的地方，地下深处埋着几大坛名贵的中草药。他也在院子里种起各类草药来，将寻常草药与名贵草药搭配了，每夜熬成药汁或药膏。汁以口哺妻，日数次。膏敷妻各穴，勤换之。并将各种豆子、粗粮细粮自磨成浆；凡能搞到的瓜果蔬菜，亦皆细捣成糊状，同样以口哺妻。日久，妻竟可咽下他嚼过的馍了。某日坏人们又来找麻烦，发现药锅中有熬过的完整老参，大惊，严审从何而来？答曰家传下来的。问尚有多少？藏于哪里？答曰再没有了。坏人们不信，轮番掴其耳光，以致口鼻流血，然其答始终如第一句。坏人们不信，东掘西找，一无所获，悻悻而去。
    王相信体温、语言、爱抚之法，亦对恢复植物人知觉起作用。夏日每眠，必执妻手。秋冬则夜夜拥妻而睡，历春至夏方止。按摩之后，欲睡之前，必爱抚良久，对耳喃喃诉说从前恩爱关系及盼恢复之殷切。至于替妻子擦洗全身，以使洁净，更是从不懈怠。梳发，剪指甲、趾甲，为惯常之事。那刘梦舲，虽处植物状态，却不但一年年活了下去，而且一年比一年头发黑亮、皮肤细腻、双唇红润，脸色粉白，容光焕发，宛如被催眠之美妇人。逐渐地，手指脚趾能动，唇角可现微笑，面有小表情。然此一切变化不为他人知。
    某夜睡前，妻在他的爱抚之下，忽然说：“恩爱原来这样。”
    王大诧，以为幻听，点燃残烛，擎举照视，见妻双目睁开矣，黑白分明如从前，眸子晶亮。
    问：“方才是你说话？”
    妻点下颏作答。
    问：“别怕，我不是坏人，是你丈夫，你可记得吗？”
    妻又说：“不必解释。你夜夜此时在我耳旁絮语，使我忆起咱们是夫妻。”
    王置烛床头，紧抱妻子，喜极而泣。
    几天后，北京逮捕了“四人帮”。
    又几天后，有村人发现刘梦舲在院子里走动，误以为王行男女私通之事，谣言顿起。王听到，请大家来见妻子，谣言止而众人异为奇事。那一年，王文琪六十三岁了，头发蓬乱，久未刮脸，满脸半黑半白硬胡茬，一邋遢老农模样。而其妻，年龄一如三十几岁时，甚而俊秀超过当年。
    众人都说，当年还像两口子，现如今太不般配了。
    妻子命王文琪不许再那种样子。
    第二天王文琪便另一种样子了，不像老农像老教师了。
    气质是想找回来就很容易找回来的东西，只要真的曾有。
    接着这夫妇二人好事连连：
    王文琪的“右派”问题彻底纠正了。
    他所谓的“历史疑点”也被宣布为无稽之谈了。
    部队出具证明，郑重承认他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一个人了。
    组织部门宣布他享受副县级干部的退休待遇了。
    刘梦舲也享受退休教师工资了。
    夫妇二人都可补发一大笔钱了。现在看共二三千元而已，当年就是一大笔钱了，尤其以农民们的眼光来看。夫妇二人坚决不要补发工资，并立下字据，放弃领取退休金至死。补发工资作为一笔奖励基金，每年奖给县中学的好学生、好教师。退休金可由学校按时助济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在职教师及退休教师。
    校方的同志大惑不解，奇怪地问：“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啊？”
    王文琪笑答：“反正能生活下去就是了。”
    刘梦舲也说：“信他的话吧。”
    虽然不领退休金，夫妇二人却过得有滋有味，不愁吃不愁穿的。而且吃的穿的，都越来越好了。经常买了大量的糕点罐头、学习用品、衣服帽子鞋子什么的，分发给村里的孩子们。逢年过节，也经常地结伴慰问村里的贫病老人。就像后来的干部们访贫问苦那样，给钱还给物。
    乡亲们都猜测，准是因为王家当年有些值钱的东西在王文琪手上，时代变了，可以卖钱了，所以不稀罕要那笔补发工资，也不稀罕每月去县中学领退休金了。
    有以往善待过王文琪的乡亲，私下里问他大家猜得对不对。
    王文琪笑道：“是有那么点儿东西。”
    乡亲们便又猜，都认为怎么也得几万那么多。20世纪80年代初，谈到钱，万元就是天文数字了。比几万还多的钱，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
    那年冬季特别冷，王文琪夫妇住到省城一家最高级的宾馆去了。有人说他是怕妻子冻出病来，也有人说妻子是怕他冻出病来。夫妇二人在“文革”中受苦多多，体质很差了。当年省城的高级宾馆也高级不到哪儿去，需要资格介绍信才住得进去，却毕竟有暖气。他们图的是温暖。王文琪已经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了，刚够资格住进去。
    到了春季，韩王村的人们听县中学的人说，夫妇二人直接从省城申请去了香港，去看王文琪的妹妹及一位堂兄。那堂兄在香港经商，生意做得颇大。而他妹夫是一位大学教授。
    初夏的雨季过了以后，夫妇二人回到了韩王村，捐了一笔钱，监管着大兴土木，租来了两台铲土机，将自家各处摇晃欲塌的老宅院推为平地，要为村里建成一所中小学合为一体的学校。还捐了另一笔钱，对县中学进行彻底翻修。据说两笔钱加在一起一百多万。这两件事使村人们对夫妇二人无限热情、无限崇拜起来，表现就是，跟他们说话“您”“您”的了，开始称呼王文琪“王先生”、称呼刘梦舲“刘老师”了。而以前他们当面叫他“老哥”“老弟”或“死文琪”；当面叫她“他王家婶子”，背后叫她“文琪老婆”或“白菜心儿娘子”。后一种叫法，亦褒亦贬——白菜心儿固然嫩，也好看，却不能按实际的菜论的。
    那年雨水少，老天爷挺照顾两项工程。国庆前，都竣工了。县中开庆祝会时王文琪夫妇都没去。他累病了，刘梦舲得服侍他。村里也为学校的落成开了庆祝会，是夫妇二人自己张罗开的。开庆祝会也总须花钱的，村里出不起那份儿钱，人们都有庆祝一番的心思，却没人愿说。那不等于要人家夫妇俩再掏钱吗？夫妇俩主动张罗开，正符合人们的想法，都支持。村里的庆祝会开得还场面颇大，地点就是学校操场，周围插了几十面彩旗，放飞一串串气球。原本只请了各邻村的农民们，没请县里任何方面的领导。但他们闻讯都来了，连即将从副县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韩铸也现身了。领导们来了就要人人讲话，他们也都喜欢在大场面中讲话。唯独韩副县长没讲话，请他讲话时，他说没做大会讲话的准备。他说倒是对王先生有几句悄悄话要讲。悄悄话嘛，自然不适合在大会上讲的。
    领导们都讲过话就中午了，大人孩子都着急地等着聚餐。操场上摆了几十张桌子，从县城请来的五位大厨，便在操场边上搭案支锅，各显其能。
    那一顿大聚餐丰盛无比，人们海吃山喝，一片高兴。
    韩铸终于一手酒瓶一手酒杯地来到王文琪跟前了，醉意醺醺地说：“老哥，你得谢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等着，可你没有。”
    王文琪沉吟着问：“柱子，我谢你什么呢？”
    韩铸说：“当年批斗你时，我悄悄对你说过一个‘忍’字。你忍对了吧？如果不忍，想不开寻了短见，能有今天的风光？我一句话拯救了你的命运，还等于救了嫂子的命，对不对？”
    王文琪想了想，笑道：“说得是，那谢了。”
    二人一碰杯，各自一饮而尽。
    几天后，王文琪夫妇跟谁也没打招呼，悄悄离开了韩王村。
    又几天后，夫妇二人出现在福建某县，找到了已离休的韩成贵。韩成贵在家中热情款待他们。二人将当年的误解说开了，两位夫人从旁听着，忽而相对落泪，忽而喜笑颜开。
    从那时起，王文琪夫妇再没回过家乡当地，也再没有任何家乡当地的人见过他们。关于他们的传说，家乡当地却流传不少。有人说，王文琪将祖传的唐伯虎、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画以及几件唐宋明清的瓷器玉器抵押在香港某银行了，价值三四亿。也有人说不止，应值七八亿。那家银行特许他随时可从银行支取资金，按借贷算息记账。还有人说那是起初的事，还没拍卖，又需钱用，没法子。后来都拍卖掉了，钱存在银行里了，利息都怎么花也花不完。
    各地时兴招商引资以后，家乡当地新上任的县领导在一次干部会上说，王文琪从本县的地界内消失了，是本县的巨大损失。如果有谁能将他请回来，那就等于对本县立了大功。是干部的，提一级。是百姓的，给资金。是年轻人的，负责安排满意的工作。是农民的，全家可以“农转非”。
    于是形形色色的家乡当地人，不须号召，发起了“寻找王先生”的群众运动。干部带头，几年内越“运”越“动”。
    然而，却没人真的找到过王文琪夫妇。
    有人说他们根本不住在大城市，只住在中小城市。也从不在任何地方置房产，包宾馆饭店的套房住，或租房子住。大隐隐于市，低调得没法使人想得到他们是亿万富翁。并且，夫妇二人都改名了。
    北京几家影视公司知道了王文琪夫妇的“故事”，都想找到他们，游说他们出资，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原型，拍电影、电视剧以及专题片，还要搞各种戏剧。他们耳目灵通，信息多又快，都怕行动迟了，都想独占鳌头。
    还真被一家影视公司的人在一座小县城找到了王文琪夫妇，他们认为最能使夫妇俩动心的游说理由是——电影准得奥斯卡大奖！电视剧绝对在央视一套“黄金段”播出。
    刘梦舲见王文琪快被纠缠得恼火了，掩饰着同样的反感说：“我先生身体不好，求求你们，今天到此为止，明天你们再来谈吧！”
    第二天那家饭店去了更多找“王先生”的人，包括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一干人等。
    饭店的人告诉他们，“王先生”退房离去了，说是出国。具体到哪个国家去了却不知道。
    2000年后，陆续有些日本人出现在当年池田大佐那支日军部队驻守过的县城里，多数日本人的父亲当年都有幸活了下来，他们是代表父亲前来中国对一个叫王文琪的中国人感激予命之恩的。也有少数日本人，便是当年的“鬼子兵”。
    他们自然没见到王文琪，便都又到韩王村去朝拜他的故居。
    自然也没了什么故居，只有都在学校操场跪成一片，以了心愿。
    现而今，关于王文琪的最新也是较可靠的信息是——他已经去世了，刘梦舲剃度出家，皈依佛门，隐居某庵。
    至于那一大笔钱，据说由一批可靠人士经管，成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善款……
    2012年11月11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