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9章 有些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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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韦瑜就此认输。
　　这不是他的性格。
　　现在是开元盛世，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开元盛世也确实算得上名副其实。
　　国内繁荣稳定，民众生活富庶。
　　大唐国力强盛，如日中天。
　　大凡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否，这个时代的衡量标准就是粮食和人口。
　　目前各地粮食富足，粮仓里堆满了粮食，足够全国三四年的口粮，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近700斤。
　　这个量，在中国历史上达到高峰。在此后的1200多年里，也一直处于高峰，直到1982年的时候，才重新达到这个标准。
　　此时全世界的人口只有两亿左右，大唐就有人口5000来万，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人口就是生产力，就是军力。所以大唐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帝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强国，世界中心。
　　长安城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一百多万，是全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城市。在这里经商、学习、传教、寓居的外国人就有五万多。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各种商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遍世界。世界各地的商品汇集长安，行销全国，转销日本、新罗、东南亚、中东等地。
　　这里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有最先进的典章制度。
　　当日本、新罗等国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在长安学习的时候，当这里开放包容的文化盛极一时的时候，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初期，非洲处于蒙昧的原始社会，澳大利大陆的少数土著处于原始社会的渔猎阶段，美洲大陆也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
　　但是，这个繁荣昌盛、开放豪迈、包容多元、气象万千的盛唐景象，二十年之后，将因为一场安史之乱而消失，大唐也转入逐渐衰落之中。
　　“安史之乱不仅仅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各个朝代，再也没有大唐这样的崇高地位。”
　　韦瑜站起来，推开了窗户，任思绪飞扬。
　　大唐，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骄傲，也是永远的痛惜。
　　如果韦瑜没有穿越，他可以看在历史的时候，发出无限感慨。
　　但是他现在来到了大唐，成了一个唐人，这个大唐就跟他有了切身的关系。
　　不管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他都跟大唐的命运息息相关。
　　他今年才十七岁，二十年之后才三十七岁，今后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安史之乱跟他有关，大唐的衰落跟他有关。
　　在大唐繁荣的外表下，危机开始酝酿。
　　从政治上来说，李隆基从最初的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开始倦怠政事，觉得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可以歇歇，追求享乐了。
　　李林甫拜相，两年之后正直的张九龄被排挤罢相，标志着吏治开始腐坏。
　　大唐由盛转衰的三个重要人物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陆续粉墨登场。
　　商业的空前繁荣，催生了柜坊、飞钱这样的新型金融业态，出现了独立的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结合，造就了以王元宝为代表的一大批富豪。
　　这些富豪公开资助和网罗贡举考生，为他们进入官场提供帮助，培养他们的代理人。
　　富豪们跟权贵结合，合伙敛财。
　　权贵们也把自己的钱投入到柜坊，放高利贷，或者自己做生意，或者到富豪们那里入股。
　　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产生了大量的豪强。这些人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干预和左右朝政。
　　关于资本跟权力结合，韦瑜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他认为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在他前世的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那就是外族的庞大资本已经开始跟大唐的权力勾结起来。
　　这种资本，以粟特商人的资本为代表、
　　到了大唐，韦瑜才发现，粟特商人在大唐是个非常重要的商人群体。
　　他们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业力量，控制了丝绸之路上大部分的生意。而且深入到了长安、扬州、益州、广州等重要的商业城市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
　　在各个城市的高利贷中，粟特商人的资本是主要来源。
　　长安的许多官员子弟、宗室子弟、世家子弟，都是粟特商人高利贷的客户，很多官员、权贵都跟粟特商人有生意上的合作。
　　可以说，粟特商人的资本，已经渗透到了大唐的高层权力之中。
　　要命的是，这种资本是完全不受监管的。
　　由粟特资本，韦瑜联想到安禄山造反。
　　安禄山虽然领有三镇节度使，但是范阳、卢龙、河东三地的正常赋税，不足以支撑他十五万大军的庞大军费开支。
　　那么安禄山的军费从哪里来的？历史研究中也没人关注这个问题。
　　韦瑜的猜测，就是粟特商人暗地里给安禄山提供资金支持。
　　首先，安禄山本身就是粟特商人出身，很容易跟粟特商人彼此勾结。
　　其次，资本膨胀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干预政治，获取权力。
　　大唐重农抑商的政策不符合粟特商人的利益，他们有动机支持安禄山当皇帝，获取更大的利益。
　　第三，粟特商人游走各地，其实是最方便的间谍，他们很可能还给安禄山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情报支持。
　　第四，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很多粟特商人都在河北三镇田丞嗣等人的保护之下，这说明粟特商人跟安禄山及其部将之间利益联系非常紧密。
　　第五，在安禄山造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几乎举国皆知的情况下，他还能屹立不倒。仅仅用李隆基宠信安禄山来解释，是说不通的。
　　韦瑜的猜测是，除了李隆基的宠信和侥幸心理之外，应该还有受益于粟特资本的一大批宗室、世家、豪强、官员在庇护安禄山。
　　这样在逻辑上才说得通。
　　在经济上，作为大唐立国基础和一百来年经济支柱的均田制已经基本上瓦解。
　　取而代之的的是土地兼并和集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逃户、流民，或者依附于豪强地主。
　　课户大幅度减少，不课户大量增加。
　　贞观年间，不课户不到百分之三十，现在不课户已经将近百分之六十。
　　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国家财政日益窘迫。
　　正常的商业性土地兼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发挥规模优势，进行集约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
　　不过韦瑜经过观察和研究，发现了大唐土地兼并的另一个特点。
　　那就是大量的土地兼并，并不是商业性兼并，而是权力兼并。
　　宗室、官员、豪强、大族等利用权力强占农民土地，或者用欺诈、陷害等手段强取豪夺，几乎没有成本地兼并土地。
　　在土地的经营上，利用犯人、军人、战俘、官奴婢等无偿劳动。
　　不仅无成本获取土地，还几乎没有劳动力成本经营土地，获取暴利。
　　这些人还是不课户，不用承担租庸调义务。
　　这种兼并，才是危害最大的。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悬殊的贫富分化就自然出现，阶级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这就是王朝末年的景象，似乎仍然逃脱不了历史周期律。即使没有安史之乱，也会出现农民起义。”
　　“安史之乱扫除了大量豪强，人口大量减少，人均土地面积增加，粮食危机缓解，藩镇割据使得地方和中央权力达到一定的平衡。”
　　“大唐经过安史之乱之后，还能延续一百多年寿命，似乎安史之乱还起了为大唐续命的作用。”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还真是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结局。”
　　在军事上，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募兵制开始实行。
　　各地节度使不仅手握重兵，还拥有辖区内的财政、人事、民政权力，几乎与一方诸侯无异。
　　“朝廷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节度使是否造反，似乎只凭着他们的良心好坏。”
　　“良心这个东西，在权力、利益和皇帝梦面前，从来都是不值钱的。即使没有安禄山，也可能出现张禄山、王禄山起来造反。”
　　大唐的军事扩张，已经达到了极限。无论是财力、物力、人力，都已经难以支撑更大的扩张。
　　西北的回鹘、西南的六诏、东北的契丹、奚、室韦等时反时叛。
　　大唐的军力虽然强盛，但是也面临着吐蕃、大食这样的强大对手。他们虎视眈眈，随时都准备给予大唐致命一击。
　　大唐其实已经有了内卷化的迹象。
　　“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军事危机、官商勾结、豪强横行、李隆基怠政、李林甫专权、杨国忠乱政、安禄山造反……。这些问题，在大唐的现有制度框架下，都不能可能解决。”
　　“这些问题虽然严重，但都不是大唐衰落的根本原因。”
　　“大唐的根本矛盾有两个：一是现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水平。二是现有的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合大唐的经济基础。”
　　“要想挽救大唐，就必须彻底改革大唐的制度，重新建设一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系统。”
　　大唐需要一场改革甚至是革命，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
　　安史之乱也是一场革命，但是一场破坏性革命。
　　大唐需要的是一场建设性革命。
　　这就是韦瑜半年来调查研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