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一章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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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十天后，天津站内，高开天找到付可乐报告：日谍小李被警察局拘禁10天放出后，就去车行辞了工，据说要求退押金的时候还吃了一些亏。现在已经回到他的住所。
　　付可乐让高开天不用再长时间盯着了，只需掌握住他基本动向即可。
　　付可乐又对高开天说道；“天津三教九流的人物你认识的比我多。你试着去打听打听，那袁武有什么关系特别好的人，或者有什么他经常去的僻静处。”高开天满口答应下来，并且很快托人安排了下去。
　　没过几天，高开天就说打听到一些情况了。袁武的父亲在8个兄弟中排行老七。所以袁武他有六个伯伯，一个叔叔。至今在世的还有四个伯伯。其中袁武和他的二伯关系最为亲近，差不多半个月就会带点小菜到他家喝点小酒。据说他二伯酒瘾极大酒量又不佳，所以每次都会喝得酩酊大醉。当然，高开天也了解到了这个独居老头子的地址。特务处天津站情报组的人，拿出手的情报必须尽可能准确，详细。
　　当天傍晚，下了班，付可乐就买了一瓶汾酒，一只烧鸡，半斤牛肉，两屉狗不理包子去找袁武的二伯去了。他坐了一辆黄包车，他心里想：过两天要花点时间把开车学起来，这样以后有些单独行动会更加简单快速。
　　付可乐对袁武二伯袁国富表示，自己敬佩袁武是杀日本间谍的英雄，听说他和袁武是最亲近的，就特意来找他喝点小酒，听他讲点袁武的豪侠故事。
　　那袁国富哪里知道什么袁武的英雄故事，但是为了美酒、美食，他连声答应。也难为他挖空心思讲了两件袁武与人斗殴打架的事，嘴巴就不怎么有空说话了，没多久就大醉了，歪倒在那呼呼大睡。一瓶汾酒还剩下大半瓶。
　　袁国富一个人住的屋子并不大，只有并排的两个小房间。确认袁国富已经熟睡之后，付可乐开始仔细搜查。不久之后，付可乐在一个沉重的木柜底部发现了一处暗格。暗格不带锁，但是卡的很紧，付可乐也费了些力气才打开。暗格里藏的是美金，目测有一万八千多美金。发财了，又是好大一笔钱！付可乐取走美金，再把暗格复位。
　　付可乐估计袁国富并不知道这个暗格的存在，一则以他的力气应该开不了。二则老头如果知道里面有这么多钱，他家里不会一滴酒都没有。
　　他走过去在烧鸡上扯下一只鸡腿，又在桌上留下5快大洋。他看了看表，啃着鸡腿走出门去了，听见睡梦中的袁国富喊了一声“干杯”。
　　第二天，付可乐带上全部钱财跑到英租界里的汇丰银行。天津的汇丰银行设于1882年。大英帝国巅峰阶段内，英国汇丰银行也随之在全世界范围扩张。付可乐觉得现阶段汇丰银行是个好选择。
　　他将日元，大黄鱼也全部换成了美金。这样他在汇丰银行的账户里的存款达到了万美金。
　　又一日，王智祥通知他，勇利碱厂老板范旭初请客，晚上的饭局定在天津著名酒店国民大饭店。本着低调的原则，王智祥只叫上了付可乐和曾策两位组长。范旭初也只叫了另外一位好友、《大公报》的主编、天津人王雨生。
　　付可乐自己开车到国民大饭店，之前他花了两天时间学会了熟练开车。天津站情报组的这辆黑色福特当然归他使用。袁武那辆车也已经被换过牌照开回站里了。天津站现在一共有四辆黑色福特汽车了。
　　国民大饭店是法国庭院式建筑，汽车可以开进去，很方便，在当时属于难得。
　　范旭初那天在看到袁武案的报道后，完全目瞪口呆，无法想象袁武这样的恶毒小人能够反杀他的日本主子。不过他慢慢地回过味来，他想起自己是为此事去求过王智祥的。复兴社特务处的人有些什么样的能耐，他也是有所耳闻的。所以他才会在事情平息下来的时候，请王智祥出来，表达谢意。
　　众人在席间都没有提袁武的案子，这种默契反而让彼此之间更加明白了。
　　大家先是聊起了勇利碱厂的创业经过。原来天津自古以来是很好的产盐地，因为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是盐商聚集地。范旭初先开办的是勇利精盐厂，使用了当时的新工艺产出优质精盐，并以五角海星为商标。考虑到酸碱是化工工业的基础，是衡量国家工业能力的重要指标，范旭初又决心制碱。由于勇利碱厂采用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制碱方法，化盐为碱。最终其蓝三角牌纯碱以高品质两获世界博览会金奖。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成就。
　　袁武的案子范旭初不想多言，但是其他的事情他并无禁忌。所以他还说起勇利碱厂经历的种种坎坷。而这其中，以英国公司劳片门最为凶狠。劳片门公司原本靠着垄断制碱的新工艺获得暴利，当然要打击新出现的竞争对手。劳片门公司先是利用大英帝国的外交霸权，无视中国政府，操纵盐业机构对勇利碱厂的原料盐大幅加税。它妄图极大增加勇利碱厂的生产成本并使其失去市场竞争力。勇利碱厂奋起抗争，经过多方努力，尤其是借助了新闻界的力量，最终挫败了这一毒计。劳片门公司退缩的原因在于，如果对中国企业以非常不正当、不公平的手段竞争获胜，则民意强烈反弹可能让自己失去市场，得不偿失。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劳片门公司利用自己强大的资金实力低价倾销。这也是足以扼杀勇利碱厂的毒招。而且降价销售，中国市场的民意就不会那么支持勇利碱厂了。毕竟在那个时代，鲜有懂得保护民族工业、保护本国市场的明白人。即使有人懂这些，政府也未必肯听从并执行；即使政府肯听从并执行，基本上也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旧中国政府在列强面前，一直是跪着的，一直是孙子辈的。
　　在危急关头，勇利碱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勇利碱厂杀入被劳片门公司高价垄断的日本市场，即使售价比劳片门公司低很多，但是也已经能支撑企业生存了。
　　勇利碱厂坚持了一年。英国劳片门公司损失巨大，先撑不下去了，主动求和，声明在中国市场今后将不再任意压价。勇利碱厂只有接受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若是想继续公平竞争，将剩勇追穷寇，干脆把劳片门公司直接干趴下。那么，几天后，可能工厂就要被英国舰队炮击了。旧中国政府呢，在准备赔款割地的和平协议啊。多多赔款，帝国主义可以多返回我们一些回扣，也许还能再多建一两个北大。
　　中国在流血！
　　勇利碱厂经历的困难还有很多，比如各方势力层出不穷、无奇不有的苛捐杂税；比如一直要忙着帮军阀运兵打内战的物料运输渠道；比如因为金融混乱而狂飙突进的企业融资利息……太难了！
　　众人也是只能大声感慨而已。
　　话题转到了《大公报》主编王雨生。和勇利碱厂一样，《大公报》也是“天津三宝”之一，另外还有一宝是天津南开大学。可惜这天津三宝之一南开大学的二宝：冯翔和高开天没有到场。不然的话，今天这一桌就凑齐天津三宝了。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因为其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而闻名。蒋校长和我党未来的伟大领袖都非常重视《大公报》的报道。
　　《大公报》有著名的“四不”原则。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不党，指的是以中国公民的维度发表意见，不带成见和背景；不私，指报纸向全国人民开放，是公众的喉舌而不为任何私人服务；不卖，指声明言论不能拿来交易，不接受政治献金，也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不盲，是指不人云亦云，也不会在事实没有明确之前妄加评论，以追求事实真相为责任。
　　王雨生是自学成才的奇人。他说自己进《大公报》之前，就已经确立自己要做一个彻底的新闻人。
　　王雨生笑道：“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只有坚持独立的人格，才有与之对应的独立发言权，才有说真话的资格。才能放胆批评国民党。还有，我从来都坚持对两党一视同仁。”
　　这确实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好选择。当然，这也绝对不是唯一的好选择。在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的时刻，总是有无数的英雄个人，愿意付出任何牺牲。
　　天津处于中日之争的第一线，现在已经有半截身子被日本人咬在嘴里。所以不管这五位对红党的态度如何，对日本人的满腔仇恨一定是相同的。同时，这五位的学识、经历、眼界、谈吐等都为上乘。众人谈得尽兴，喝了个一醉方休，颇有些“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意思。
　　对于我们可乐而言，这次聚会让他结识了范旭初这位优秀的企业家，以及更为重要的《大公报》的卓越主编王雨生。这将对他未来的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