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9章 替换章16
【这是替换章，不要看】
残忍看作无条件的至恶（summummalum）。在道德家（moralists）中，只有蒙田和他的门徒孟德斯鸠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地这样做了，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他们一直都是少数派。视残忍为首恶意味着不再理会启示宗教所理解的罪的观念。罪是对神圣规则的违逆，是对上帝的冒犯；一直以来，骄傲——拒斥上帝——都肯定是最严重的一种罪，它引发了其他所有罪。但是，残忍——存心对弱者施加**痛苦，以引发他的苦痛和恐惧——完全是对另一个造物犯下的错。视残忍为最大之恶这一判断是针对残忍本身作出的，也是由于残忍本身而作出的，而并非因为残忍意味着对上帝或其他更高规范的否定。这一判断是在人世之内作出的，在这个世界中，残忍是我们正常私人生活和日常公共实践的一部分。只要树立这种观念，即把残忍视作无条件的首恶，认为没有什么位于我们之上的存在物可以宽恕或原谅残忍行为，我们就不能再诉诸现实秩序之外的任何其他秩序了。对残忍的极度厌恶完全可以与尊奉《圣经》的虔诚共存，但视残忍为首恶就不一样了，它无可挽回地置人于启示宗教的领域之外。因为这纯粹就是一种对人之行为的人之裁决，这种做法与宗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视残忍为首恶这一决定并不仅仅是由宗教怀疑主义导致的。确切说来，它产生于这样的认识，即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的暴虐习性并没有什么差别；以及这样的认识：早在马基雅维利写出他的著作之前，他就已经赢得了胜利。[3]因此，视残忍为首恶不仅会与宗教格格不入，也会违背俗常的政治观点。为什么我们应该对残忍报以最深切的厌恶呢？蒙田认为这完全是个心理问题。他先是深入观察自己，然后发现自己一看到残忍行径就满是反感。这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应，因为正如他所说的，“相比于任何宽容的典范，残忍所带来的恐怖都更能促使我变得宽容。”[4]其实，怜悯往往是很狭隘的。怜悯本身没有任何肯定性的成分，它只是能抑制我们的残忍念头，但不会对仁爱或人道情感作特别的肯定。蒙田不相信柔弱的人：他们往往性情不定，很容易变得残忍。像说谎一样，残忍容易使人们对它油然生出反感，因为它是“丑恶的”。这是一种丑化人之品格的恶，而不是对神圣规则或人之规则的违逆。蒙田说他就是厌恶残忍，我们无须怀疑他的话，正如他所说的，“我们厌恶某样东西就说明我们把它当回事。”[5]不过，虽然他对残忍的反感是一种个人选择，但这并不是个随意显然，在写作《随笔》（essays）的很久之前，蒙田就已经丧失了对建制化基督教（establishedchristianity）的大部分信仰，虽然他可能还信仰上帝。对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下一步就是回到古典时代的哲学家那里去，蒙田对他们的智慧一直都仰赖有加。不过，这种新异教主义有一种他无法忽视的危险。以蒙田之敏锐，他势必会发现马基雅维利也逃离了基督教的束缚，这位基督教最坦率的敌人也是首屈一指的残忍导师，他的厌世是一种持久的道德威胁。在蒙田看来，残忍似乎已经无处不在了，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欧洲的道德疾病。蒙田把残忍视作诸恶之首，因为它已然是最引人注目且最少被改善的恶，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当时的宗教战争中。因此，《随笔》的前三篇以马基雅维利为论述对象，这并不令人意外。第一篇文章颠倒了马基雅维利的问题。在《君主论》（theprince）中，马基雅维利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统治者来说，残忍的统治和仁慈的统治哪个更有效？马基雅维利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而言，残忍最有效。蒙田提了一个君主统治的受害者可能会问的问题：在面对残忍行径时，是该祈求怜悯还是奋起反抗？他认为没有确定的答案。受害者们不确定该怎么做。他们必须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进行自救。《随笔》第二篇文章关注的是因孩子和朋友去世而带来的悲伤。第三篇文章提议人们可以采取预防措施来应对君主的恐怖行为。如果设有一种评议机制，在君主死后就对他的事迹进行评定，那么君主对身后名的关切可能会约束他们在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已经指出，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夫不太可能在历史上享有最好的名声，即使他竟然在自己的每一项事业中都大获成功。他会被剥夺所有荣耀。马基雅维利没有说明他的这一警告是否会奏效；不过如果我们考虑下马洛（marlowe）笔下的帖木儿[6]——他追逐名望，不断杀戮——那么我们自然会怀疑，对历史骂名的恐惧是否能约束他的所作所为。蒙田太清楚追逐名望、野心勃勃的君主有多么残忍了，他其实也没有对任何限制策略抱太大希望。但是，通过站在君主残忍行径受害者的角度来阅读《君主论》，蒙田拉开了自己的与马基雅维利的古典主义的距离。因此，视残忍为首恶就是对新政治科学的一对蒙田和在他之后的孟德斯鸠来说，西班牙人在新大陆的所作所为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基督教在道德上的失败。这些征服者不再只是历史人物，而成了一场永恒道德剧中的角色。蒙田将他们视作基督教失败的最重要例子。基督教宣扬一种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纯洁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对人的行为却影响甚微。穆罕默德和异教徒的举止往往比基督徒更好。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时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如果向那些土著引介希腊和罗马的美德，那么新大陆将会是多么兴旺！然而，打着让土著人皈依基督教的幌子，西班牙人为了黄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虚伪与残忍结合在一起，汇聚为狂热。狂热已经取代了宗教和哲学的位置，“当它支持憎恶、残忍、野心、贪婪、诋毁、反叛（以及类似）的倾向时”[7]，它将造成惊人的后果。这一控诉突破了基督教改革者的惯常做法，那些改革者总是用基督与使徒的故事来指责刚愎自用的教会。对蒙田来说，言与行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孟德斯鸠确实拿仁慈的基督这一形象来羞辱残忍的宗教审判者，但这只是嘲讽，因为他笔下的这段论辩是借一个伊比利亚犹太人之口说出来的。对孟德斯鸠来说，公然表达虚假信仰不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有的宗教都会被看成是社会控制的形式——它们是必要的，但总体来说并不值得赞美。诚然，那些被蒙骗的西班牙人在进行屠杀时是“庄严的基督徒”；但事实上他们和古往今来的其他征服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这类随便以虔诚来文饰的残忍，我们理应极度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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