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7章生如夏花

　　见不着大名鼎鼎的“秦淮八艳”，多游秦淮河也是兴致缺缺。
　　这段日子，各路名士云集南京，秦淮河热闹非凡，那些个声名在外的名ji日程安排的满满当当，委实没有闲暇接待生客。即便是将卞玉京写进游记为之扬名的陈亮也没法见到原主，这让龙川先生很是愤懑，直道“戏子无情”。
　　朋友，你若将青楼女子惯使的待客之道当作真心实意，那才是“有眼无珠”，嗯，傻的可爱。
　　不过，若是冯过肯投名帖求见，大概率是能见到正主的。毕竟，他可是大定最负盛名的年轻才子，所作诗词传唱天下，近日又有新作《乌衣巷》流传开来，才学满溢，且年少多金，这样的才子不正是名ji们最爱的菜么？
　　但咱冯同学可是意志极其坚定的，从不做那寻花问柳之事，正经着呢……咳，已是身处花丛中，蜜蜂再辛勤也采不过来呀。
　　秦淮河游玩罢，栖霞山、玄武湖、鸡鸣寺、钟山这些地方也是必游的。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世人在谈到王安石的诗歌时，说来说去不过是《泊船瓜洲》、《登飞来峰》、《书湖阴先生壁》之类，其实，王安石的绝句佳作满眼，美不胜收，这首《游钟山》便是非常优秀而有特色的作品。
　　半山公与金陵有着不解之缘。
　　如果要把王安石和某个地方联系起来，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金陵，纵览王安石的人生历程，金陵就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在金陵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王安石少年时代就跟随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金陵，并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几年，后来因为父亲的去世而离开。明宗刚刚即位不久便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又在金陵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还是回到金陵继续担任江宁知府，数月后复相。两年以后再次罢相，明宗仍然让他回到金陵作官，这次回去王安石就再也没有离开，一直到去世，这段时间长达十年。结合王安石的人生经历，他的几次重要转折都是在金陵发生的，王安石在金陵，留下了最伤心的泪水，也留下了最得意的笑容。
　　王安石晚年退隐后居住在金陵，以普通百姓自居，专与山野村民交朋友。经常青衣小帽，骑着小毛驴，约上几个小老头，游山玩水，讲经参禅，其乐融融。“可以仕而仕，可以已而已”，王安石晚年的生活状态正是如此。
　　钟山南麓东三里，宝公塔与草堂寺之间，独龙阜玩珠峰。
　　望着华表、坟庵以及两侧的拱抱树木，冯过黯然，待众人拜祭罢，方上前虔诚焚香。
　　人生啊，归宿只是一钵土。
　　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坠茵落溷。
　　“永垂千古”么？会的。对于这位改革先锋，“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冯过是极其钦佩崇敬的。
　　在他看来，王安石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他身居要位，且遇上了锐意进取、意欲根治陈疾旧疴的皇帝支持他的改革变法之路。
　　不幸的是：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保守派强烈反对。另外，在变法期间，过于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政策执行不力，兼之用人不当。这导致这场旨在改变大定积弱积贫的社会格局从而抑制土地兼并、解决三冗问题轰轰烈烈的变法以失败告终。
　　功败垂成，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其后对于他的评价便是毁誉参半，英宗朝时倍受指责，本朝又是赞誉居多，支持者和反对者始终争吵不休。
　　但在冯过看来，黄庭坚对王安石的评价是中肯的，毕竟其老师可是变法的反对者：“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黄庭坚并没就变法表态，对王安石的人品却是折服赞叹不已。
　　苏轼在《上明宗皇帝书》中反对变法，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结人心；其二，厚风俗；其三，存纪纲。
　　在他看来，国家治理不仅是去其贫弱，还在于纲举目张，防患于未然。不能因为一时没有奸鼠，就失去了养猫狗以预防其患的意义。苏轼所言，其实是指出王安石在新政变法中所出现的不良影响，以及对变法未来走向的担忧。
　　二者的主要分歧是在财税政策改革上，王安石搞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而苏轼则主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认为政府不应当与小民争利。其他方面的意见不是很大。
　　苏轼与保守党大佬司马光等人的意见又是不同的，只要是王安石赞成的，司马光一律反对，而苏轼则是相结平和的，因此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苏轼也很受排挤。
　　俱往矣，是非功过留予后人说。
　　众人拜祭完，心下不免有些唏嘘，默然转身，却见一二十来岁的青年恭恭敬敬的拱身长揖。
　　他手提竹篮，里头装着香烛黄纸，显然也是来拜祭王安石的。
　　王安石虽然在变法一事引发争议，但其人品与才学向为世人尊崇，说的通俗些便是吸粉无数，平素也有不少人前来拜祭。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他的政论文更为突出，驾驭语言的能力极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
　　他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他的诗歌，大致可以被罢相的时间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所谓“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是也。
　　在另一个时空，人们尝将同为古文运动浪潮的领军人物又皆是文坛泰斗、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与王安石相比：两人诗作各有千秋，苏轼诗材广阔，清新豪健，别开生面，奔放灵动；王安石诗风工练，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若两者相比，谁更问鼎北宋诗家之冠？“挺苏派”和“挺王派”之争可谓如火如荼，难分难解。
　　经过一番详细比较后得出结论——单论绝唱，苏王两人旗鼓相当，难分伯仲，但苏轼的综合实力略胜王安石一筹，诗作品质相对稳定。
　　但冯过等人却是想错了，那青年并非王安石的粉丝，而是……
　　“多谢诸位老友前来拜祭家祖。”
　　“家祖”？呃，这人是王安石的孙子？闹了个乌龙呀，几个人皆是一怔，赶忙还以一礼。
　　青年指指竹篮，面带歉意地说道：“诸位老友请稍候，待吾给家祖烧些纸钱，还望拔冗去寒舍喝盏粗茶。”
　　去“半山园”呀，那可算得上是文人的朝圣之地，冯过几人又惊又喜，焉有不应之理。
　　不多时，青年拜祭罢，伸手引路：“龙川先生，改之兄，仁伯兄，之道兄，请。”
　　冯过几人皆是一愣，这人莫非能占卦，明明是初次见面，怎地知晓自己的来历？
　　“在下王棣，字仪仲。”青年走在一侧领路，先作了自我介绍，而后微笑道：“吾前年有缘远远的见过龙川先生一眼，先生服野貌古，乃人中之龙文中之虎，遥遥一见便不可或忘也。”
　　“上饶冯七郎名扬天下，冠绝一时，吾虽未有缘一见，但见尊驾如此丰神俊朗且与龙川先生并肩同行，必是冯改之了。”
　　“信州三子，相交莫逆，向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既有冯改之，那另二位定是徐仁伯与刘之道了。”
　　王棣为几人一一释疑，声音醇和，予人如沐春风之感。
　　冯过等皆想：果真是名门之后，单就细腻的心思及谦和的气度就极为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