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猝不及防
“卞国富已经被停职，中纪委和公安部、最高检成立了专案组，马上就会启动对他的调查，相信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丁家宝表情复杂地看着王占波说道。
“按照组织程序调查，大哥不会有问题，就看他能不能过得了良心这一关了。
我真不知道丁书记的身手这么好，看来我对您的了解还不够，这次栽到你您里，我王占波心服口服。
也许是天意如此，善恶终有报，这也是我的报应。”王占波先是沮丧地说了一句，紧接着又面带微笑地看着丁家宝说道。
过了三天，丁家宝得到一个，不算是太意外的消息，卞国富在自己的老屋自杀了。
但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卞国富骨灰下葬一周后，杨静也在卞国富的墓前自杀身亡。
据说杨静临死时是抱着卞国富的相片，面带微笑离开这个世界的。
这接二连三的消息，让东江省的吃瓜群众增添了很多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杨静自杀后的第二天，丁家宝收到一封匿名信，打开一看是杨静寄给他的。
内容完全是用手写的，总共是十二页a4纸。里面有好几张，都还清晰可见被泪水打湿的痕迹。
丁书记您好：
我不知道应该恨您，还是应该感谢您。您让我失去了心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我应该恨您。
可是也正是他们的离开，让我罪恶肮脏的一生都得到了彻底的解脱，我好像更应该感谢您。
紧接着杨静就在信中详细讲述了，她和卞国富的恩怨情仇，看完后丁家宝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杨静和卞国富的初识是在杨静十八岁那年，她刚从农村来白云市投靠那个远房做大干部的叔叔。
在叔叔的帮助下，她暂时被安排在白云市的印刷厂工作。后来的剧情就比较老套，就是一起英雄救美的故事让杨静认识了卞国富。
卞国富当年刚结婚，但是两口子都是刑警，由于工作关系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像其他新婚夫妇那么多。
杨静又是那种特别吸引异性目光的女人，在杨静猛烈的攻势下，卞国富很快就沦陷了。
他们一有时间就会在一起疯狂，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杨静发现自己怀孕了，两人才重新审视这几年的荒唐行径。
“静静，这个孩子不能要。”
“这个孩子我必须要，你要是不愿意离婚，那我就一个人将他抚养长大，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马上就要升级了，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意外，更不能离婚。再说，是我对不起我老婆，不能让她承担后果。”
“我爱你，但是我也并不想难为你，是我自愿的，不关你的事。”
“那孩子怎么办？”
“有人替你养，我会处理好的。”
过了几天，杨静就半推半就的让那个觊觎自己三年，多次骚扰自己的远房叔叔得逞了，几个月后逼着叔叔离婚娶她。
当孩子出生后，杨静还想和卞国富再续前缘，暗地里保持这种特殊关系。
但是卞国富这时已经冷静了很多，他感觉杨静现在的生活很好，不能再破坏双方和谐美满的家庭。
在杨静看来，卞国富就是嫌弃她被别人沾了身子，最后做出了始乱终弃的事，一怒之下就变得自暴自弃。
杨立洲前期的关系网，都是杨静帮忙给织好的，和卞国富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在杨立洲第一次犯事时，杨静又一次去找十几年没联系过的卞国富。当时卞国富并不想帮助这个恶魔儿子，所以才有一审被判死刑的判决。
在二审之前，杨静告诉卞国富，如果他不想办法保住儿子的命，那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死，也会将这件事公布于众，让他身败名裂。
卞国富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妥协了，给王占波打了电话，很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最真实的情况。
在他的心里，有一丝丝不希望王占波为了他做违法乱纪的事，如果王占波拒绝了或者是阳奉阴违，他反倒觉得很安心。
自己不能大义灭亲，将希望寄托在这个义气为重的王占波身上，显然又是他走的一步错棋。
当第二次刘景辉案子被暴露出来后，卞国富发现牵扯到的人太多了，一直在犹豫是顺其自然还是及时止损。
还没等他做出决定呢，调查已经牵扯到了史玉明，下一步一定会让王占波也受到牵连。王占波也没再等他的指示，直接采取了后面的行动。
在王占波被抓获后，卞国富这些年来第一次主动约见了杨静，说出了这些年自己心里的煎熬，希望能得到杨静的原谅。
至于王占波涉毒的事，卞国富并不知情，他只是知道王占波对待兄弟两肋插刀，对待敌人那也是心狠手辣，从不给对方反抗的机会。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王占波和卞国富以及杨立洲的事，被东江省乃至全国人民编出了好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持续在网上发酵着。
这也是丁家宝工作这么多年，碰到的第一个，能让民众关注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事件。
当然了主要是东江省的扫黑除恶工作，并没有因为王占波的伏法和卞国富的自杀而偃旗息鼓，反而是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小丁同志，将工作安排一下，马上回京城，武汉发生了恶性传染性疾病，保健专家组的成员需要紧急研究一下对策。
我也和杨书记说过了，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在春节前的十几天，丁家宝收到了卫生部姜部长亲自打来的电话。
紧接着丁家宝又接到了中纪委书记杨永前的电话，说的也是同样的内容，让他将工作都安排好后就回京城。
看来这次的传染病，比以前的那次更严重。以前的那次，他作为甘南省里的专家，都没有接到消息。
丁家宝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将东江省纪委的工作安排妥当，就踏上了飞往京城的航班。
从回到京城的当天下午开始，丁家宝就和几个中医方面的专家，一起了解病情，分析病情并提出可靠的方案。
由于中医需要辨证论治，必须近距离的接触病人才能了解到最准确的信息。再加上中医的治法对于同样的病症表现，治法也是因人而异。
可是这个病毒的蔓延速度迅速，症状变化也很快，所以短时间内也无法研究出什么可以通用的特效药方。
在卫健委的主持下，全国的中西医专家分成好几个小组，连续讨论几天后，就开始组织人马驰援武汉，丁家宝也主动加入了第一批的队伍中。
卫健委主任是丁家宝以前的下属，但是现在丁家宝的身份是一个中医专家，也必须听从卫健委干部的统一调遣。
丁家宝一到武汉就被分到了最大的一所中医医院，因为这里收治的重症患者最多。
没有休息一分钟，丁家宝和几个中医专家一到医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医疗救助工作中。
和他之前看资料分析的一样，虽然大家主要症状都相似，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但是个体差异也确实很大。
在中医团队按照中医治法实施救助的同时，西医团队也分成几个抗疫科技攻关突击队，在各医院采样分析。
分别从病患预防检测及确诊检测技术、抗体药物及疫苗、……等八个方向，进行研究和科技方面的攻关。
在丁家宝看来，虽然这是恶性传染病，用西医的说法是病毒引起的，但是治法都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中。
从他接触的患者来看，无论病人男女老幼，发病特征及演变过程，完全符合张仲景《伤寒论》中所述。
《伤寒论》的辩证论治体系，看着好像很简单，事实上相当复杂，《伤寒论》中一共有113个方，治疗的症状中几乎都有发烧这种症状。
用现在最通俗的说法就是，都是用来治感冒发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方子，都是针对疾病后期种种变化，包括各种误诊的、吃错药的、病危的等等。
其学术体系有着无比的价值，充满逻辑、辨证。因为比较复杂，学习就相对困难。
所以能够掌握的人少之又少，导致张仲景的东西始终不大流行，医界学习者甚少。从而也造成了千年来的错误，仍然一犯再犯，一错再错。
借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在这次援助武汉的过程中，让丁家宝对张仲景《伤寒论》的伟大之处，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他看来这种恶性外感传染病，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最终在人体的表现就是那几种常见的症状。
很多大夫束手无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艺不精，没能领会《伤寒论》的精髓。
古人讲，走马看伤寒，意思是说，看伤寒病，得骑着马跑，因为变化太快了。因此这个病的治疗，是不能一方到底的，而是中途必须要转方。
开始怕冷、身疼，需要开治疗风寒的方，等怕冷身疼好了，就不能继续吃了，得换方吃治咳嗽、口干嗓子干的方子。
就是说，病是有病程的。医生开方，也必须要随着症状变化而变化。
在他参与救援的这二十多天里，丁家宝总共接触了上万个病人，开的方子没有一个脱离《伤寒论》的。
麻黄汤、大青龙、葛根汤、大小柴胡汤……翻来覆去就这几十个以及其合方，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有个别的重症患者，丁家宝还给用了针灸混合疗法，总之都是根据患者个体差异选择不同的治法。
虽然这次的疫情，全国调集了最优秀的医疗人才和设备，但是还是没能阻止病毒的快速蔓延。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就算是丁家宝这种体力超强的人，在连续工作了二十多天后，也有些精力不济。
他始终坚守一个信念就是，大疫之后必出大医。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瘟疫从未停止过。
每次大疫，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样每次大疫，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大医”，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可以说中医的发展史，就是与瘟疫的抗争史。东汉末年“伤寒病”的流行，才有了张仲景和中医方书之祖《伤寒论》的问世。
南宋末期“大头瘟”的爆发，才有了李东垣和“普济消毒饮”这个千古名方的流传千古。
清末民初，一场霍乱在上海流行，才促使王孟英重新审视恶性传染疾病，在预防方面的重要性。
提出了许多与现代防疫概念相同的理论，认为水源、空气污染是霍乱流行的主要因素，应“疏浚河道，毋使积污”还提出了在水中放置药物，房屋要通风等防疫概念。
再后来的伍连德与鼠疫，蒲辅周与流脑，无一不是大疫之后涌现出的大医。
丁家宝相信古人能做到的，现代人一定也能做到。从武汉回到京城后，他就和几个驰援武汉的专家一起，在隔离期间研究能够适应大多数症状的中药方剂。
但是鉴于中医治病的特殊性，任何方剂都不是放任四海而皆准的，始终不能脱离辨证论治的宗旨。
所以虽然他们在使用这些方剂时治疗效果很好，治愈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远远高过西医的治疗效果。
等到他们将这些方剂在全国普及使用时，治愈率却降低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下。
可见并不是方剂不行，而是使用方剂的人水平还有待提高。即便如此，丁家宝也认为中医治法优于西医。
因为他发现，在接受中医治疗后的患者几乎没有后遗症。虽然所谓的返阳率没有多少降低，但是如果持续接受中医治疗，对身体损害可以忽略不计。
后面几个西医团队在疫苗和测试方法上相继有了大的突破，加上疫情已经蔓延到了全国。
能够挑大梁的中医实在是少之又少，中医治法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小，不能不让丁家宝和一些中医专家感到痛心。
不过他们也没有怨天尤人，反而还是在不停地研究推出更符合实际的治法和方剂，希望能帮助国人尽快战胜这场“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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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组织程序调查，大哥不会有问题，就看他能不能过得了良心这一关了。
我真不知道丁书记的身手这么好，看来我对您的了解还不够，这次栽到你您里，我王占波心服口服。
也许是天意如此，善恶终有报，这也是我的报应。”王占波先是沮丧地说了一句，紧接着又面带微笑地看着丁家宝说道。
过了三天，丁家宝得到一个，不算是太意外的消息，卞国富在自己的老屋自杀了。
但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卞国富骨灰下葬一周后，杨静也在卞国富的墓前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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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自杀后的第二天，丁家宝收到一封匿名信，打开一看是杨静寄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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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书记您好：
我不知道应该恨您，还是应该感谢您。您让我失去了心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我应该恨您。
可是也正是他们的离开，让我罪恶肮脏的一生都得到了彻底的解脱，我好像更应该感谢您。
紧接着杨静就在信中详细讲述了，她和卞国富的恩怨情仇，看完后丁家宝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杨静和卞国富的初识是在杨静十八岁那年，她刚从农村来白云市投靠那个远房做大干部的叔叔。
在叔叔的帮助下，她暂时被安排在白云市的印刷厂工作。后来的剧情就比较老套，就是一起英雄救美的故事让杨静认识了卞国富。
卞国富当年刚结婚，但是两口子都是刑警，由于工作关系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像其他新婚夫妇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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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我必须要，你要是不愿意离婚，那我就一个人将他抚养长大，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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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孩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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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杨静就半推半就的让那个觊觎自己三年，多次骚扰自己的远房叔叔得逞了，几个月后逼着叔叔离婚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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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卞国富这时已经冷静了很多，他感觉杨静现在的生活很好，不能再破坏双方和谐美满的家庭。
在杨静看来，卞国富就是嫌弃她被别人沾了身子，最后做出了始乱终弃的事，一怒之下就变得自暴自弃。
杨立洲前期的关系网，都是杨静帮忙给织好的，和卞国富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在杨立洲第一次犯事时，杨静又一次去找十几年没联系过的卞国富。当时卞国富并不想帮助这个恶魔儿子，所以才有一审被判死刑的判决。
在二审之前，杨静告诉卞国富，如果他不想办法保住儿子的命，那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死，也会将这件事公布于众，让他身败名裂。
卞国富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妥协了，给王占波打了电话，很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最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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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他做出决定呢，调查已经牵扯到了史玉明，下一步一定会让王占波也受到牵连。王占波也没再等他的指示，直接采取了后面的行动。
在王占波被抓获后，卞国富这些年来第一次主动约见了杨静，说出了这些年自己心里的煎熬，希望能得到杨静的原谅。
至于王占波涉毒的事，卞国富并不知情，他只是知道王占波对待兄弟两肋插刀，对待敌人那也是心狠手辣，从不给对方反抗的机会。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王占波和卞国富以及杨立洲的事，被东江省乃至全国人民编出了好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持续在网上发酵着。
这也是丁家宝工作这么多年，碰到的第一个，能让民众关注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事件。
当然了主要是东江省的扫黑除恶工作，并没有因为王占波的伏法和卞国富的自杀而偃旗息鼓，反而是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小丁同志，将工作安排一下，马上回京城，武汉发生了恶性传染性疾病，保健专家组的成员需要紧急研究一下对策。
我也和杨书记说过了，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在春节前的十几天，丁家宝收到了卫生部姜部长亲自打来的电话。
紧接着丁家宝又接到了中纪委书记杨永前的电话，说的也是同样的内容，让他将工作都安排好后就回京城。
看来这次的传染病，比以前的那次更严重。以前的那次，他作为甘南省里的专家，都没有接到消息。
丁家宝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将东江省纪委的工作安排妥当，就踏上了飞往京城的航班。
从回到京城的当天下午开始，丁家宝就和几个中医方面的专家，一起了解病情，分析病情并提出可靠的方案。
由于中医需要辨证论治，必须近距离的接触病人才能了解到最准确的信息。再加上中医的治法对于同样的病症表现，治法也是因人而异。
可是这个病毒的蔓延速度迅速，症状变化也很快，所以短时间内也无法研究出什么可以通用的特效药方。
在卫健委的主持下，全国的中西医专家分成好几个小组，连续讨论几天后，就开始组织人马驰援武汉，丁家宝也主动加入了第一批的队伍中。
卫健委主任是丁家宝以前的下属，但是现在丁家宝的身份是一个中医专家，也必须听从卫健委干部的统一调遣。
丁家宝一到武汉就被分到了最大的一所中医医院，因为这里收治的重症患者最多。
没有休息一分钟，丁家宝和几个中医专家一到医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医疗救助工作中。
和他之前看资料分析的一样，虽然大家主要症状都相似，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但是个体差异也确实很大。
在中医团队按照中医治法实施救助的同时，西医团队也分成几个抗疫科技攻关突击队，在各医院采样分析。
分别从病患预防检测及确诊检测技术、抗体药物及疫苗、……等八个方向，进行研究和科技方面的攻关。
在丁家宝看来，虽然这是恶性传染病，用西医的说法是病毒引起的，但是治法都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中。
从他接触的患者来看，无论病人男女老幼，发病特征及演变过程，完全符合张仲景《伤寒论》中所述。
《伤寒论》的辩证论治体系，看着好像很简单，事实上相当复杂，《伤寒论》中一共有113个方，治疗的症状中几乎都有发烧这种症状。
用现在最通俗的说法就是，都是用来治感冒发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方子，都是针对疾病后期种种变化，包括各种误诊的、吃错药的、病危的等等。
其学术体系有着无比的价值，充满逻辑、辨证。因为比较复杂，学习就相对困难。
所以能够掌握的人少之又少，导致张仲景的东西始终不大流行，医界学习者甚少。从而也造成了千年来的错误，仍然一犯再犯，一错再错。
借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在这次援助武汉的过程中，让丁家宝对张仲景《伤寒论》的伟大之处，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他看来这种恶性外感传染病，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最终在人体的表现就是那几种常见的症状。
很多大夫束手无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学艺不精，没能领会《伤寒论》的精髓。
古人讲，走马看伤寒，意思是说，看伤寒病，得骑着马跑，因为变化太快了。因此这个病的治疗，是不能一方到底的，而是中途必须要转方。
开始怕冷、身疼，需要开治疗风寒的方，等怕冷身疼好了，就不能继续吃了，得换方吃治咳嗽、口干嗓子干的方子。
就是说，病是有病程的。医生开方，也必须要随着症状变化而变化。
在他参与救援的这二十多天里，丁家宝总共接触了上万个病人，开的方子没有一个脱离《伤寒论》的。
麻黄汤、大青龙、葛根汤、大小柴胡汤……翻来覆去就这几十个以及其合方，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有个别的重症患者，丁家宝还给用了针灸混合疗法，总之都是根据患者个体差异选择不同的治法。
虽然这次的疫情，全国调集了最优秀的医疗人才和设备，但是还是没能阻止病毒的快速蔓延。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就算是丁家宝这种体力超强的人，在连续工作了二十多天后，也有些精力不济。
他始终坚守一个信念就是，大疫之后必出大医。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瘟疫从未停止过。
每次大疫，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样每次大疫，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大医”，为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可以说中医的发展史，就是与瘟疫的抗争史。东汉末年“伤寒病”的流行，才有了张仲景和中医方书之祖《伤寒论》的问世。
南宋末期“大头瘟”的爆发，才有了李东垣和“普济消毒饮”这个千古名方的流传千古。
清末民初，一场霍乱在上海流行，才促使王孟英重新审视恶性传染疾病，在预防方面的重要性。
提出了许多与现代防疫概念相同的理论，认为水源、空气污染是霍乱流行的主要因素，应“疏浚河道，毋使积污”还提出了在水中放置药物，房屋要通风等防疫概念。
再后来的伍连德与鼠疫，蒲辅周与流脑，无一不是大疫之后涌现出的大医。
丁家宝相信古人能做到的，现代人一定也能做到。从武汉回到京城后，他就和几个驰援武汉的专家一起，在隔离期间研究能够适应大多数症状的中药方剂。
但是鉴于中医治病的特殊性，任何方剂都不是放任四海而皆准的，始终不能脱离辨证论治的宗旨。
所以虽然他们在使用这些方剂时治疗效果很好，治愈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远远高过西医的治疗效果。
等到他们将这些方剂在全国普及使用时，治愈率却降低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下。
可见并不是方剂不行，而是使用方剂的人水平还有待提高。即便如此，丁家宝也认为中医治法优于西医。
因为他发现，在接受中医治疗后的患者几乎没有后遗症。虽然所谓的返阳率没有多少降低，但是如果持续接受中医治疗，对身体损害可以忽略不计。
后面几个西医团队在疫苗和测试方法上相继有了大的突破，加上疫情已经蔓延到了全国。
能够挑大梁的中医实在是少之又少，中医治法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小，不能不让丁家宝和一些中医专家感到痛心。
不过他们也没有怨天尤人，反而还是在不停地研究推出更符合实际的治法和方剂，希望能帮助国人尽快战胜这场“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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