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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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一郡一县，辖地广阔，人口繁多，耳听目见不能周遍，下情无法传达上来。事情处于似是而非之间，一定要仔细观察，周密分析，等事情确定无疑之后再加以实施，大概就不会耽误事情了。”
    “做事一定要从开始就认真谋划。为官理政之初，士人百姓都在观察、听闻，这也是分别廉与贪、贤与愚的基础，因此做事务必详细审慎，不可轻易树立新的法度，以防不合人情，以后难以更改。自身要保持检点清白，一定不能轻易与人交往，以防一有沾染，行动受制于人。”
    “不仅仅是贿赂可以玷污一个人，如果喜好技艺，那么就会有从事占星、医术、卜筮之人投其所好；如果爱好稀奇的古玩，那么有人就会将古书奇画送给他；如果爱好花卉，那么有人就会以奇花异草打动他。嗜好一旦偏离，就会掉人陷阱之中，即使是切磋诗文的交往，也有改变情操、败坏事情的，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
    “郑端。顺治十六年进士。曾官江南巡抚、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著有《日知堂文集》《政学录》《朱子学归》等。”
    “为官理政以多问明察为第一要务。这是尧、舜治理天下的高明之法。现在的人耳目闭塞，只凭借一人的判断，以为宁可错谬也不询问他人，担心那样会犯没有主见的错误，真是可笑。这是遇事不能追求事情本原的缘故。自己的内心如果明白，就会从各种议论中选取最合乎实际的意见，自然不会有偏听偏信的失误。心中一旦有愚昧和阴暗，即使询问封疆大吏和普通百姓，尚且不能自己决断，更何况一个人独断呢？所谓独断者，首先要集中各种谋略。谋略不集中众人的智慧就不会精当，决断不由自己则不会有结果。”
    “凡是为官理政之始，不可仅凭一己之见就设立法令规条。虽然这些法令规条曾经在一些地方实行过，也恐怕变易了地方而与当地风俗不合。假如违背人情而强行实施，最终必将是格格不入。如果由于难以推行而中途改变，以后再有命令，人们便不再信任了。因此，开始理政之时，不如一切照旧而行。如果运转顺利，何必要改变呢？或许个别条目不便推行，要详细观察而慢慢地变更。人们只见上下相安，而全不知其何以相安无事，不也很好吗？故而君子根据当地习俗以实施教化，详察失误然后采取预防措施。”
    “面对政务必须善于思考。周密思考就会有收获没有损失，不周密思考就会既有收获也有损失。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政务如同农民种地一样，需要日日夜夜的上心思考”。”
    “树立法度应先讲求其可行。如果不讲求其可行而冒昧地实行，或者受成例所制，或者受能力所限，或者违背人情，或者背离当地风俗，其法度最终无法实行，白白增加一番搅扰。”
    “方大浞，字菊人，清湖南巴陵。今湖南岳阳人。”
    “咸丰五年，以诸生起家军旅，授广济知县。累迁宜昌知府、直隶布政使、山西布政使等。著有《蚕桑提要》《农桑提要》《捕蝗纂要》等。”
    “”朝廷设立官职，全是为了百姓。只要对百姓有益，不妨碍公事，那么无论是宽和严，无论是水和火，都可以作为仁政。不能依据百姓的需要而使他们得到利益，那么用刑罚辅助教化足以产生弊病。如果偏执己见，到处获取虚名，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不把百姓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恐怕严苛与宽纵的罪过是相等同的，好事比耽误事情危害更大。”
    “刚毅，他塔拉氏，字子良，满族镶黄旗人。历官江西按察使、山西巡抚、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
    “凡事规划谋略尚未详细全面时一定不去轻率推行，利害还未悬殊时一定不随意改变。如果要拯救以往积弊，必须深究产生积弊的原因。如果是当世的弊病，只对这个时期加以治理；如果是法规产生弊端，就要将法规全部革除。这样又要根据新法来校正旧法，就要长远打算，考虑困难。如果知道弊端应该革去，而所作所为不能把握问题的根源，知道事情简单可以去做而不能把握其要领，那么旧患没有消除，新的灾祸又重新滋生，为了医治腿病反而使腿萎缩，问题辗转加剧。这些都是用一种弊端代替另一种弊端。而且，喜好革除弊端，而不能推究其终始，令下之后欺诈随之而起：法规难行而违背众人意愿，则法规出台奸诈随之出现。只有视当地习俗以实施教化，详察失误然后采取预防措施，才可以使政事与时世相协调。”
    “夫谋远似迂，人皆忽而憎之。盖因其无攻身之急，无旦夕之验故也。今之百官莅任，求其功也速，责其过也备，非养交饰誉以待迁，即容身免过以待去，自非忧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怀苟且之计。既不肯为十年之规，况万世之虑乎？”
    “谋划长远好像迂拙，人们都轻视而且厌恶它。这是因为它没有危害自身那么急迫，没有马上应验的缘故。现在的官员主政，讲求迅速建功，责备其过错也很严厉，不是结交朋党、谋取名声以等待升迁，就是保全自己免于出错以等待调离。这些并不是忧国忧民、公而忘私之人，大多数是怀有得过且过的想法。既已不肯做十年的谋划，更何况去做长久的思考呢？”
    “唐代人崔郾曾经在陕西为官。当时，他的为政风格以宽松为主，甚至出现了一个月里没有鞭笞过一个人的情形。后来，他出任鄂岳观察使。在鄂州，他一改在陕西的为政风格，实行严刑峻法，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宽宥。有人对此感到不解，就询问前后宽严截然不同的缘故。崔郾说：“陕西土地贫瘠，百姓穷苦，我尽力去安抚惟恐不及。而鄂州土地肥沃，民性彪悍，又夹杂着蛮夷的习俗，不用威猛之政，根本无法得到治理。这就是所谓的‘政贵知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