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2章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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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康有一个可怜的儿子，嵇绍。嵇康死的时候，他大约十岁。能记事，但是不懂事的年纪。
    在他后来的记忆里，对父亲的印象如同写在水面上的名字，也许融入了波心，但在平静的水面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很少提起他那个太过著名的父亲。在他的时代，政府对嵇康讳莫如深，学生们却爱他纪念他狂热地崇拜他。而他，作为嵇康唯一的继承人，却无法坦率地表达他对于父亲的情感。父亲曾经给他留下过礼物，那是一封信。纸寿千年，借着这坚韧的承载物，作为父亲的嵇康，在他缺席的嵇绍的成长过程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儿子身边陪伴他。跟那个愤世嫉俗的高傲的嵇康不一样，作为父亲，他坦白、赤诚，甚至啰里啰嗦、絮絮叨叨。
    那时候，嵇绍还小，可能不记得了。桐荫初夏，竹影婆娑中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背后那双满载着慈爱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不激昂，不愤怒，平静而满足。养育一个生命是件奇特的事情，做了父亲的嵇康，对于儿子的要求不是循着他的脚步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相反，他给儿子指明一条明哲保身之道，愿儿子做一个独立的、有风骨的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幸福的人。他到底还是希望儿子成为儒家的君子，而不是他自己叫嚣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又哪里是“薄周、孔”了，济世救民，本是他的梦，但他太较真，以至于和孔融一样，看见污浊的现世玷污了自己的信仰便恨得跳起来要和它划清界限。
    留给嵇绍的那封《家诫》是这样写的：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耀，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
    ……
    不须行小小束脩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若人从我有所欲求者，先自思省，若有所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拒之，虽复守辱不已，犹当绝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此为与之多也。自不如此，而为轻竭。不忍面言，强副小情。未为有志也。
    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行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后视向不言此事，无他不可，则向言或有不可，然则能不言，全得其可矣。
    ……
    外荣华则少欲，自非至急，终无求欲，上美也。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则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则便是不知矣。若见窃语私议，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时逼迫，强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
    ……
    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鬻货徼欢，施而求报，其俗人之所以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
    嵇康对自己能平安看着孩子长大似乎缺乏信心，所以留下了这封《家诫》。同时在临死前把嵇绍托付给了他宣布与之绝交的山涛，而不是与他更形影不离的向秀，或者更有名的阮籍。除了确定山涛的人品无可挑剔，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给宝贝儿子找一个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有质量地活着的典范，他要嵇绍成为一个不委屈自己，也不愧对古往今来典范的男人。对于嵇康这样一个从来不浪费时间筹划安排的人，这就是他的父爱了。
    山涛和嵇康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隐忍。山涛是一个有理想却又很现实的人，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他比嵇康更能在夹缝里生存壮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存身正，行己恭，他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达到那些高缈的理想。
    嵇康去世之后，嵇绍就与母亲一起隐居。嵇绍此时是**的政治犯后代，不能做官。作为那个名字也不能提的人的儿子，他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生活在光不曾照亮的角落。但山涛，作为吏部郎，在朝廷上那些动辄得咎、举步维艰的较量中，他的眼睛从没离开过那座风光不再的庄园中的孤儿。他需要一个时机，让嵇绍登上朝堂。山涛的愿望大概看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但这是嵇康的愿望，也是他的光荣：穷独善其身，达兼济天下。更重要的是，当司马氏已经坐稳了江山的时候，一个现实的人，该做的不是沉睡在过去里唏嘘怨恨，他要改变的是未来。由嵇绍去改变未来，远比躲在父亲的阴影里碌碌无为一辈子更有意义。
    机会终于被敏锐的山涛捕猎到。司马炎上台之后，风向变了。司马炎远称不上雄才大略，不比他父亲、祖父的敏锐狠厉，更比不上之前曹氏父子的文武风流。但就是他统一了中国，给了这个国家二十年难能可贵的繁荣。
    历史对这个前人播种后人乘凉的皇帝的要求很简单：和稀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在之前的禅让争夺中杀得你死我活的知识精英们都团结起来，为这个新的政权出力。稳定是第一要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敌视是新兴王朝的皇帝们最扎屁股的那根刺。他们没有枪杆子，但是有嘴皮子，他们能够蛊惑枪杆子们掀起一浪一浪的反抗，就是全部杀掉也让你杀得手软眼花。况且人都杀掉了，谁去收麦子？
    以代魏之后祭天的“大赦天下”为序曲，司马炎向玄学家的后代们伸出无数的橄榄枝。许允的儿子许奇出来了，本来让他做祭祀处主任秘书，但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放在皇帝身边怕出人命。司马炎倒是很敢赌，大手一挥，没关系，他爹人品那么好，儿子不会差，反而升他为祭祀处副官。贾充的前夫人、李丰的女儿李婉本来因为李丰的反叛被流放，这会儿也回来了。尽管贾充早已续娶了郭槐，可没关系，两个夫人平起平坐，只有左右之分，谁也不得罪。
    山涛看着这些明显的信号，一直没有出声。他需要一个好的时机。他对自己培养的嵇绍有信心，一般的官职，配不上嵇康的儿子。最起码得是组织部，或者秘书办这样的实权机构。亮相不够惊艳，以后不容易出头。不久，秘书丞的位置空出来了。皇帝让组织部长山涛和秘书长贾充议一个人选。
    此时，以山涛为代表的名士派和以贾充为代表的事功派正斗得水火不容，但山涛和贾充脸面上却依然彬彬有礼，有商有量。司马炎很乐意看他们斗，自己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之前山涛和贾充在司马炎“谁也不得罪”的原则下各有胜负，但是这一次，山涛非争不可。嵇绍并非单纯是自己的养子，嵇康的儿子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旗帜，嵇绍进入朝廷中枢不仅能洗刷嵇康的罪名，也会如同一记巴掌，狠狠地掴在当初处心积虑罗织嵇康罪名的钟会们的脸上。
    于是山涛直接就跑去找皇帝面谈了，在皇帝面前给嵇绍打了保票：这孩子，人品好，学问好，有文采，又通音律，应该能够胜任组织部里的工作，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先锻炼一下。山涛话说得很谨慎，还很给司马炎面子：嵇绍的身份您知道，如果要团结名士派，拉拢之前那些人是小打小闹，这一个才是动真格，表现您愿意团结名士和他们的后代的机会来啦！司马炎和山涛是有默契的。顺着山涛的意思，司马炎说，既然如此有才能，还是直接做秘书丞吧。
    对于这个进入国家中枢的机会，嵇绍很彷徨。他仿佛明白这是父亲的意愿，但依然不能确定。为司马家做事，天下那些赞扬他父亲独立人格与不屈品行的人是否能理解他？于是在一个长夜，嵇绍和山涛促膝而坐，关于父亲，关于时局，谈了很久。当他最终问出是否可以去做这个官的时候，山涛只回答，“天地四季便是这样变化着的”。
    要向前看。
    远庙堂究竟不是文化精英的出路，挣扎在体制之外不是被镇压就是自生自灭。有文化又有政治抱负，想要让这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想法运行就必须学会和当局合作。这是从东汉“党锢案”以来几代人血的教训，以血肉之躯和国家机器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不如换个聪明的办法。况且他们之间的鸿沟未必有预想的那么深，司马师没当权之前还是何晏、夏侯玄他们私人集会的常客，钟会也曾是竹林雅集的座上宾，除去学术水平高低不齐，他们不过是治国理念不同而已。
    这才是山涛那句“天地四时犹有消息”的意义，嵇绍很明白。在朝的嵇绍更多地表现出一个儒生的本分，低调、忠诚而勤勉。但是作为个人，他也没有丢父亲的脸，也有自己的名士风度。和父亲一样，他朴素自然，不喜装饰打扮。他也和蔼可亲，和几个侄子住在一起，对待他们都像是亲生儿子一样。有炙手可热的外戚贾谧想来攀交情，嵇绍不卑不亢，保持距离。齐王冏辅政的时候，有次嵇绍找他汇报公务却正逢宴会，司马冏听说嵇绍善音乐，就要他弹琴，但嵇绍以朝廷之官不做伶人之事拒绝了。
    想起来，他父亲对于玄儒合一的想法倒是在他身上真正实现了。
    嵇绍给自己的定位很准确，他既不辜负国家，亦没有辜负父亲。嵇绍生逢八王之乱，却在这场战乱里为了维持国家的稳定尽力周旋。长沙王司马乂控制朝廷的时候，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反上京来。被朝廷派去讨伐司马颙、司马颖的将士纷纷要求嵇绍做他们的主帅，说只要有他领导，他们虽死犹荣。嵇绍懂什么军事？不过是他立身的严正，他对国家的忠诚感动了这些要为国家拼命的士兵，让他们感到亲切而已。
    嵇绍的死也是赶上的。司马颙当政期间，本来已经免了他的官。只是后来大家扎堆攻击司马颖，刚掌权的司马越顺手又恢复了他的爵位。司马越浩浩荡荡带着傻皇帝“御驾亲征”，去攻打正在邺城的司马颖。嵇绍大概知道这是趟有去无回的征程。在出征前，同事秦准问他说，你就要上战场了，总要准备一匹好马吧？嵇绍只是说，我的任务是护卫皇帝。如果皇帝有个三长两短，我要好马有什么用呢？
    这次“亲征”的声势很浩大，全国都痛打落水狗司马颖，指望下一个坐上首辅位置的就是自己，因而出兵都相当积极，传说有百万之众。可是不会领兵的司马越却在荡阴这个地方，被司马颖的战将石超的五万人围成个铁桶。司马越一看大事不好，赶紧把招牌皇帝一丢，自己逃命去了。于是聚集在皇帝周围吃皇粮的大臣跑得比老鼠还快（包括著名哲学家郭象先生）。只剩下嵇绍，不愿逃，一直守在傻皇帝晋惠帝身边。他像孔子的学生子路一样，即使在残酷的战斗中，四周箭雨飞溅，依然端正冠冕，面不改色。最后死时，血溅帝衣，为了保护傻皇帝做了最后一次无畏的抵抗。那个一生糊里糊涂、智商很低，也不管事的傻皇帝司马衷，却在获救后难得有了自己的坚持：他不肯换洗沾满血污的衣服，他说这上面是嵇绍为了保护他流的血，不能洗。
    但傻皇帝也领会错了嵇绍的意思。嵇绍的立身准则从头到尾都清楚明白。他按着父亲的《家诫》做一个对得起先贤，对得起道德的人。他一个文官在千军万马之中血溅帝衣，护的哪里是晋惠帝那个呆皇帝，他保护的是代表这个国家正统的权威。毕竟，以身殉国，是一个男人最光荣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