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9章 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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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下人物记@陈银娃
农民大都能赶车，但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当一个出色的车倌。
星期天，有三辆马车要到片石山去拉石头。我那天没有什么事，就提出跟他们的车到片石山看看。我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多了，每天上午十一点半，下午五点半，都听见片石山放炮。风雨无阻，准时不误。一直想去看看。片石山就是采石场。不知道为什么本地人都叫它片石山。
马车一进山，不由得人要挺挺胸脯，深吸一口气。这是个雄壮的地方。采石的山头已经劈去了半个，露出扇面一样的青灰色的石骨，间或有几条铁锈色蜿蜒的纹道。这石骨是第一次接触空气呀。人，是了不起的。一个老把式正在清除残石。放了炮，并不是所有的石头都崩落下来，有一些仍粘连在石壁上。老把式在腰里系了一根粗绳，绳头固定在山顶，他悬在半空，拿了一根钢钎，这里捅一下，那里戳一下，——轰隆！门板大的石块就从四五层楼那样的高处落到地面。
这是个石头的世界。到处是石头。
好些人在干活，搬运石头。他们把石头按大小块分别堆放。这些石头各有不同用处。大的可制碾盘、磨扇，重量都在千斤以上。有两个已经斫好的石磨就在旁边搁着。中等的有四五百斤，可做阶石、刻墓碑。小块的二三十斤、四五十斤不等，砌墙，垒堤坝。搬运石头，没有工具。四五百斤，就是搁在后腰上背着，——有的垫一条麻袋。他们都是不出声地，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不唱歌，也不喊号子。那么多的人在活动，可是山里静悄悄的。
三辆大车装满了石头，——都是小块的。下山的路，车走得很快。三辆三套大车，前后相跟，九匹马，三十六只马蹄，郭答郭答响成一片，很威风，很气派。忽然，头一辆车“误”住了。快到平地时，有一个坑。前天下过雨，积水未干。不知道是谁，拿浮土把它垫了。上山是空车，不觉得。下山是重载，一下子崴在里面了。
车倌是个很精干，也很要强的小伙子。叭——叭！接连抽了几鞭子，没上来。他跳下车，拿铁锨把胶皮轱辘前面的土铲去一些，上车又是几鞭子。“哦嗬！——咦哦嗬！”不顶！车倌的脸通红，“咳！我×你妈！”手里的鞭子抽得山响，辕马和拉套的马一齐努力，马蹄子乱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还是不顶！越陷越深，车身歪得厉害，眼见得这辆车要“扣”。第二辆车上的是个老车倌，跳下来，到前面看了看，说：“卸吧！”
这一车石头，卸下来，再装上，得多少时候？正在这时，第三辆上的车倌高声喊道：“陈银娃来啦！”
我听人们说起过陈银娃，没见过。
陈银娃是个二十五六的小伙子，眉清目秀，穿了一副大红牡丹花的“腰子”，布衫搭在肩头。——这一带夏天一天温差很大，“早穿皮袄午穿纱”，男人们兴穿一种薄棉的紧身背心，叫作“腰子”。“腰子”的布料都很鲜艳。六七十岁的老汉也穿红的，年轻人就不用提了。像陈银娃穿的这件大红牡丹花的“腰子”，并非罕见。
老车倌跟银娃说了几句话。银娃看了看车上的石头，说：“你们真敢装！这一车够四千八百斤！”又看了看三匹马，称赞道：“好牲口！”然后掏出烟袋，点了一锅烟，说：“牲口打毛了，它不知道往哪里使劲，让它缓一缓。”
三锅烟抽罢，他接过鞭子，腾地跳上车辕，甩了一个响鞭，“叭——！”三匹牲口的耳朵都竖得直直的。“喔嗬！”辕马的肌肉直颤。紧接着，他照着辕马的两肩之间狠抽了一鞭，辕马全身力量都集中在两只前腿上，往前猛力一蹬，挽套的马就势往前一冲，——车上来了。
他跳下车，把鞭子还给车倌。
三个车倌同声向他道谢，“嗳！谢啥咧！”他已经走进了高粱地。只见他的黑黑的头发和大红牡丹花的“腰子”在油绿油绿的高粱丛中一闪一闪，走远了。
老车倌告诉我，陈银娃赶车是家传，他父亲就是一个有名的车倌。有人曾经跟他打赌：那人戴了一顶毡帽，银娃的父亲一鞭子抽过去，毡帽劈成了两半，那人的头皮却纹丝未动。
也有人说，没有那么回事。
@王大力
小车站有个搬运队，有二十几个人。他们搬运的东西主要是片石山下来的石头。车站两边的月台上经常堆满了石料。他们每天要把四五百斤一块的石头，一块一块地背上火车去。他们也是那样不声不响地工作着，迈着稳稳的步子，一步一步走上月台和车厢之间的跳板。
他们的宿舍就在离车站不远的路边。夏天中午路过时，可以看到他们半躺在铺上休息，有的在抽烟。他们似乎在休息时也是不声不响的。
有时有一个女人上他们宿舍来。她带着一个包袱，打开来，把拆洗缝补好的衣服分送给几个人；又收走一些换下来的衣服。这个女人也不说话，也是那么不声不响的。搬运工人对她好像很尊重。她来了，躺着的就都坐起来。这女人有五十上下年纪。
有人告诉我，这是王大力的媳妇。
王大力也是个搬运工，前五年死了。
大家都叫他王大力，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名字。
离车站二里有一个扬旗。扬旗对面有一座孤山头，人们就叫它孤山。——这一带的山都是当地人依山的形貌取的名字，如孤山、红山、马脊梁山。孤山不算很高，不过爬到山顶，周围几十里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曾经上去过。空着手也不能一口气走到山顶，当中总得歇一会儿。有人跟王大力打赌，问他能不能扛三麻袋绿豆一口气上山。粮食里最重的是绿豆。一麻袋绿豆二百七十斤。三麻袋，八百多斤。王大力一口气扛上去了，跟没事似的。
他吃两个人的饭，干三个人的活。
有一次，火车过了扬旗，已经拉了汽笛，王大力发现，轨道上有一堆杉篙，——不知道这是谁干的事。他二话没说，跳下月台，一手抓起一根，乒乒乓乓往月台上扔。最后一根杉篙扔上去，火车到了。他爬上月台，脱了力，瘫下来，死了。
火车一阵风似的开过去了，谁也不知道车站上发生过什么事。
他留下一个媳妇，一个儿子。现在，他原先的同伴共同养活着他的家属。他们按月凑齐了钱，给他的老伴送去。她就给这些搬运工缝缝补补，洗洗涮涮。
孤山下有两间矮矮的房子，碱土抹墙，青瓦盖顶，房顶上爬着瓜藤。有人指给我看：“那就是王大力的家。”
人们每年都要念叨：“王大力死了三年了”，“王大力死了四年了”，“王大力死了五年了”……
@说话押韵的人
我要到宁远铁厂的仓库去办一点事，找一个捡粪的老人问路。他告诉我：起这里一直往东，穿过一片大叶桑树。多会看见地皮通红，不远就是铁厂仓库。我道了谢，往前走。忽然发现：嗯？这人说话是押韵的？
这人有六十开外年纪，还一点不显衰老。他是一个退休的工人，现在的任务是看守着一堆焦炭。这堆焦炭是大炼钢铁的时候存下来的。不老少，像一座小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处理，也不运走，一直就在一片空地上放着。从夏天到冬天，一直放着。
他就在路边一间泥墙瓦顶的房子里住着，一个人。这间房子原是大炼钢铁时的指挥所，现在还可以看到贴在墙上的褪了色的标语。
他是个不安于闲坐的人，不常在家。但是你可以走进去，一切自便。门锁着，熟人都知道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口渴了，喝水。他随时都温着一大锅开水。天气冷，可以烧一把豆秸火烤烤。甚至还可以掏出几个山药放在火里烤熟了吃。山药就在麻袋里放着，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敞着口。
他每天出去巡视几遍，看看那一堆焦炭。其余时间，多半是去捡粪。
不远的田地上矗立着一排一排土高炉，整整齐齐，四四方方。再过三五年，没有见过大炼钢铁的年轻人将会不知道这些黄土筑成的方形建筑物是干什么用的。也许会以为这是古代一场什么战争留下的遗物。——这地方是李克用的故乡，说不定有一个考古学家会考证出这跟沙陀国有关。当年，这个地方曾经是炉火通红，照亮了半个天，——吓得几十里之内的狼都把家搬进深山里去了。现在呢，这些土高炉已经无声无息。里面毫无例外，全都结了一层厚厚的焦子。焦子结实得很。刨不动，凿不开。除非用炸药才能把它炸碎。可是谁也没想起用炸药来炸它。因此，在这片本来是好地的田野上就一直保留着一群古迹。这些古迹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既避风，走进去外面又看不见，于是就变成过往行人的一个合乎理想的厕所。这个退休工人每天就到高炉里去捡粪，在那座焦炭山旁边堆成了另一座山。这座粪山高到一定程度，他就通知公社套车来把它拉走。
我和别人到他的小屋里去过几次，喝过水，烤过火，都没有见到他。人们告诉我，他只有三顿饭时在家。
冬天，我又和别人路过他的家，他在。那是前半晌，他已经在做饭了。我说：“这么早就做饭？”别人说：“他到冬天都是吃两顿。”他把小米饭焖上，说：
三顿饭一顿吃两碗；
两顿饭一顿吃三碗。
算来算去一边儿多，
就是少抓(1)一遍儿锅。
人们告诉过我，这人说话从来就是这样，张口就押韵。我活到这么大，还没有遇见过一个说话全部押韵的人。莫里哀喜剧里的汝尔丹说了四十年散文，此人说了六十年韵文！
他的韵押得还很精巧。不是一韵到底，是转韵的。而且很复杂。除了两个“碗”字互押，“多”与“锅”押；“一边儿”“一遍儿”也是相押的。节奏也很灵活，不是像快板或是戏曲，倒像是口语化的新诗。他说话还有个特点，很形象。结构方法也和一般人不一样。
这个人并不爱滑稽逗乐，平常连话也不多，就是说起话来就押韵，真怪！
@乡下的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古希腊学者。生于叙拉古。曾发现杠杆定律和阿基米德定律，确定许多物体的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法，并设计了多种机械和建筑物。罗马进犯叙拉古时，他应用机械技术来帮助防御，城破时被害。
——《辞海》
此人可以说是其貌不扬。长脸，很长。鼻子下面的人中也特别的长。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脾气好。多会也没见他和人红过脸嚷嚷过。不论是开会，是私底下，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说话，脸上带着笑，眯缝着眼，有一点结巴，不厉害。他不是随风倒的人，凡事自有主见。但是表达的方式很含蓄，很简短。对某人的行为不以为然，只是说：“看看！——这人！”对某种意见不同意，只是说：“嗯！——说的！”因此得了个外号：老蔫。另一个特点是：内秀。
他是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老工人了。主要工作是管理马铃薯试验田。但这只是相对固定。哪里需要人，他就被调去。大田、果园、菜园都干过。粉房的师傅请假回家探亲，他去漏几天粉。酒厂的师傅病了，他去烧两锅。过年杀猪，那是他的活。骡马得了小病，不用送兽医院，他会扎针。他是个好木匠，能开料，能算工。什么地方开农具革新展览会，所里总是派他去。回来后，不用图纸，两三天内，他就能照样鼓捣出几件。
他有一对好耳朵，一个好记性。不论什么乐器，凡是他见过的，他都能摆弄，甭管是横的，竖的，吹的，拉的，弹的。他不识谱，一般的曲子，他听两遍，就能背下来。所里有个李技师，业余爱拉小提琴。这玩意工人们没有见过，给它起了个名儿，叫“歪脖拉”。他很爱这洋乐器，常常到李技师屋里去看他拉，听他拉。有一次李技师被所长请去研究问题。回来时听见有人在他屋下拉他常拉的练习曲。心想：这是谁呀？推门一看，是他！李技师当时目瞪口呆了半天。
为了旱涝保收，所里决定冬天打井。没有人会。派他到公社打井队住了一个星期，回来，支起架子就开工了。两个冬天，打出了八口井。再打两口，就完成了计划。打井不能打打停停，因此得三班倒。为了提高效率，搞了竞赛，逐日公布各班进度。在手的这口井已经打穿了沙层，打到石层了，一两天就能出水了。井筒、油毡都已经准备好，净等着敲锣打鼓报喜了。打到石层，可就费劲了。一班出不了多少活。夜班的带班的是个干部。他搞了点物质刺激，说是拿下多少进度，他买五包牡丹烟请客。这一下，哥儿几个玩了命，而且违反了操作规程，该起锥时不起锥，该灌泥浆时不灌，一个劲地把井锥往下砸。——一下把个井锥夹住了，起不出来了。全班十二个棒小伙子鼓楸了多半夜，人人汗透了棉袄，这井锥像是生了根，动都不动，他娘的！
天亮了，全所的干部、工人轮流来看过，出了很多主意，全都不解决问题，锥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很丧气。得！费了半个月，四百四十个工，还扔了一个崭新的火箭锥，这口井报废了。
老蔫来看了看，围着井转了几圈，坐下来愣了半天神。后晌，他找了几个工人，扛来三十来根杉篙，一大捆粗铁丝。先在井架四角立了四根柱子，然后把杉篙横一根竖一根用铁丝绑紧，一头绑在锥杆上，一头坠了一块千数来斤重的大石头。都弄完了，天已经擦黑了。他拍拍手，对几个伙计说：“走！吃饭！饿了！”工人们走来，看看这个奇形怪状的杉木架子，都纳闷：“这是闹啥咧？”我也来看了看，心里有点明白。凭我那点物理学常识，我知道这是一套相当复杂的杠杆。
天刚刚亮，一个工人起来解手，大声嚷嚷起来：“嗨！起来啦！井锥起来啦！”
老蔫来看看，没有说什么话。还跟平常一样，扛着铁锨下地，脸上笑眯眯的。
按说，他够当一个劳模。几年来的评选会上，工人们都提了他。但是领导不同意。原因很简单：他不是党员。
@俩老头
郭老头、耿老头，俩老头。这两个老头，从前面看，像五十岁；从后面看像三十岁，他们今年都已经做过七十整寿了。身体真好！郭老头能吃饭。斤半烙饼卷成一卷，攥在手里，蘸一点汁，几口就下去了。他这辈子没有牙疼过。耿老头能喝酒。他拿了茶碗上供销社去打酒，一手接酒，一手交钱。售货员找了钱给他，他亮着个空碗：“酒呢？”售货员有点恍惚：记得是打给他了呀？——售货员低头数钱的功夫，二两酒已经进了他的肚了。俩老头非常“要好”，——这地方的方言，“要好”是爱干净爱整齐的意思。不论什么时候，上唇的胡子平整乌黑，下巴的胡子刮得溜光。浑身的衣服，袖子是袖子，领子是领子，一个纽扣也不短。俩老头还都爱穿撒鞋，斜十字实纳帮，皮梁、薄底，是托人在北京步云斋买的。这种鞋过去是专门卖给抬轿的轿夫穿的，后来拉包月车的车夫也爱穿，抱脚，精神！俩老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年下办年货，一起去；四月十八奶奶庙庙会，一起去；开会，一起到场；送人情出份子，一起进门。生产队有事找他们，队长总是说：“去！找找俩老头！”“俩老头”不是“两个老头”的意思，是说他们特别亲密的关系。类似“哥俩”、“姐俩”。按说应该叫他们“老头俩”，不过没有这么说话的，所以人们只能叫他们“俩老头”。
两个老头现在都是生产队的技术顾问。郭老头精通瓜菜，也懂大田；耿老头精通大田，也懂瓜菜。
两个人的身世可不一样。
我第一次遇见郭老头是在一个卖老豆腐的小饭铺里。他坐在我对面，我对他看了又看，总觉得他脸上有点什么地方和别人不大一样。他看着我，知道我心里琢磨什么，搭了茬：“耳朵”。可不是！他的耳朵没有耳轮。“你拿牙咬咬！”那可不行，哪能咬人的耳朵呢！“那你用手撕撕！”我也没有撕，倒真用手指头捏了捏：他的耳朵是棒硬的！——“这是摔跤的褡膊磨出来的。”
他告诉我，他不是此地人，是北京人，——他说的是一口地道北京话。安定门外住家，就在桥根底下。种一片小菜园子，自种自卖。从小爱摔跤。那会摔跤，新手初下场子，对方上来就用褡膊蹭你的耳朵。那会儿的褡膊都是粗帆布纳的，两下，血就下来了。他的耳朵就这么磨出来了。
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那年大旱，河净井干。种菜没水哪行呀？逃荒吧。逃到张家口，人地两生。怎么吃饭呢？就撂了地摔跤。不是表演，是陪人摔。那会有那么一帮阔公子，学了一招两式，喜欢下场显示显示。他陪着摔，摔完了人家给钱。这在阔公子们叫作“耗财买脸”。他说：“不能摔着他，还不能让他摔着了。让他摔着了，倒了牌子；摔着他，那哪成呀！——这跤摔的！”混了两年，觉得陪着人家“耗财买脸”，太没意思了！遇到一个熟人，在这里落了户，他也就搬了过来。一晃，四十年了。
我有一天傍晚从城里回来，那天是八月中秋，远远听见大队的大谷仓里有个小姑娘唱《五哥放羊》。真是好嗓子，又甜，又脆，又亮。哪来这么个小姑娘呀？去看看！走进门，是耿老头！
耿老头唱过二人台。艺名骆驼旦。“骆驼”和“旦”怎么能联在一起呢？再说，他哪儿也不像骆驼呀？既不驼背，也不是庞然大物，——他是个瘦瘦小小的身材，本地人所谓“三料个子”，据说年轻的扮相俊着呢。也许他小名叫个骆驼。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他这个“旦”是半业余的。逢年过节，成个小班子，七八个人，赶集趁庙，火红几天。平常还是在家种地。
俩老头都是在江湖上闯过的人，可是他们在作务庄稼上，都是一把好手。
他们现在不常下地干活了，每天只是到处转转，看看，问问，说说。
俩老头转到一块瓜地。西瓜才窜出苗来，长了几片蓝绿蓝绿的叶子，水灵灵的，好看得很。俩老头围着瓜地转了一圈，咬了一会耳朵，发了话：“把这片瓜都刨了吧，种别的庄稼，种小叶芥菜吧，还能落点猪食。”——“咋啦？”——“你们把瓜子安得太浅了，这一片瓜秧全都吊死了！”瓜子安浅了，扎下根，够不着下面的底肥，长不大，这叫“吊死”。“看你俩说的！青苗绿叶的，就能吊死啦！你们的眼睛能看穿了沙层土板啦！真是神了！不信！”——“不信？不信，看吧！”过了两天，蓝绿蓝绿的瓜叶果然全都黄了，蔫了。刨开来看看，果然，吊死了！
也许因为俩老头闯过江湖，他们不怕官。
“大跃进”那年月，市里下来一个书记，到大队蹲点。在预报产量的会上，他要求一再加码。有人害怕，有人拍马，产量高得不像个话。耿老头说：“这是种庄稼？是起哄哪？你们当官的，起了哄，一走！俺们秋后咋办呢？拿什么往上交，拿什么吃呀？”书记有点恼火，说：“你这是秋后算账派。”郭老头说：“秋后算账派有什么不好呀？就是要秋后算账嘛！秋后算账比春前瞎闹强！”胳膊拧不过大腿，产量还是按照书记要求的天文数字报上去了。措施呢？主要是密植。小麦试验田一亩下了二百斤麦种！高粱、玉米、谷子，一律缩小株行距，下种超过往年三倍。郭老头、耿老头坚决不同意，书记下不来台，又不能拍桌子，气得他说：“啊呀！你就做一次社会主义的冒失鬼行不行？”
到了锄地时，俩老头拿着小锄，下地干起活来。他们把谷子地过密的小苗全给锄掉了。锄一棵，骂一句：“去你娘的！”——锄一棵，骂一句：“去你娘的！”队长知道了，赶紧来拦住：“啊呀！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反领导呀！”俩老头一起说：“怕啥！他打不了我反革命！”
秋后，大田全部减产，有的地根本没有秀穗，只能割了喂老牛。只有俩老头锄过的地获得了大丰收。
在市里召开的丰产经验交流会上，俩老头当了代表，发了言，题目是：《要当老实庄稼人，不当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主持会议的就是来蹲过点的那位书记。书记致过开幕词，郭老头头一个发言，头一句话就是：“×书记叫俺们做社会主义冒失鬼……”
俩老头后来一见这位书记，当面就叫他“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书记一点办法没有。看来他这顶“冒失鬼”的帽子得戴几年。
王全
马号今天晚上开会。原来会的主要内容是批评王升，但是临时不得不改变一下，因为王全把王升打了。
我到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没有几天，就听说了王全这个名字。业余剧团的小张写了一个快板，叫作《果园奇事》，说的是所里单株培育的各种瓜果“大王”，说道有一颗大牛心葡萄掉在路边，一个眼睛不好的工人走过，以为是一只马的眼珠子掉下来了，大惊小怪起来。他把这个快板拿给我看。我说最好能写一个具体的人，眼睛当真不好的，这样会更有效果。大家一起哄叫起来：“有！有！瞎王全！他又是饲养员，跟马搭得上的！”我说这得问问他本人，别到时候上台数起来，惹得本人不高兴。正说着，有一个很粗的，好像吵架似的声音在后面叫起来：
“没意见！”
原来他就是王全。听别人介绍，他叫王全，又叫瞎王全，又叫偢六。叫他什么都行，他都答应的。
他并不瞎。只是有非常严重的沙眼，已经到了睫毛内倒的地步。他身上经常带着把镊子，见谁都叫人给他拔眼睫毛。这自然也会影响视力的。他的眼睛整天眯缝着，成了一条线。这已经有好些年了。因此落下一个瞎王全的名字。
这地方管缺个心眼叫“偢”，读作“俏”。王全行六，据说有点缺心眼，故名“偢六”。说是，你到他的家乡去，打听王全，也许有人不知道，若说是偢六，就谁都知道的。
这话不假。我就听他自己向新来的刘所长介绍过自己：
“我从小当长工。挑水，垫圈，烧火，扫院。长大了还是当长工。十三吊大钱，五石小米！解放军打下姑姑洼，是我带的路。解放军还没站稳脚，成立了区政府，我当通讯员：区长在家，我去站岗；区长下乡，我就是区长。就咱俩人。我不识字，还是当我的长工。我这会不给地主当长工，我是所里的长工。李所长说我是国家的长工。我说不来话。你到姑姑洼去打听，一问偢六，他们都知道！”
这人很有意思。在农闲排戏的时候，每天晚上他都跑到业余剧团来。有时也帮忙抬桌子，挂幕布，大半时间都没事，就定定地守着看，呵呵地笑，而且不管妨碍不妨碍排戏，还要一个人大声地议论。那议论大都非常简短：“有劲！”“不差！”最常用的是含义极其丰富的两个字：“看看！”
最妙的是，我在台上演戏，正在非常焦灼，激动，全场的空气也都很紧张，他在台下叫我：“老汪，给我个火！”（我手里捏着一支烟。）我只好作势暗示他“不行！”不料他竟然把他的手伸上来了。他就坐在第一排——他看戏向来是第一排，因为他来得最早。所谓第一排，就是台口。我的地位就在台角，所以我俩离得非常近。他一面嘴里还要说：“给我点个火嘛！”真要命！我只好小声地说：“嗐！”他这才明白过来，又独自呵呵地笑起来。
王全是个老光棍，已经四十六岁了，有许多地方还跟个孩子似的。也许因为如此，大家说他偢。
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不当饲养员了。这人是很固执的，说不当就不当，而且也不说理由。他跑到生产队去，说：“哎！我不喂牲口了，给我个单套车，我赶车呀！”马号的组长跟他说，没用；生产队长跟他说，也没用。队长去找所长，所长说：“大概是有情绪，一时是说不通的。有这样的人。先换一个人吧！”于是就如他所愿，让他去赶车，把原来在大田劳动的王升调进马号喂马。
这样我们有时就搭了伙计。我参加劳动，有时去跟车，常常跟他的车。他嘴上是不留情的。我上车，敛土，装粪，他老是回过头来眯着眼睛看我。有时索性就停下他的铁锨，拄着，把下巴搁在锨把上，歪着头，看。而且还非常压抑和气愤地从胸膛里发出声音：“嗯！”忽然又变得非常温和起来，很耐心地教我怎么使家伙。“敛土嘛，左手胳膊肘子要靠住圪膝，圪膝往里一顶，借着这个劲，胳膊就起来了。嗳！嗳！对了！这样多省劲！是省劲不是？像你那么似的，架空着，单凭胳膊那点劲，我问你：你有多少劲？一天下来，不把你累乏了？真笨！你就是会演戏！要不是因为你会演戏呀，嗯！——”慢慢地，我干活有点像那么一回事了，他又言过其实地夸奖起我来：“不赖！不赖！像不像，三分样！你能服苦，能咬牙。不光是会演戏了，能文能武！你是个好样儿的！**的办法就是高，——叫你们下来锻炼！”于是叫我休息，他一个人干。“我多上十多锨，就有了你的了！当真指着你来干活哪！”这是不错的。他的铁锨是全所闻名的，特别大，原来铲煤用的洋锨，而且是个大号的，他拿来上车了。一锨能顶我四锨。他叫它“跃进锨”。他那车也有点特别。这地方的大车，底板有四块是活的，前两块，后两块。装粪装沙，到了地，铲去一些，把这四块板一抽，就由这里往下拨拉。他把他的车底板全部拆成活的，到了地，一抽，哗啦——整个就漏下去了。这也有了名儿，叫“跃进车”。靠了他的跃进车和跃进锨，每天我们比别人都能多拉两趟。因此，他就觉得有权力叫我休息。我不肯。他说：“?！这人！叫你休息就休息！怕人家看见，说你？你们啊，老是怕人说你！不怕得！该咋的就是咋的！”他这个批评实在相当尖刻，我就只好听他。在一旁坐下来，等他三下五除二把车装满，下了，随他一路唱着：“老王全在大街扬鞭走马！”回去。
他的车来了，老远就听见！不是听见车，是听见他嚷。他不大使唤鞭子，除非上到高坡顶上，马实在需要抽一下，才上得去，他是不打马的。不使鞭子，于是就老嚷：
“喔喝！喔喝！咦喔喝！”
还要不停地跟马说话，他说是马都懂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本来是一些只能小声说的话，他可是都是放足了嗓子喊出来的。——这人不会小声说话。这当中照例插进许多短短的亲热的野话。
有一回，从积肥坑里往上拉绿肥。他又高了兴，跃进锨多来了几锨，上坑的坡又是喧的，马怎么也拉不上去。他拼命地嚷：
“喔喝！喔喝！咦喔喝！”
他生气了，拿起鞭子。可忽然又跳在一边，非常有趣地端详起他那匹马来，说：
“笑了！咦！笑了！笑啥来？”
这可叫我忍不住扑哧笑了。马哪里是笑哩！它是叫嚼子拽的在那里咧嘴哩！这么着“笑”了三次，到了也没上得去。最后只得把装到车上去的绿肥又挖出一小半来，他在前头领着，我在后面扛着，才算上来了。
他这匹马，实在不怎么样！他们都叫它青马，可实在是灰不灰白不白的。他说原来是青的，可好看着哪！后来就变了。灰白的马，再搭上红红的眼皮和嘴唇，总叫我想起堂吉诃德先生，虽然我也不知道堂吉诃德先生的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说这是一匹好马，干活虽不是太顶事，可是每年准下一个驹。
“你想想，每年一个！一个骡子一万二，一个马，八千！它比你和我给国家挣的钱都多！”
他说它所以上不了坡，是因为又“有”了。于是走一截，他就要停下来，看看马肚子。用手摸，用耳朵贴上去听。他叫我也用手放在马的后胯上部，摸，——我说要摸也是摸肚子底下，马怀驹子怎么会怀到大腿上头来呢？他大笑起来，说：“你真是外行！外行！”好吧，我就摸。
“怎么样？”
“热的。”
“见你的鬼！还能是凉的吗？凉的不是死啦！叫你摸，——小驹子在里面动哪！动不动？动不动？”
我只好说：“——动。”
后来的确连看也看出小驹子在动了，他说得不错。可是他最初让我摸的时候，我实在不能断定到底摸出动来没有；并且连他是不是摸出来了我也怀疑。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当饲养员了，他不说，说了些别的话，片片段段的，当中又似乎不大连得起来。
他说马号组的组长不好。旗杆再高，还得有两块石头夹着；一个人再能，当不了四堵墙。
可是另一时候，我又听他说过组长很好，使牲口是数得着的，这一带地方也找不出来。又会修车，小小不言的毛病，就不用拿出去，省了多少钱！又说他很辛苦，晚上还老加班，还会修电灯，修水泵……
他说，每回评先进工作者，红旗手，光凭嘴，净评会说的，评那会做在人面前的。他就是看不惯这号人！
他说，喂牲口是件操心事情。要熬眼。马无夜草不肥。要把草把料——勤倒勤添，一把草一把料地喂。搁上一把草，撒上一层料，有菜有饭地，它吃着香。你要是不管它，哗啦一倒，它就先尽料吃，完了再吃草，就不想了！牲口嘛！跟孩子似的，它懂个屁事！得一点一点添。这样它吃完了还想吃，吃完了还想吃。跟你似的，给你三大碗饭，十二个馒头，都堆在你面前！还是得吃了一碗再添一碗。马这东西也刁得很。也难怪。少搁，草总是脆的，一嚼，就酥了。你要是搁多了，它的鼻子喷气，把草疙节都弄得蔫筋了，它嚼不动。就像是脆锅巴，你一咬就酥了；要是蔫了，你咬得动么，——咬得你牙疼！嚼不动，它就不吃！一黑夜你就老得守着侍候它，甭打算睡一点觉。
说，咱们农科所的牲口，走出去，不管是哪里，人们都得说：“还是人家农科所的牲口！”毛色发亮，屁股蛋蛋都是圆的。你当这是简单的事哩！
他说得最激动的是关于黑豆，他说得这东西简直像是具有神奇的效力似的。说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黑豆好。三斗黄豆也抵不上一斗黑豆。不管什么乏牲口，拿上黑豆一催，一成黑豆，三成高粱，包管就能吃起来。可是就是没有黑豆。
“每年我都说，俺们种些黑豆，种些黑豆。——不顶！”
我说：“你提意见嘛！”
“提意见？哪里我没有提过个意见？——不顶！马号的组长！生产队！大田组！都提了——不顶！提意见？提意见还不是个白！”
“你是怎么提意见的？一定是也不管时候，也不管地方，提的也不像是个意见。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开会，在算账，在商量别的事，只要你猛然想起来了，推门就进去：‘哎！俺们种点黑豆啊！’没头没脑，说这么一句，抹头就走！”
“咦！咋的？你看见啦？”
“我没看见，可想得出来。”
他笑了。说他就是不知道提意见还有个什么方法。他说，其实，黑豆牲口吃了好，他们都知道，生产队，大田组，他们谁没有养活过个牲口？可是他们要算账。黄豆比黑豆价钱高，收入大。他很不同意他们这种算账法。
“我问你，是种了黄豆，多收入个几百元——嗯，你就说是多收入千数元，上算？还是种了黑豆，牲口吃上长膘、长劲，上算？一个骡子一万二！一个马八千！我就是算不来这种账！嗯！哼，我可知道，增加了收入，这笔账算在他们组上；喂胖了牲口，算不到他们头上！就是这个鬼心眼！我偢，这个我可比谁都明白！”
他越说越气愤，简直像要打人的样子。是不是他的不当饲养员，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种黑豆？看他那认真、执着的神情，好像就是的。我对于黄豆、黑豆，实在一无所知，插不上嘴，只好说：“你要是真有意见，可以去跟刘所长提。”
“他会管么？这么芝麻大的事？”
“我想会。”
过了一些时，他真的去跟刘所长去提意见了。这可真是一个十分新鲜、奇特、出人意表的意见。不是关于黄豆、黑豆的，要大得多。那天我正在刘所长那里。他一推门，进来了：
“所长，我提个意见。”
“好啊，什么意见呢？”
“我给你找几个人，把你所里这点地包了！三年，我包你再买这样一片地。说的！过去地主手里要是有这点地，几年工夫就能再滚出来一片。咱们今天不是给地主做活，大伙全泼上命！俺们为什么还老是赔钱，要国家十万八万的往里贴？不服这口气。你叫他们别搞什么试验研究了，赔钱就赔在试验研究上！不顶！俺们祖祖辈辈种地，也没听说过什么试验研究。没听说过，种下去庄稼，过些时候，拔起来看看，过些时拔起来看看。可倒好，到收割的时候倒省事，地里全都光了！没听说过，还给谷子盖一座小房！你就是试验成了，谁家能像你这么种地啊？嗯！都跑到谷地里盖上小房？瞎白嘛！你要真能研究，你给咱家所里多挣两个，嗯！不要国家贴钱！嗯！我就不信技师啦，又是技术员啦，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上一次我看见咱们邵技师锄地啦，哈哈，老人家倒退着锄！就凭这，一个月拿一百多，小二百？赔钱就赔在他们身上！正经！你把地包给我，莫让他们胡糟践！就这个意见，没啦！”
刘所长尽他说完，一面听，一面笑，一直到“没啦”，才说：
“你这个意见我不能接受。我这个所里不要买地。——你上哪儿去给我买去啊？咱们这个所叫什么？——叫农业科学研究所。国家是拿定主意要往里赔钱的，如果能少赔一点，自然很好。咱们的任务不是挣钱。倒退着锄地，自然不大好。不过你不要光看人家这一点，人家还是有学问的。把庄稼拔起来看，给谷子盖房子，这些道理一下子跟你说不清。农业研究，没有十年八年，是见不出效果的。但是要是有一项试验成功了，值的钱就多啦，你算都算不过来。我问你，咱们那一号谷比你们原来的小白苗是不是要打得多？”
“敢是！”
“八个县原来都种小白苗，现在都改种了一号谷，你算算，每年能多收多少粮食？这值到多少钱？咱们要是不赔钱呢，就挣不出这个钱来。当然，道理还不只是赔钱、挣钱。我要到前头开会去，就是讨论你说的拔起庄稼来看，给谷子盖小房这些事。你是个好人，是个‘忠臣’，你提意见是好心。可是意见不对。我不能听你的。你回去想想吧。王全，你也该学习学习啦。听说你是咱们所里的老文盲了。去年李所长叫你去上业余文化班，你跟他说：‘我给你去拉一车粪吧！’是不是？叫你去上课，你宁愿套车去拉一车粪！今年冬天不许再溜号啦，从‘一’字学起，从‘王全’两个字学起！”
刘所长走了，他指指他的背影，说：
“看看！”
一缩脑袋，跑了。
这是春天的事。这以后我调到果园去劳动，果园不在所部，和王全见面说话的机会就不多了。知道他一直还是在赶单套车，因为他来果园送过几回粪。等到冬天，我从果园回来，看见王全眼睛上蒙着白纱布，由那个顶替他原来职务的王升领着。我问他是怎么了，原来他到医院开刀了。他的沙眼已经非常严重，是刘所长逼着他去的，说公家不怕花这几个钱，救他的眼睛要紧。手术很成功。现在每天去换药。因为王升喂马是夜班，白天没事，他俩都住在马号，所以每天由王升领着他去。
过了两天，纱布拆除了，王全有了一双能够睁得大大的眼睛！可是很奇怪，他见了人就抿着个大嘴笑，好像为了眼睛能够睁开而怪不好意思似的。他整个脸也似乎清亮多了，简直是年轻了。王全一定照过镜子，很为自己的面容改变而惊奇，所以觉得不好意思。不等人问，他就先回答了：
“敢是，可爽快多了，啥都看得见！这是一双眼睛了。”
他又说他这眼不是大夫给他治的，是刘所长给他治的，共，产党给他治的。逢人就说。
拆了纱布，他眼球还有点发浑，刘所长叫他再休息两天，暂时不要出车。就在这两天里，发生了这么一场事，他把王升打了。
王升到所里还不到三年。这人是个“老闷”，平常一句话也不说。他也没个朋友，也没有亲近一点的人。虽然和大家住在一个宿舍里，却跟谁也不来往。工人们有时在一起喝喝酒，没有他的事。大家在一起聊天，他也不说，也不听，就是在一边坐着。他也有他的事，下了班也不闲着。一件事是鼓捣吃的。他食量奇大，一顿饭能吃三斤干面。而且不论什么时候，吃过了还能再吃。甜菜、胡萝卜、蔓菁疙瘩、西葫芦，什么都弄来吃。这些东西当然来路都不大正。另一件事是整理他的包袱。他床头有个大包袱。他每天必要把它打开，一件一件地反复看过，折好，——这得用两个钟头，因此他每天晚上一点都不空得慌。整理完了，包扎好，挂起来，老是看着它，一直到一闭眼睛，立刻睡着。他真能置东西！全所没一个能比得上。别人给他算得出来，他买了几床盖窝，一块什么样的毛毯，一块什么线毯，一块多大的雨布……他这包袱逐渐增大。大到一定程度，他就请假回家一次。然后带了一张空包袱皮来，再从头攒起。他最近做了件叫全所干部工人都非常吃惊的事：一次买进了两件老羊皮袄，一件八十，另一件一百七！当然，那天立刻就请了假，甚至没等到二十八号。
二十八号，这有个故事。这个所里是工资制，双周休息，每两周是一个“大礼拜”。但是不少工人不愿意休息，有时农忙，也不能休息。大礼拜不休息，除了工资照发外，另加一天工资，习惯叫作“双工资”。但如果这一个月请假超过两天，即大礼拜上班，双工资也不发。一般工人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一来一去，总得四五天，回去了就准备不要这双工资了。大家逐渐发现，觉得非常奇怪：王升常常请假，一去就是四天，可是他一次也没扣过双工资。有人再三问他，他嘻嘻地笑着，说，“你们别去告诉领导，我就告诉你。”原来：他每次请假都在二十八号（若是大尽就是二十九）！这样，四天头里，两天算在上月，两天算在下月，哪个月也扣不着他的双工资。这事当然就传开了。凡听到的，没有个不摇头叹息：你说他一句话不说，他可有这个心眼！——全所也没有比他更精的了！
他吃得多，有一把子傻力气，庄稼活也是都拿得起的。要是看着他，他干活不比别人少多少。可是你哪能老看着他呢？他待过几个组，哪组也不要他。他在过试验组。有一天试验组的组长跟他说，叫他去锄锄山药秋播留种的地，——那块地不大，一个人就够了。晌午组长去检查工作，发现他在路边坐着，问他，他说他找不到那块地！组长气得七窍生烟，直接跑到所长那里，说：“国家拿了那么多粮食，养活这号后生！在我组里干了半年活，连哪块地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吃粮不管闲事，要他作啥哩！叫他走！”他在稻田组待过。插秧的时候，近晌午，快收工了，组长一看进度，都差不多。他那一畦，也快到头了，就说钢厂一拉汽笛，就都上来吧。过了一会儿，拉汽笛了，他见别人上了，也立刻就上来到河边去洗了腿。过了两天，组长去一看，他那一畦齐刷刷地缺了八仙桌那么大一块！稻田组长气得直哼哼。“请吧，你老！”谁也不要，大田组长说：“给我！”这大田组长出名地手快，他在地里干活，就是庄户人走过，都要停下脚来看一会儿的。真是风一样的！他就老让王升跟他一块干活。王升也真有两下子，不论是锄地、撒粪……拉不下多远。
一晃，也多半年了，大田组长说这后生不赖。大家对他印象也有点改变。这回王全不愿喂牲口了，不知怎么就想到他了。想是因为他是老闷，不需要跟人说话，白天睡觉，夜里整夜守着哑巴牲口，有这个耐性。
初时也好。慢慢地，车倌就有了意见，因为牲口都瘦了。他们发现他白天搞吃的，夜里老睡觉。喂牲口根本谈不上把草把料，大碗儿端！最近，甚至在马槽里发现了一根钉子！于是，生产队决定，去马号开一个会，批评批评他。
这钉子是在青马的槽里发现的！是王全发现的。王全的眼睛整天蒙着，但是半夜里他还要瞎戳戳地摸到马圈里去，伸手到槽里摸，把蔫筋的草节拨出去。摸着摸着，他摸到一根冰凉铁硬的，——放在嘴里，拿牙咬咬：是根钉子！这王全浑身冒火了，但是，居然很快就心平气和下来。——人家每天领着他上医院，这不能不起点作用。他拿了这根钉子，摸着去找到生产队长，说是无论如何得“批批”他，这不是玩的！往后筛草、打料一定要过细一点。
前天早上反映的情况，连着两天所里有事，决定今天晚上开会。不料，今天上午，王全把王升打了，打得相当重。
原来王全发现，王升偷马料！他早就有点疑心，没敢肯定。这一阵他眼睛开刀，老在马号里待着，仿佛听到一点动响。不过也还不能肯定。这两天他的纱布拆除了，他整天不出去，原来他随时都在盯着王升哩。果然，昨天夜里，他看见王升在门背后端了一大碗煮熟的料豆在吃！他居然沉住了气，没有发作。因为他想：单是吃，问题还不太大。今天早上，他乘王升出去弄甜菜的时候，把王升的枕头拆开：——里面不是塞的糠皮稻草，是料豆！一不做二不休，翻开他那包袱，里边还有一个枕头，也是一枕头的料豆。——本来他带了两个特大的枕头，却只枕一个；每回回去又都把枕头带回去，这就奇怪。“嗯！”王全把他的外衣脱了，等着。王升从外面回来，一看包袱里东西摊得一床，枕头拆开了；再一看王全那神情，连忙回头就跑。王全一步追上，大拳头没头没脑地砸下来，打得王升孩子似的哭，爹呀妈的乱叫，一直到别人闻声赶来，剪住王全的两手，才算住。——王升还没命地嚎哭了半天。
这样，今天的会的内容不得不变一下，至少得增加一点。
但是改变得也不多。这次会是一个扩大的会，除了马号全体参加外，还有曾经领导过王升的各个组的组长，和跟他在一起干过活的老工人。大家批评了王升，也说了王全。重点还是在王升，说到王全，大都是带上一句：——“不过打人总是不对的，有什么情况，什么意见，应当向领导反映，由领导来处理。”有的说：“牛不知力大，你要是把他打坏了怎办？”也有人联系到年初王全坚决不愿喂马，这就不对！关于王升，可就说起来没完了。他撒下一大块秧来就走这一类的事原来多着哩，每个人一说就是小半点钟！因此这个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让王升说说。王升还是那样，一句话没有，“说不上来”。再三催促，还是“说不上来”。大家有点急了，问他：“你偷料豆，对不对？”——“不对。”“马草里混进了钉子，对不对？”——“不对。”……看来实在挤不出什么话来了，天又实在太晚，明天还要上班，只好让王全先说说。
“嗯！我打了他，不对！嗯！解放军不兴打人，打人是国民党。嗯！你偷吃料豆，还要往家里拿！你克扣牲口。它是哑巴，不会说话，它要是会说话，要告你！你剥削它，你是资本家！是地主！你！你故意拿钉子往马槽里放，你安心要害所里的牲口，国家的牲口！×你娘的！你看看，你把俩牲口喂成啥样了？”
说着，一把揪住王升，大家赶紧上来拉住，解开，才没有又打起来。这个会暂时只好就这样开到这里了。
过了两天，我又在刘所长那里碰见他。还是那样，一推门，进来了，没头没脑：
“所长，我提个意见。”
“好啊。”
“你是个好人！是个庄户佬出身！赶过个车，养活过个牲口！你是好人！是个共，产党！你如今又领导这些技师啦技术员的，他们都服你——”
看见有我在座，又回过头来跟我说：
“看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所里在拟定明年的种植计划，让大家都来讨论，这里边有一条，是旱地一号地六十亩全部复种黑豆！
一边说着，一边把他的衣兜往桌上一掀，倒得一桌子都是花生。非常腼腆地说：
“我侄儿子给我捎来五斤花生。”
说完了抹头就走。
刘所长叫住他：
“别走。你把人家打了，怎么办呢？”
“我去喂牲口呀。”
“好。把你的花生拿去，——我不‘剥削’你，人家是给你送来的！”
王全赶紧拉开门就跑，头都不回，生怕刘所长会追上来似的。——后来，这花生还是刘所长叫他的孩子给他送回去了。
过了一个多月，所里的冬季文化学习班办起来，王全来报了名，是刘所长亲自送他来上学的。我有幸当了他的启蒙老师。可是我要说老实话，这个学生真不好教，真也难怪他宁可套车去拉一车粪。他又不肯照着课本学，一定先要教会他学会四个字。他用铅笔写了无数遍，终于有了把握了，就把我写对子用的大抓笔借去，在马圈粉墙上写下四个斗大的黑字：
“王全喂马”。
字的笔画虽然很幼稚，但是写得恭恭正正，一笔不苟。谁都可以看出来，这四个字包含很多意思，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誓约。
王全喂了牲口，生产队就热闹了。三天两头就见他进去：
“人家孩子回来，也不吃，也不喝，就是卧着，这是使狠了，累乏了！告他们，不能这样！”
“人家孩子快下了，别叫它驾辕了！”
“人家孩子”怎样怎样了……
我在这个地方待了一些时候了，知道这是这一带的口头语，管小猫小狗、小鸡小鸭，甚至是小板凳，都叫作“孩子”。但是这无论如何是一种爱称。尤其是王全说起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么高大粗壮的汉子，说起牲口来，却是那么温柔。
我离开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已经好几个月了，王全一直在喂马。现在，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就正在喂着马。夜已经很深了。这会儿，全所的灯都一定已经陆续关去，连照例关得最晚的刘所长和邵技师的屋里的灯也都关了。只有两处的灯还是亮着的。一处是大门外植保研究室的诱捕灯，这是通夜不灭的，现在正有各种虫蛾围绕着飞舞。一处是马圈。灯光照见槽头一个一个马的脑袋。它们正在安静地、严肃地咀嚼着草料。时不时地，喷一个响鼻，摇摇耳朵，顿一顿蹄子。偢六——王全，正在夹着料笸箩，弯着腰，无声地忙碌着，或者停下来，用满怀慈爱的、喜悦的眼色，看看这些贵重的牲口。
王全的胸前佩着一枚小小的红旗，这是新选的红旗手的标志。
“看看！”
卖蚯蚓的人
我每天到玉渊潭散步。
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他们坐在水边，瞅着水面上的漂子。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三寸长的鲫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无所得。等人、钓鱼、坐牛车，这是世间“三大慢”。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这也是一种生活。
在钓鱼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有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走一截，扬声吆唤：
“蚯蚓——蚯蚓来——”
“蚯蚓——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
“怎么卖？”
“一毛钱三十条。”
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小块旧报纸里，交过去。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说：
“一毛钱，玩一上午！”
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
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
蚯蚓这东西，泥里咕叽，原也难一条一条地数得清，用北京话说，“大概其”就得了。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感冒伤风的，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旧的，褪了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并不褴褛，而且单夹皮棉，按季换衣。——皮，是说他入冬以后的早晨有时穿一件出锋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车，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太阳和尘土。只有有时他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下边是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因为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
“吃啦？”
“您遛弯儿！”
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他说他自己：“我这人——爱聊。”
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毛钱三十条，能卖多少！块数来钱，两块，闹好了有时能卖四块钱。”
“不少！”
“凑合吧。”
我问他这蚯蚓是哪里来的，“是挖的？”
旁边有一位钓鱼的行家说：
“是烹的。”
这个“烹”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还能‘烹’？”
卖蚯蚓的人说：
“有‘烹’的，我这不是，是挖的。‘烹’的看得出来，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长。瞧我的：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我不知道蚯蚓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在哪儿挖的，就在这玉渊潭？”
“不！这儿没有。——不多。丰台。”
他还告诉我丰台附近的一个什么山，山根底下，那儿出蚯蚓，这座山名我没有记住。
“丰台？一趟不得三十里地？”
“我一早起蹬车去一趟，回来卖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
“那您一天得骑百十里地的车？”
“七十四了，不活动活动成吗！”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过他看起来像多少岁，我也说不上来。这人好像是没有岁数。
“您一直就是卖蚯蚓？”
“不是！我原来在建筑上，——当壮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几块，不够花的。”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
“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
他指给我看：
“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是豨莶……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他说他能认识北京的七百多种药材。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你就拿晒槐米来说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么，真是孤陋寡闻。
“就是没有开开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晒一季槐米能闹个百儿八十的。这东西外国要，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听说是酿酒。不过得会晒。晒好了，碧绿的！晒不好，只好倒进垃圾堆。——蚯蚓——蚯蚓来！”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我跟他们见面也点头寒暄。他们常常发一些很有学问的议论，很深奥，至少好像是很深奥，我听不大懂。他们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议论有点不着边际。他们好像是为议论而议论，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像那些钓鱼的人，意不在鱼，而在钓。
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我：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
我有点奇怪了。
“为什么不能有兴趣？”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
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
“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社会结构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
“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
“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糊火柴盒的、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晒槐米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么，我知道一点。比如这个卖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么都香。他一嘴牙只有一个活动的。他的牙很短、微黄，这种牙最结实，北方叫作‘碎米牙’，他说：‘牙好是口里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个炸油饼。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酱面，一顿能吃半斤，就着一把小水萝卜。他大概不爱吃鱼。至于他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做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这时忽然有一个也常在玉渊潭散步的学者模样的中年人插了进来，他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生物学家。——我听了你们的谈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是不应鼓励挖蚯蚓的。蚯蚓对农业生产是有益的。”
我们全都傻了眼了。
落魄
他为什么要到“内地”来？不大可解，也没有人问过他。自然，你现在要是问我为什么大远地跑到昆明过那么几年，我也答不上来。从前很说过一番大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知道半是虚妄，不过就是那么股子冲动，年纪轻，总希望向远处跑；而且也是事实，我要读书，学校都往里搬了；大势所趋，顺着潮流一带，就把我带过了千山万水。总是偶然，我不强说我的行为是我的思想决定的。实在我那时也说不上有什么思想。——我并没有说现在就有。这个人呢？似乎他的身边不会有什么偶然，那个潮流不大可能波及他。我很知道，我们那一带，就是像我这样的年纪也多还是安土重迁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小时候我们听老人戒说行旅的艰险绝不少于“万恶的社会”的时候。他近四十边上的人了，又是“做店”的。做店人跑上五七个县份照例就是了不起的老江湖，关于各地茶馆，浴室，窑姐儿，镇水铜牛，大火烧了的庙，就够他们向人聊一辈子；这种人见过世面，已经有资格称为百事通，为人出意见，拿主意，凡事皆有他一份，社会地位极高，再也不必跑到左不过是那样的生疏地方去。他还当真走上好几千里干什么？好马不吃窝边草，憋了什么气，要到个亲旧耳目不及的地方来创一番事业，等将来衣锦荣归，好向家里妻子说一声“我总算对得起你们”么？看他不像是那种咬牙发狠的人，他走路说话全表示他是个慢性子，是女人们称之为“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的角色。再说，又何必用这么远，千里之内尽可以作个跨海征东薛仁贵，楚国为官的秋胡了。也许是他受了危言耸听的宣传，觉得日本人一来，可怕到不可想象的程度，或者是他遭了什么大不幸或难为情事情，本土存身不得，恰好有个亲戚，到内地来做事，需要个能写字算账的身边人，机缘凑巧，无路可走之中他勃然打定了主意来“玩玩”了？也只是“也许”。——反正，他就是来了，而且做了完全另外一种人。
到我们认识他时，他开了个小吃食铺子，在我们学校附近。
初时，大家还带得三个月至半年的用度，而且不时还可接到汇款，生活标准比在家时低不太多，稍有借口，或谁过生，或失物复得，或接到一封字迹娟秀的信，或没有理由，大家“通过”一下，即可有人做东请客。在某个限度内还可挑一挑地方。有人说，开了个扬州馆子，那就怎么样也得巧立名目地去吃他一顿。
学校附近还像从前学校附近一样，开了许多小馆子。开馆子的多是外乡人。湖南的，江西的，山东的，河北的，一种同在天涯之感把老板伙计跟学生接连起来，而且他们本来直接间接的就与学校有相当关系，学生吃饭，老板伙计就坐在旁边谈天说地；而学生也喜欢到锅灶旁边站着，一边听新闻故事，一边欣赏炒菜艺术。——这位扬州人老板，一看即与别人不同，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盘花纽子，纽袢里拖出一段银表链。雪白的细麻纱袜，一双浅口千层底直贡呢鞋。细细软软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左手无名指上还套了个韭叶指环。这一切在他周身那股子斯文劲儿上配合得恰到好处。除了他那点流利合拍的翻锅子动铲子的手法，他无处像个大师傅，像个吃这一行饭的。这比他的鸡丝雪里蕻，炒假螃蟹，过油肉更令我们发生兴趣。这个馆子不大，除了他自己只用了个本地孩子招呼客座，摆筷子倒茶。可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木架子上还搁了两盆花。就是足球队员，跳高选手来，看了墙上菜单上那一笔成亲王体的字，也不便太嚣张放肆了。
有时，过了热市，吃饭的只有几个人，菜都上了桌，他洗洗手，会捧了把细瓷茶壶出来，客气两句，“菜炒得不好，这里的酱油不行”，“黄芽菜教孩子切坏了，谁叫他切的！——红烧才能横切，炒，要切直丝的”。有时也谈谈时事，说点故乡消息，问问这里的名胜特产，声音低缓而有感情。我们已经喜欢去坐茶馆了，有时在茶馆也可以碰到他，独自看一张报纸或支颐眺望街上行人。他还给我们付了几回茶钱，请我们抽烟。他抽烟也是那么慢慢地，一口一口地吸，仿佛有无穷滋味。有时事完了，不喝茶，他去溜达，两手反背在后面，一种说不出的悠徐闲散。出门少远，则穿了灰色熟罗长衫，还带了把湘妃竹折扇。想见从前他一定喜欢养养鸟，听听书，常上富春坐坐的。他自己说原在辕门桥一个大绸缎庄做事，看样子极像。然而怎么到这儿来开一个小饭馆的呢？这当中必有一段故事，他不往下说，我们也不好究问。
馆子菜什么菜都是一个滋味，家家一样，只有他那儿虽然品色不多，却莫不精致有特色。或偶尔兴发，还可以跟他商量商量，请他表演几个道地扬州菜，狮子头，芙蓉鲫鱼，叉子烧鸭，他必不惜工夫，做得跟家里请客一样，有几个菜据说在扬州本地都很少有人做得好。这位绸缎店“同事”大概平日在家极讲究吃食，学会了烹调，想不到自己竟改行做了饭师傅。这不免是降低了一级，我们去吃饭，总似乎有点歉意。也许他看得比较高一层，所以态度上从未使我们不安。他自己好像已不顶在乎了。生意好，有钱剩，也还高高兴兴的。果然半年下来，店门关了几天，贴出了条子：修理炉灶，休业数天。
新万年红朱笺招纸贴出来，一早上就川流不息地坐满了人。老板听从友人的建议，请了个南京师傅来做包子煮面，带卖早晚市了。我一去，学着扬州话，跟他道一声：
“恭喜恭喜”。
恭喜他扩充营业，同时我已经看到后面小天井里一个女人坐着拣菜，发髻上一朵双喜绒花。老板拱拱手：
“托福托福，闹着玩的。”
女人不知是谁给说的媒，好像是这条街上一个烟鬼的女儿，时常也看她蓬着头出来买香油腌菜蚊烟香，脸色黄巴巴的，样子平平常常。可是因为年纪还不顶大，拢光了头发，搽了雪花膏，还敷了点胭脂，就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以前没的好处全露了出来。老板看样子很喜欢，不时回头，走过去低低说几句话，让她偏了头，为拈去一片草屑尘丝，他那个手势就比一首情诗还值得一看。老板自己自然也年轻了不少，或者不如说一般人都不免，而实际上一个才四十的人不应便有的老态全借了一个年轻的身体而冲失了。要到这样的年龄大概才真知道如何爱惜女人。
灶下，那个南京师傅集中精神在做包子。他仿佛想把他的热心变成包子的滋味，摘蒂子，刮馅心，那么捏几下，一收嘴子，全按板中节，如一个熟练的舞蹈家或魔术师的手脚。今天是第一天。他忙，没什么工夫想什么，就这个“第一天”一定在他脑子里闪了好多次。这三个字包含的感情很多，他自己一时也分辨不清，大体上都结成了一团希望，就像那个蒸笼冒出来的一阵一阵的热气。听他拍打着包子皮，声音钝钝的，手掌一定很厚！他脑袋剃得光光的，后脑勺子挤成了三四叠，一用力，直扭动。他一身老蓝布衣裤，腰里一条洋面口袋改成的围裙。从上到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面食店师傅，跟扬州人老板相互映照，很有趣味。
然而不知什么道理，那一顿早点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等的时候太长，而吃的时候太短。我自己也不好，不爱吃猪肝，为什么叫了碗猪肝面加菠菜西红柿！面是“机器面”，没有办法，生意太好，擀面来不及。——是谁给他题了那么几个艺术字？三个月之后这几个字一定浸透了油气的，活该！
不久滇越铁路断了，各处“转进”的战事使好多人的故乡随“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伤感老歌一齐失去。Cynical的习气普遍的增高，而洗衣的钱付得少了，因为旧了破了，破旧了的衣服就去卖了。渺乎其远的希望造成许多浪子。有些人对书本有兴趣，抱残守拙，显得极其孤高。希望既远，他们可看到比希望还远的地方。因为形状褴褛，倒更刺激他们精神的高贵，以作为一种补偿。这是一种斗争，沉默而坚持，在日常的委屈悲愤的世俗感情的摆落中要引接山头地底水泉来灌溉一颗心的滋长，是困苦的。有些失了节，向现实投了降，做起生意起来了，由微渐著，虽无大手笔，但以玩票姿态转而下海，不失为一个“名家”局面。后一种人数目极少。正因为少，故在校中行动常一望而可指出。这才是一个开始，唯足以启发往后的不正常。本来战争的另一名词即不正常。这点不正常就直接影响绿杨饭店的营业。——现在，绿杨饭店已经为人耳熟，代替原来的“扬州人”。在它开张了，又扩充了时候，绿杨饭店是一个名词。一个名词仿佛可有可无的。而现在绿杨饭店成了一个实体，店的一切与它的招牌分不开了。
第一，扬州人已经不能代表一个店了；而且这个饭店已经非常地像一个饭店，有时简直还过了分！
那个南京人，第一天，我从他的后脑勺子上即看出这是属于那种会堆砌“成功”的人。他实事求是，稳扎稳打，抓紧机会，他知道钱是好的，活下来多不容易，举手投足都要代价。为了那个代价，所以他肯努力。他一早晨冲寒冒露赶到小南门去买肉，因为每斤便宜多少钱；为了搬运两袋面粉，他可以跟挑夫说许多好话或骂许多难听话；他一边下面，一边瞟着门前过去的几驮子柴；他拣去一片发黄的菜叶子，拾起来又放到砧板上；他到别家铺子门前逛两转，看他们的包子蒸出来是什么样儿，回来马上决定明天他自己的包子还可以掺点豆芽菜，而且放点豆腐干也是个可试的办法。……他的床是睡觉的，他的碗是吃饭的，他不幻想，不喜欢花，不上茶馆喝茶，而且老打狗，因为虽然他的肉在梁上他还是担心狗吃了。没有多少时候绿杨饭店即充满了他的“作风”。——我得声明虽然我感情上也许是另一回事，可是我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这样的作风的意思。而且四方东西南北中，（我们那儿都是这么说，自然也对，“中”不是一个方向，）南京人只是偏于那一方，不是像俾斯麦或希特勒那样绝对的人。这里只说他的一般上的特殊，向反的较强的一面，不单是作风，也因为从作风的改变上，你知道这个店的主权也变了。过了一个时候，不问可知，已经是合股开的。南京人攒了钱，红利工钱，再加上一点积蓄，也许还拉了点债，入了股。我可以跟你打赌，他在才有人来提生意时即已想到这一步。
南京人明白他们这个店应当为什么人而开，声气相求，果然同学之中那个少数很快即为吸取进来，作为经常主顾。他们人数不多，但塞满这个小饭店却有余。而且他们周围照例有许多近乎谢希大应伯爵之人者流，有时还会等不着座儿。这时他们也并未“发迹”，不过手底下比较活动，他们的“社会”中，“同学”仍占一个重要位置，这里便成为他们“联络感情”所在，常在来吃一碗猪肝面的教授面前摆了一桌子菜哄饮大嚼起来。有的，在这里包了月饭，虽然吃一顿不吃一顿。——另一种同学，因为尚有衣物可卖，卖得钱，大都一天花光，豪爽脾气未改，（这也是一种抗卫），也常三个五个七八个一摊上街去吃喝一顿。有时他们在这里，有时到别处去。有时他们到别处去；有时还在这里。有些本来常在这里的不常在这里了。
绿杨饭店的生意好了一阵，好得足以使这一带所有的吃食铺子全都受了影响，而且也一起对它非常关心。别以为他们都希望“绿杨”的生意坏，他们知道“绿杨”的生意要是坏，他们自己的也好不了。他们的命运既相妨，又相共。然而过了一个**，绿杨饭店眼看着豆芽菜豆腐干越掺得多，卖出去的包子就越少。“学校附近的包子”在壁报文章中成了一个新奇比喻，到后来而且这个比喻也毫不新奇了。绿杨饭店在将要为人忘记的那条路上走。——时间也下来两年了，好快！这时有钱活动的就活动得更远。有的还在这个城里，有的到了外县，甚至出了国，到仰光，到加尔各答，有的还选了几门课，有的干脆休了学，离开书本，离开学校，离开同学，也离开了绿杨饭店。大部分穷的，可卖衣物更少了，已经有人经验到饥饿时的心理活动。这也是一种活动，且正如那种活动到仰光加尔各答的人一样，留下许多痕迹在脸上，造成他们的哲学。绿杨饭店犹如一面镜子，扬州人南京人也如一面镜子。镜子里是风干的猪肝，暗淡的菠菜，不熟的或烂的西红柿，太阳如一匹布，阳光中游尘扬舞。江西人的山东人的湖南人河北人的新闻故事与好兴致全在猪肝菠菜西红柿前失了颜色。悄悄地，他们把这段日子撕下来，风流云散，不知所终。
那个女人的脸又黄下来，头发又乱了，而且像是没有光亮过，没有红过白过。有一次街上开来了一队兵，马上就找到他们要徘徊逗留的地方，向绿杨饭店他们可没有多瞟几眼。多可惜，扬州人那个值得一看的动人手势！——这时候我才想起过他家里有太太没有？有孩子没有？
绿杨饭店还是开着。
这当中我因病休了学，病好了住在乡下一个朋友主持的学校里，帮他们教几个钟点课，就很少进城来。绿杨饭店的情形可以说不知道。一年之中只去了一次。一位小姐病了，我们去看她。有人从黑土洼带了一大把玉簪花来，看着把花插好了，她笑了笑，说是“如果再有一盘椒盐白煮鱼，我这个病就生得很像样子了。”从前的生病也是从前的谈天题目之一。她说过她从前生了病都吃白煮鱼，于是去跟扬州人老板商量，看能不能给我们像从前一样的配几个菜。他们回答得很慢，但当那个交涉代表说“要是费事，不方便，那就算了”，却立刻决定了，问“什么时候”？南京人呢，不表示态度。出来，我半天没有话。朋友问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我在想那个饭店。
那天真是怪，南京人一声不响，不动手，摸摸这，掇掇那。女人在灶下烧火。扬州人的头发白了几根。他似乎不复那么潇洒似乎颇像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人了。不仅是他的纺绸衣裤，好鞋袜，戒指，表链没有了；从他放作料，施油盐，用铲子抄起将好的菜来尝尝味，菜好了敲敲锅子，用抹布（好脏）擦擦盘子，刷锅水往泔水缸里一倒，扶着锅台的架势，偶尔回头向我们看一看的眼睛，用火钳夹起一片木柴吸烟（扯歪了脸），小指搔搔发痒的眉毛，鼻子吸一吸吐出一口痰，……一切，全都变了。菜做完了，往我们桌边拉出一张凳子（接过腿的）上一坐，第一句即是：
“什么都贵了，生意真不好做。”
这句话教南京人回过头来，向着我们这边。南京人是一点也没有走样！他那个扁扁的大鼻子叫我想起我们前天应当跟他商量才对。我觉得出他们一定吵了一架。不一定是为我们的一顿饭而吵，希望不是因为我们而吵的。而且从扬州人脸上的皱纹阴影上看，开始吵架已经是颇久的事。照例大概是南京人嘀咕，扬州人不响。可能先是那个女人跟南京人为一点小事拌嘴，于是牵扯起一大堆，一直扯到这一次的不痛快跟前次的连接起来，追溯到很远；还有余不尽，种下下次相争的因子。事情很明显，南京人现在股本比扬州人只有多，绝不少，而扬州人两口子穿吃开销，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会计制度，就是那么一篇糊涂账。他们为什么不拆伙呢？隔了年的浆子，粘不起来，那就算了。可是不，看样子他们且要糊下去。从扬州人的衰颓萎败上看起来，我疑心他是不是有时也抽口把鸦片烟。唔，要是当真，那可！——我曾问过坐在我对面的同学。
“你是不是有把握绝对不会抽鸦片，假如有人说抽，或者你死？”回答是：
“倒不是死。有许多东西比死更厉害。你要是信教，那就是魔鬼；或是不绝的‘偶然’。”我看看南京人的粗粗短短的手指，（果然，好厚的手掌！）忽然很同情他，似乎他的后脑勺子没有堆得更高全是扬州人的责任。
到我复学时，一切全有点变动。或者不是变动，是层叠，深入，牢著，是不变。什么都有一种随遇而安样子。图书馆指定参考书不够，可是要多少本才够呢？于是就够了。一间屋子住四十人太多，然而多少人住一屋或每人都有几间屋最合理？一个人每天需要多少时候的孤独？简直连问也没有人问。生物系的新生都得抄一个表，人正常消耗是多少卡路里，而他们没有想到他自己也是一个实验对象；倒对一个教授研究出苗人常吃的刺梨和“云南橄榄”所含维生素工作极有兴趣。土产最烈的酒是五十三度，最坏的烟（烧完了灰都是黑的）叫鹦鹉牌。学校附近的荒货摊上你常看见一男一女在那个货摊讲价，所卖是女的一件曾经极时髦的衣服，反正那件衣服漂亮到她现在绝对无法穿出来了。而路边种的那些树都已长得很高，在月光中布下黑影，如梦如水。整个一个学校，一年中难得有几个人哭，也绝不会有人自杀。……而绿杨饭店已经搬了家，在学校门边搭一个永远像明天就会拆去的草棚子卖包子，卖猪肝面。
（我已经对我的文章失去兴趣，平淡得教我直想故作惊人之笔而惊人不起来！这饭店，这扬州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一句话就说尽这个饭店了：毫无转机。没有人问它如何还能开下来，因为多少人怎么活下来就无从想象。当然，这时候完全是南京人在那儿撑持。但客观条件超出他所有经验。武松拿了打折了的半截哨棒，只好丢了，他也无计可施。然而他若是丢了这个坑人的绿杨饭店他只有死！他似乎有点自暴自弃起来，时常看他弄了一土碗市酒，闷闷地喝，（他的络腮胡子乌猛猛的），忽然拳头一擂桌子，大骂起来，也不知道骂谁才是。若是扬州人跟他一样的壮，他也许会跳上去，冲他鼻子就是一拳。然而扬州人一股子窝囊样子，折垂了脖子，木然看着哄在一块骨头上的苍蝇。这样子更让南京人生气，一股子邪火从脚底心直升上来。扬州人身体简直越来越不行了，背佝偻得厉害。他的嘴角老挂着一点，嘴唇老开着一点。最多的动作是用左手掳着右臂衣袖，上下推移。又不是搔痒，不知道是干什么！他的头发早就不梳好了，有时居然梳了梳，那就更糟，用水湿了梳的，毫无光泽，令人难过。有人来了，他机械地站起来，机械地走，用个黑透了的抹布，骗人似的抹抹桌子，抹完了往肩头上一搭：
“吃什么？有包子，有面。有牛肉面，炸酱面，菠菜猪肝面。……”声音空洞而冷漠。客人的食欲就教他那个神气，那个声音压低了一半。你就看看那个荒凉污黑的架子，看到西红柿上的黑斑，你知道黑斑那一块煮也煮不烂的；看到一个大而无当的盘子里三两个鸡蛋，鸡蛋会散黄；你还会想起扬州人跟你解释过的，“鸡蛋散黄是蚊子叮的”，你想起孑孓在水里翻跟斗。吃什么呢，你简直没有主意。你就随便说一个，牛肉面吧。扬州人掳着他的袖子：
“嗷，——牛肉面一碗——。”
“牛肉早就没有了，要说多少次！”
“嗷，——牛肉没有了——”
那么随便吧。猪肝面吧。
“嗷，——猪肝面一碗——”
而那个女人呢，分明已经属于南京人了。仿佛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连他们晚上还同时睡在那个棚子底下也都并不奇怪。这当中应当又有一段故事的，但你也顶好别去打听，压根儿你就无法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除非你能是他们本人。
我已经知道，他们原来是表兄弟，而且南京人是扬州人的小舅子，这！……我不知道我应当学着去做一个小说家还是深幸自己不是。……
过了好多好多时候，“炮仗响了”。云南老百姓管胜利，战争结束叫“炮仗响”。他们不说胜利，不说战争结束，而说是“炮仗响”。炮仗响那天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扬州人。一直到我要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出去买东西，偶然到一个铺子里吃东西，坐下，一抬头，哎，那不是扬州人吗。再往里看，果然南京人也在那儿，做包子，一身蓝布衣裤，面粉口袋围裙，工作得非常紧张，脑勺子直扭动，手掌敲着包子皮钝钝的响。他摘蒂子，刮馅心，那么捏几下，一收嘴子，全按板中节，仿佛想把他的热心也变成包子的滋味。他从上到下无一处不像个当行的面食店师傅。这个扬州人，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你从前是做绸缎庄的，你要想回去向妻子儿女说一声“我总算对得起你们”？……然而仿佛他们全不成问题，成问题的倒是我！我教许多事情搅迷糊了。明天我要走了。车票在我口袋里，我不知道摸了多少次。我有个很不好的脾气，喜欢把口袋里随便什么只捏在手里搓，搓搓就扔掉了。我丢过修表的单子，洗衣服收据，照相凭条，防疫证书，人家写给我的通信地址。每丢了一张纸，我就丢了好多东西。我真怕我把车票也丢了。我有点神经衰弱。我有点难过，想吐，这会儿饿过了火，我实在什么也不想吃。我蠢蠢地问S说：
“我们来了八年了？”而忽然问：
“哎，那罐火腿呢？”
S敲敲火腿罐头。在桌子下捏住我的手：
“你怎么了，D？——吃什么？”
我振作了一下：
“猪肝面加菠菜西红柿！”
扬州人放好筷子，坐在一张空着的桌子旁边凳上。他牙齿掉了不少，两颊好像老在吸气。而脸上又有点浮肿，一种暗淡的痴黄色。肩上一条抹布湿漉漉的。一件黑滋滋的汗衫，（还是麻纱的！）一条半长不半的裤子，像十二三岁的孩子穿的。衣裤上全有许多跳蚤血黑点。看他那个滑稽相的裤子，你想到他的肚皮一定一叠一叠地打了好多道褶子！最后我的眼睛就毫不客气地死盯住他的那双脚。一双自己削成的大木屐，简直是长方形的。好脏的脚，仿佛污泥已经透入多裂纹的皮肤。十个趾甲都是灰趾甲，左脚的大拇趾极其不通地压在中趾底下，难看无比。对这个扬州人，我没有第二种感情，厌恶！我恨他，虽然没有理由。
去你的吧，这个人，和我这篇倒霉文章！
关老爷
老关老爷——关老爷的父亲做过两任两淮盐务道，搂了不少银子，他喜欢这小城土地肥美，人情淳厚，就在这里落户安家，起房屋，置田地，优哉游哉当了几年快活神仙老太爷。老关老爷的丧事办得极其体面。老关老爷死后，关老爷承其父业，房屋盖得更大，田地置得更多。一沟、二沟、三垛、钱家伙都有他的庄子。他是旗人。旗人有族无姓，关老爷却沿其父训，姓了关。关老爷的二儿子是个少年名士，还刻了一块图章：汉寿亭侯之后。其实关家和关云长是没有关系的。关老爷有两个特点。一是说了一嘴地道京腔，比如，他见小孩子吸烟，就劝道“小孩不抽烟！”本地都说“吃烟”，他却说“抽烟”，本地人觉得这很奇怪。一是他走起路来是方步，有点像戏台上的台步，特别像方巾丑。这城里有几家旗人，他们见面时都还行旗礼——打千儿，本地人觉得他们好像在演戏，很滑稽，很可笑。关老爷个子不高，矮墩墩的。方脸。“高帝子孙多隆准”，高鼻梁。留两撇八字胡。立如松，坐如钟，他的行动都是很端正的。他的为人也很正派。他不抽大烟，不嫖，不赌。只是每年要下乡看一次青。
“看青”即估产。田主和佃户一同看看今年的庄稼长势，估计会有多少收成，能交多少租。一到稻子开花，关老爷就带了“田禾先生”下乡。关老爷骑一匹大青走骡，田禾先生骑一匹粉嘴踢雪黑叫驴，一路分花度柳，款款而行。庄稼碧绿，油菜金黄，一阵一阵野蔷薇的香味扑鼻而来，关老爷东张张西望望，心情十分舒畅。他下乡看青，其实是出来玩玩，看看野景，尝尝野味，改变一下他在深宅大院里的生活。估产定租这些事自有田禾先生和庄头商量，他最多只是点点头，摇摇头。他看的什么青！这些事他也不懂。他还带着一个厨子。厨子头一天已经带了伏酱秋油，五香八角，一应作料，乘船到了一沟。
在路上吃过一碗虾仁鳝丝面，中午饭就不吃了，关老爷要眯一小觉。起来，由庄头领着，田禾先生随着，绕村各处看了看。田禾先生和庄头估计今年收成，商谈得很细，各处田土高低，水流洪窄，哪一个八亩能打多少，哪一堤柽柳能卖多少钱……意见一致，就粗粗落了纸笔，有时意见相左，争持不下，甚至会吵了起来。到了太阳偏西，还没有一个通盘结果。关老爷只在喝茶抽烟，听他们争吵，不置一词。厨子来问：“开不开饭？”关老爷肚子有点饿了，就说：“开饭开饭！先吃饭，剩下的尾数也不值仨瓜俩枣，明天再议。”
关老爷在一沟的食单如下：
凉碟——醉虾，炸禾花雀，还有乡下人不吃的火焙蚂蚱，油汆蚕茧；
热菜——叉烧野兔，黄焖小公狗肉，干炸活鯚花鱼；
汤——清炖野鸡。
他不想吃饭，要了两个乡下面点：榆钱蒸糕，面拖灰藋菜加蒜泥。关老爷喝酒上脸，三杯下肚就真成了关公了。喝了两杯普洱茶，就有点吃饱了食困，睁不开眼了。
他还要念一会经。他是修密宗的，念的是喇嘛经。
他要睡了。庄头已经安排了一个大姑娘或小媳妇，给他铺好被窝，陪他睡下了。
第二天起来，就什么都好说了，一切都按庄头的话定规。
他给陪他睡的大姑娘、小媳妇一个金戒指。他每次都要带十多二十个戒指，田禾先生知道，关老爷下乡看青，只是要把一口袋戒指给出去，他和庄头磨牙费嘴都只是过场而已。
一沟、二沟、三垛转了一圈，关老爷累了，回到钱家伙喝了人参汤，大睡了两天，回家，完成了他的看青壮举，得胜还朝。
关老爷是旗人，又是从外地迁来的，本地亲戚很少，只有一个老姑奶奶嫁给阚家；一个老姨嫁给简家，算是至亲。有熟读《三国演义》的人说：你们一家是阚泽的后人，一个是简雍的后人，这样的姓很少，难得！关老爷和岑直斋小时候是同学，跟杨又渔学过做古文、制艺、试帖诗，以后常在一起作文酒之游。关老爷的二儿子关汇和岑直斋的大儿子岑瑜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同学。这几家是通家之好，婚丧嫁娶，办生做寿，走动得很勤。
岑直斋的女儿岑瑾是个美人（她母亲是姨太太，本是南堂子里的名妓）。她眼睛弯弯的，常若含笑，皮肤非常白嫩，真是“吹弹得破”——因此每年都生冻疮。关汇很爱看岑瑾的一举一动，他央求老姨奶奶到岑家说媒。岑瑾的妈说这得问问她本人。岑瑾本不愿意，理由是：一、她比关汇还大两岁；二、关汇身体不好，有点驼背；三、他在学校里功课不好，尤其是数、理、化。她妈说：大两岁没有关系，大媳妇知道疼女婿；身体不好，可以吃药调理；功课——关家这样的人家不指着儿子做事挣钱，一个庄子就够吃一辈子。经过妈下了水磨功夫掰开揉碎反复开导，岑瑾想：富贵人家的子弟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就说：“妈，您做主！”这样关汇和岑瑾就订了婚，他们那年才读初三。关汇几乎每天都到岑家去，暑假就住在岑家，和岑瑜一起玩：用气枪打鸟，钓鱼。关汇每天给岑瑾写情书，虽然天天见面。情书大都是把旧诗词改头换面，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之类。他送岑瑾一张放大十二寸的相片，岑瑾把相片配了框子挂在墙上。岑瑾觉得她迟早是关家的人了，也不再有别的想法。
初中毕业，关汇到上海去读高中，岑瑾到苏州读了女子师范，暂时“劳燕分飞”了。关汇还是每天写信，热情洋溢；岑瑾也回信，但是关汇觉得她的信感情有点冷淡。
关家老太太急于想早一点抱孙子，姑奶奶、姨奶奶也觉得关汇的婚事不能再拖，就不断催关汇把事情办了。于是在关汇和岑瑾高三寒假就举行了婚礼。两家亲友都不甚多，但是吹吹打打，也很热闹。婚礼半新不旧。关汇坚持穿燕尾服，不穿袍子马褂，岑瑾披婚纱，但是拜堂行礼却是旧式的。燕尾服，婚纱，磕头，有点滑稽。
热闹了一天，客人散尽，关汇、岑瑾入洞房。
三天无大小，有些姑娘小子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房”。什么也没有听见。
半夜里，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打人？关老爷一听，不对！把关老太太叫起来，叫她带了大儿媳妇赶紧去看看。撞开了房门，只见岑瑾在床前跪着，关汇拿了一根马鞭没头没脸地打她。打一鞭，骂一句：“你欺骗了我！你欺骗了我！”大嫂把岑瑾拉起来，给她盖了被窝；老太太把关汇拉到关老爷的书房里，问：“为什么打她？”关汇气得浑身发抖，说：“她欺骗了我！她欺骗了我！”——“怎么回事？”——“她不是处女！不是处女啊！”
这里的风俗，三天回门，要把那点女儿红包在一方白绫子里，亲手交给妈妈。妈妈接过白绫子，又是哭，又是笑：“闺女！好闺女！”
岑瑾三天回门，这门怎么回呢？关汇不去。老太太再三给他央求，说“关、岑两家，不能让人议论”。好说歹说“你就给妈这点面子，我求你了！”老太太差点跪下。关汇只能铁青着脸进了岑家的门，连饭都没有吃，推说头疼，就先回去了。
关汇不进岑瑾的门，自在书房里睡。
关岑两家是不能离婚的。一离婚，就会引起一县人的揣测刺探。只好就这样拖下去。拖到什么时候呢？
这事总得有个了局。
会是怎样的了局呢？
关老爷还是每年下乡看青。他把他的看青的“章程”略微做了一点修改：凡是陪他睡觉的，倘是处女——真正的黄花闺女，加倍有赏——给两个金戒指。
锁匠之死
我们城里总是铳人。“铳”就是枪毙。不说是枪毙，说铳。你如果不说铳而说枪毙，城里人就觉得你要不是外边来的，“外路码子”；要不，假如知道你的底细，知道你的祖宗三代，你的“骨头渣子”，你是本乡人而（他们以为）故意不说本乡话，撇“官腔”，哈呀，了不起！你这两个字触犯了他们，他们一定对你侧之以目，嗤之以鼻，努之以嘴，歧视你，恨你，对你有一种敌意。小城里的人都敏感得出奇，多疑善忌，脆弱的自尊心一来就碰伤了。他们随时听得出你声音里有些什么意思，随时觉得你笑他，看不起他，为了跟你对抗，他们在他们的城垣上增了更多的石头，把他们的固执堆积得更高。如你往大街上一看，随便问一句，“什么事情？——是不是又枪毙人？”人丛之中一定有一个十分严厉的声音直撞撞地发出来“铳人”！你没法奈何，你觉得他像是寻事找碴儿吧，他又可以说这是好意跟你答话。你皱一皱眉毛，他那儿心里可笑开了。准保事后他一定跟人添油加醋地讲一气，把你形容得狼狈不堪。……好吧，就说是铳人。我们城里是个铳人铳得最多的地方，这简直是她的最大的特色。要是把这个特色取去，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代替他的。每年要是没有那么些人枪毙，我们的城是什么样子呢？我怕我要不认得她了。我的那些尊贵的同乡们的一部分情感当然要没有搁处了。于是我们的城加给我一层阴暗。说“最多”不无有点问题，但无论如何比别的地方要“重要”，影响要大。如果说我的印象不大准确，我告诉你，我的初级中学在县城东门城脚，东门外即是杀场。出东门有一木桥，桥下的水呼呼地流得很悲惨，本来叫作东门桥，但一般都称之为“掉魂桥”，言死囚过此桥上魂即掉去也。我们在上课，忽然远远听见许多人奔跑的声音，听见那种凄厉的单调的号声，一会儿汹汹涌涌的过去了。我们的心就沉下来，沉沉的撞击，紧紧的压得难受。枪响了，听得清楚是几个人，一人挨了几枪。冲起一阵喝彩的声音，再又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当中夹着一串整齐的，一队保卫团的兵，跑步，吹的号是凯旋号。有时适在下课时候，同学多随着去看。年纪都还小，很多在枪声一响的那一霎回过头来的。我则从未亲自去看过。不过有时进出东门，殷红的白，发了一点黑，破烂的尸首总会映到你眼睛里来。东门外有一个非常好的乘凉看书吹口琴放风筝的地方，有一棵极大的桑树，结了一树大紫桑葚，在摘下来要放进嘴的时候一想到枪一拨响的景象就会老大不自在，眼睛里涌出了恐怖。有一次，我刚从外面回到学校，要进校门，校门进不去了，全是人，堵得死死的，后面有人还拿了凳子爬上来看，就要来了，——又铳人。没有办法，只好站在前头。既然非看不可，我就好好地看一看。一共五个。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全是土匪。向来枪毙都是土匪。有一个，我认得！那是南门的一个锁匠。
这个锁匠有一个很好的百灵。我每次经过他门前时都要看一看。我记得他那个铺子的整个的样子。我记得他的样子。他有妻子老婆，有一个孩子。他家后头有个小院子，有一棵树，树长过屋脊，在外头就看得见。……现在，这是他。他就要去枪毙了。他坐在一个柳条篮子里，被两个扛夫抬着，这样子很滑稽。滑稽得教人痛苦。是他！他没有变样子，不，这不是他。他怎么会，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猜我当时想的什么？我想做皇帝。我想九更天，闻太师，——我想我一点也不能救他。我白着脸站在那里。等门口人滚滚地插进跟在后面的队伍里去，松了，露出了大门，我走进去。我一个人坐在空空的学校里的空空的教室里，半天半天。一直到听见有人在隔壁弹风琴。我是个孩子！但是别笑我，那个锁匠是个了不得的人，了不得的锁匠。他的铺子，我傍晚经过时特为看了一看，果然，知道是，关上了。当然一定是关了多少日子了，我早就知道，早就听说，早就看见的。然而以前好像这是不可靠的，不真实，不明明白白的，现在，完了，明显的摆在我面前。排门上两道封条，十字交叉，白纸黑字，县政府封，月日，一颗大朱印。有一根柱子有点歪。
他的罪名是跟匪有来往，通匪。跟匪有来往不一定就是通匪。但在我们地方上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至少愿意他没有两样。他的情形也比较特别一点。……主要是因为他住的地方。他住在简直是城中心，往南往北都没有几步即是闹市和富宅。这简直不得了，给他们的威胁太大了，不等于是匪都住在家里来了？随时就有危险，嘿！他们容不得这么一个大胆的人，而且那么一个聪明人，那么有心眼，机灵。而且，他倒真稳呐，一点都看不出来。看他那样子，哪里像个通匪的人，像个匪呢？（直截指之为匪了。）还怪和气的，怪规规矩矩，说话，待人，哪一样不好好的？天天还都见面呢！——个王八蛋！谁料得到他里头是这么样的险！奸！他们气愤了，他们觉得他顶可恨的是他们被他蒙住了，他们像个三岁孩子似的被人欺负了，他们冤！于是从前对他的好感漫无节制地增高起来，他们简直把他说成了神，什么不可能的，平常绝不有人相信的事情大家全都相信了，临时现抓，越编越多，越编越长，越编越有声有色，委委曲曲，原原本本，一大套变成理由和证据，——杀他！因为，他们不为什么也希望他被杀，希望有人被杀，他们要创造出这么一个人。这回花样翻新，异于往常，有趣。
他是个锁匠。姓王，一般称之为王锁匠，或锁匠小王。从前，他是个挑锁匠担子的。但锁匠担子常常也称为铜匠担子，锁匠也是一种铜匠，而且与真正的铜匠有一部分的工作是相同的简直大部是相同的。所以王锁匠未始不可以称为王铜匠。比如北平市口角有一个矮子铜匠，职业性质与王锁匠全无二致，而人不称之为矮子锁匠称之为矮子铜匠。王锁匠的“锁”字有一点标榜的意思，因为他配锁配得特别好。你见过那种锁匠担子么？长方的两个木箱子，底微阔大，渐上渐小，四边都是梯形。一边一个，挑着时咔——咔，咔——咔的响声，箱子上头有个架子，横挂一长串钥匙之类，互相擦击，发出声音，极有节奏。这种担子跟修洋灯洋伞的，补锅的，锡匠的担子都如同兄弟，有一种渊源，一种亲切的关系，都是小时候常常会让我把急切的脚步放缓，让我嗒焉如有所失，毫无目的跟着他看着他半天的。“补锅，——”丁达达丁，丁达达丁，丁达达丁达达丁达达丁，……有一种特殊响器，很多的精铁长片串在一起，撒开来一起花喇喇放出去，又趁手一带收回来，折成一叠，这有个名字的，叫作什么子，……哎呀，我怎么会又想不起来呢，我都闹不清究竟该往谁的手上搁了。不过锁匠担子常常有的是固定的顿在一处，等人来就教。木箱的一头各有许多小抽屉。我多想把那些小抽屉一个一个地抽出来看看啊。这些小库房里简直是包罗万象，用之不竭。并不乱搁的，每一格都是一定有东西。那每一个锁匠担子都是完全一样的。这一个锁匠跟那个锁匠若是换一副担子用一两天绝对没有问题，没有什么不方便。不，一两天是可以的，多了不成，器物各有不同性格，用惯了自己的用别人的不顺手，不如意。——都是这样，所有的这种担子都有一定的秩序。甚至皮匠担子。我从前以为皮匠担子总是砧子木板乱搁的，才不，刀是刀的地方，锤是锤的地方，麻线，黄蜡猪鬃都占一定角落，甚至篮子上竹架子上夹的上底的牛皮马皮，大大小小，都挨着差不多的层次！顶要紧的是一把大锉。大。锉身有二尺多长，四四方方。一头一个木柄，抓在手上。一头是锉头，木制，圆的，顶头饱出，作球状，套在一个固钉在木箱上的铁环里。锁匠坐在一个马扎子上，坑蚩坑蚩拉那锁。锉钥匙，锁匠，锉别的东西。磨锉金属的声音本来是不大好听的声音，但如果那个锁匠，我不讨厌，我听惯了，而且可以毫不勉强地说，我喜欢。是的，那是沉着痛快，锲而不舍，坚决而持实的声音，一锉下去，拉回来往下再一推，铜屑子灿烂地撒下来，那边，那个东西上一道槽子，生新的一条一条痕迹。锉高一点，低一点，偏一点，侧一点。手里控着的东西转着方向，嘎兹嘎兹，嘎兹嘎兹成了。这是最诚实的，最好的广告。“喂，拿过来试一试。”一把死了的锁，郭达，开了。再试试，锁起来，郭达，开了；郭达，开了。好。因此有多少人少做许多着急的梦了。一年丢了钥匙的倒也不少噢？这些钥匙都到哪里去了呢？锁匠有许多旧钥匙是哪里来的呢？只见人拿了锁来配钥匙，拿了钥匙来配锁的不多吧？锁匠开得的锁多，不一定钥匙，有一根铁丝弯来弯去的大多数锁都不费事。据说一个小偷学习他的行业之前必先学做木匠，瓦匠，懂得房屋路径构造，撬椽子挖洞，爬高走险，还得学两年锁匠。而捉到过好多小偷，说是都是由锁匠出身的。所以，王锁匠的事犯以后，有人说，他在没有“大做”之前一定还摸过几家子。偶尔捞一点外水，并不长做，不在地保面前挂号，手脚紧密，不露破绽，没有人知道。有两笔肥的呢，不然，就坑蚩坑蚩，他就开得起铺子来了？这么多锁匠呢，为什么他们都拉一辈子大锉？——害，你，你叫王锁匠给你配过钥匙没有？哈！你运气！你知道你担了多大的风险啊，他是，什么锁到他手里就听他的话的啊，见过一把锁就忘不了的啊，弹簧弹子德国钢锁都开得开的啊！啧！你他妈的婊子不害×，——走局。你丢过东西？——没有？——可惜。
王锁匠后来开了个铺子。一个正式的铜匠铺子。这就是说他有三根铜苗子坐镇在橱架上。铜匠店总得有这个东西，也有一种义务，到附近邻居，这一坊一保有火灾，得把这几根铜苗子借出来，扛出去，帮同救火。铜苗子看见过没有？跟个大望远镜似的，构造原理与小孩子玩的水唧子同。这东西的威力当然不如水龙大，但有时小火，专对一个近身方向也甚有用。而且，轻，方便，灵活，火头转到哪里马上就迎得上去。铜匠店不知是不是因为整天叮叮咚咚吵扰了街坊，故做了这个东西，防其不测，作为补报？城里熟习掌故的不但说得出各坊老龙的性格，且亦能历历说出一家一家铜匠店的水苗子的历史，说得出他们的样子，说得出某次某天他所尽的力，建的功。跟那些龙一样，有些苗子都渐渐有了神性，供放在家里轻易不触动，甚至也烧香叩头，隔一个相当时候须“请”出来校验校验。王锁匠家的一根特长苗子，一两次之后即显出不凡。更值得感谢的是他亲自出没火场施救时的勇敢和机敏。对面那一家豆腐店，母女两个，不是他，不是那根苗子，早完了。……从此王锁匠的工作不是，不单是锉，而是打了。一块紫铜板，登登登登，能够打成一把水吊子，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一个铁砧子，铜板放在上头，一锤子，一锤子，一锤子下去，红粉粉的铜上一个光溜溜的紫麻子。登，一锤；登，一锤。不是死命地砍，巧巧的，一着到立刻就反弹了回来，耍耍停停。手下铜板渐渐转移得每两点之间，距离一定，麻子都是整整齐齐的。转着转着圆了，转着转着窝过来，有意思！打水吊子，打铜盆，打水镟子，酒镟子，打脚炉，打五更鸡，莲子井。水吊子一把一把吊在屋梁上，水镟底朝外倚在架子上，又光又圆。他也做福禄寿喜字，立鹤芝鹿烛台。也磨松鼠葡萄双鲤鱼，赛银帐钩。做的油灯盏。做铜笔帽，做墨盒。我的墨盒，笔帽都是他家买的。笔帽是玉山号笔店买的，但是他家做的，他也还做锁，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锁。还配钥匙，到他那里配钥匙的人多。他生意很好。可是新开的店也并不光鲜，老房子，比一般大铜匠铺子小，说正式也并不大正式，还是一样“小本营生”，只有两个小徒弟，另外就是他自己，店也没有什么陈设，暗暗的，墙上砖块的印子在薄薄一层石灰水后里骨露出来，木头上并未髹漆，碎砖地，招牌是纸写的，正面墙上有一个红福字。廊檐台阶有一两块砖头常常是缺的。我们一次一次从他的廊檐下走，一次一次脚下的路线为这个缺口一绊。一遇到这种缺口我们就想跺他两脚再跺下两块来的，可是王锁匠家的廊檐台阶总是缺那么两块。他那个百灵笼子在头子，鸭嘴铜钩，百灵在台子上珠子似的唱。一只好百灵。王锁匠一大早起来添食换水，铺沙，到东门外学田上溜一转。
门关着。有缝，往里看，黑黢黢的。台阶上还是缺那么两块。好像比平常高，可是狭了，得歪着一点肩膀走。门槛是个两截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一个蜘蛛在上头结网，风吹得网鼓鼓的。
我们城里后来来了好些机器，抽水机，榨油机，碾米机。来了好些“老桂”，不知道为什么管理机器的工头叫老桂。老桂也管修理机器。王锁匠斜对是一家米店，本来用骡子拉，后来改了，用机器。兴中公司三十二匹马力，很好。本来叫碾坊，改了名字叫了米厂了。老石碾子也在，不用了。起了一间房子，洋灰地。皮带盘，钢轴，车床，老虎钳，电磨石，螺丝洗，钢锯子，……王锁匠有兴趣极了。没有事他就溜到后头去看。老桂跟他混得很熟。老桂一个人，机器买了的时候由公司介绍跟了机器一起来的，没有一个朋友。他那一口话就没有人完全懂。他无聊极了，脾气大，动不动大发，要跟老板辞生意了。王锁匠听呀听的，他的话懂得**成了。他试着撇着一点腔跟他攀谈，知道他许多事情，懂得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米厂里人多奇怪，嘻，这个机器人跟小王聊得挺好，不晓得说些什么，一聊一半天，指手画脚，点头磕脑！畜生也服一个人管，好了，这以后他要是再发脾气要小王跟他讲讲看。一讲，行！没事。于是只要老桂一毛了，赶紧，着人到对过叫小王。百试百验。小王把那些钳子锯子螺丝老虎渐渐地摸熟了。有时他在架子上拧，转，推，捺，老桂刁根烟卷笑眯眯地在一边看，“呱呱叫！呱呱叫！”店里哪一个人都学得像他那个“呱呱叫”。有时，机器出了毛病，老桂修，小王也挨肩跟他蹲着弄得两手黑油，一鼻子灰。机器开着，他也能拿个油壶添添油，抓一把纱衣这里那里擦擦。甚至他也在耳朵上夹一根铅笔，能够用半尺画简单的图。他有些东西借老桂的家伙做。老桂有些零件还得请他照样子配。托老桂他还订了几件简单工具，在店堂里装了起来。有一天老桂跟老板说想请假。老板慌了，赶紧叫小王来，没有什么事情他不高兴，这一阵子他样样都满意，不是胖了吗？他说他谢谢老板，他说店里上上下下他也知道，都是好人。不过他要请假，人家家里有事情。什么事情？——人家有个太太呀，来你们这儿两年多了，太太一个人睡！他说，回去看看，两个礼拜，就来。绝不误你的事，说哪一天来就哪一天来。他的脾气，你们还不都知道？板板六十四，说一句是一句，准保，不会错。“那怎么行，怎么行！机器谁管，机器谁管！这玩意又不是骡子，不通人情，他要是发起蹶子来你又不能打他。不行，不行！”“老王呱呱叫，老王可以管，老王跟我一样的一样的。”试验了一两天，老桂只看，不动手，老王果然弄得妥妥当当。好了，老王管！王锁匠管了两个礼拜，——果然老桂说一是一，一点没有出事。从此，老桂请假的回数就多起来，老板越来越答应得容易。他太太给他一年生一个孩子。
王锁匠实际上把他那爿铜匠店已经变成一个小工场。陆陆续续老桂帮他买。他自己也四处去踅摸，日增月累的，简直很像个样子了。他也装了一个小柴油马达，一根钢轴，小皮带，咕噜咕噜，叭嗒叭嗒见天地转。城里城外的老桂常上他那里坐，简直成了他们聚会的中心。他们有生意也多照顾他，要配个什么零件，他的许多老法子老工具倒还补这个城里机械实件不足。有的地方机器发生故障也来叫他去修。他忙得很，好精神。也有不少人不叫他王锁匠，叫他“老桂”了，“王老桂”。这是一个为很多人谈论的人物了，识与不识，都羡慕他。他那两个铜苗子还放在那里，放在老地方。大大地出了名则是在那一次。保卫团的一个连长的二膛盒子不知哪里坏了，不知怎么有一次在他店里喝茶谈起来，说可惜极了，这根枪还是徐大文的。——徐大文是这一带著匪，作案之多，枪法之准，子孙徒弟之广遍，在他死后近十年还常有人谈起。王锁匠好奇，说看怎么样？他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拆开来，七锉八锉配好了！那个连长欣喜若狂，无以为谢，当场在他店前放了三枪！且让王锁匠也放三枪玩玩。这六枪！
王锁匠有一阵忽然不见了几天，后来又回来了还是一样，一样做他的事情。问他，说是乡下请他去修抽水帮浦的。后来隔这么三两个月就要出一次门。据说，哪里是下乡修水帮浦去了！乡下有水帮浦的不过是那么几处，也不能挨着个儿啊。坏，也不能尽来找他啊。正正经经的宅老桂有的是，要你……你个半路出家，似通不通的冒牌老桂！他啊是叫土匪摇去的，给他们修枪去了！听说他还会造。既能修，就能制！还会造炮，迫击炮！有那广大本领么？人倒是真鬼巧。嗐，用到歪路上去了！人不能聪明，聪明人就不安分，再不，难保他不会造反。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天地君亲师，仁义理智信，一样都没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挑个小铜匠担子，恍仓恍仓，也就不会有些朝了。人啊……真是：愚而安愚。既与土匪有来往，他就是匪，你能说他没有作过案？财迷心窍，心都横过来了，跟个挑子似的，放在桌上，嘴子朝着一边。——说起来，这几个匪也不义气，不值价，怎么就把他攀出来呢？既做了这事，怎么也不避一避？几个保卫团弟兄，走了去一搭就搭住了。没有话说，五花大绑，扎起来就走。
有的人又说，这件事内里有一桩风流案子，豆腐店那个女儿，进门寡，嫁过去没有几天，丈夫死了，在家里，哼，好不了。小王跟她有一手，米店老板也跟她有一腿子，一个钱，一个人。这就……
他那个百灵挂在保卫团团部里，只听见叫，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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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地方言，把锅烧热了做饭，叫作“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