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七章 旅馆（二）
不完整的统计表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城市中的丑国人居住在旅馆里或供膳食的寄宿处。
在西部的新兴城市中，特别是在那些决定生活基调的中产阶级主要公民中，情况尤其如此。
英国的女权主义者，博迪雄夫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说，丑国的每一个大镇都有可以容纳几百人的五六个大旅馆和供膳食的寄宿处，有的地方甚至有二十个或更多。
她说，大多数是全家长住旅馆的人。
例如，在1844年的芝加哥，城市人名地址录中所列入的人中，大约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居住在旅馆里；
大约每四人中就有一人住在供膳食的寄宿处或与雇主住在一起。
除了已婚的年轻丑国人的迁移习惯之外，另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在这些新拓居地的人口中，男人占压倒多数，缺少妇女去组成家庭。
丑国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也促使中产阶级居住旅馆，这就是家庭佣人少和工钱高，这是所谓丑国梦的一个副产品。
但后来人们都知道，那个梦不过是人为虚构的一场通话，听起来比安徒生童话还美妙。
一位英国旅游者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说，一个爱尔兰厨师或女佣在丑国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
“她坚持要当家作主，本地出生的丑国人就更贵一等，并且也更跋扈。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十七八岁的丑国主妇自然要寻找圣尼古拉斯或圣查尔斯或不管别的圣什么的可能提供庇护的、以每天两个半美元的费用，在旅馆中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逃避这种家庭暴政。”
但是，博迪雄夫人说，旅馆中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使女性的品质退化了。
她把丑国旅馆中的“太太小姐们”和她所见到的东方闺阁中的妇女相比。
“东方的妇女整日价梳妆打扮，以取悦于一个老爷或主人；西方的这些妇女则取悦于天下所有的老爷”。
任何经常光顾旅馆的人很快就发觉旧世界的许多差别在丑国都消失了。
欧洲中产阶级把一人独居，或只与家属或少数知交共处的权利视为赏心乐事，把这种权利看作是在文明社会中具有地位的一个标志。
但是，到西部去旅行的人发现自己和普通士兵、农民、工人、卡车司机、律师、医生、牧师、银行家、法官或将军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并被要求和这些人一起随便聊天。
他很快就知道，丑国人认为希望不受干扰是一种近乎傲慢的罪恶。
“希望清静独处即使不是一种过错，也是一种怠慢，它即使没有表现出来，别人也肯定会感觉到的。
你可能在许多方面犯罪和恶劣，但在丑国社会的宽容环境中却可以得到充分的宽宏大量的原谅；
但希望不受干扰这种过失却是绝对不能得到原谅的。”
1827—1828年曾在这个国家旅行的巴兹尔·霍尔上尉抱怨说，一人独享的“旅馆休息室”几乎是无法得到的，甚至在最大的旅馆中也是如此。
要单独用膳简直是一种珍奇的奢侈，这种奢侈如不额外付费根本就无法获得，并且通常不管出多少钱也无法办到。
三十五年之后，安东尼·特罗洛普抱着怀念的心情回忆起在一家英国客栈中美极了的清静独处的奢侈——一个人用的茶，一个人取暖的火，一个人读的书。
“你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但是在丑国的客栈里，你根本不能做你想做的事。
清晨一记可怕的锣声打破了你的好梦，接着，大约三十分钟之后，第二记锣声使你明白必须赶快去吃早饭，不管你穿没穿上衣服。
你当然可以继续洗漱，再过半小时去吃早饭。
你这样做，没有人会真的骂你，但正像这个国家的人所说的那样，早饭已经‘开过了’……他们毫不吝惜给你吃的喝的。
但是，他们要让你等上一会儿，让你不吃不喝地干坐在那儿。
如果你来得太晚了，你活该如此。
因此，通常你都不会迟到。
那样你就成了一长排吃饭者中的一员，他们吃饭时的那种狼吞虎咽的劲头，是怎么赞扬也不够的。”
丑国的旅馆是丑国生活的缩影。
在倏忽无常的新兴社群中，人们必须习惯于在他们萍水相逢的那些人面前居住、饮食和谈话。
这就是活生生的“丑国方式”的不折不扣的含义。
在这个时代，如果对一个农村姑娘说，她到纽约来必须单独吃饭，单独在一个房间过夜，那她宁可留在家里。
到阿斯特旅馆和两百个衣冠楚楚的人一起吃饭，穿着礼服坐在豪华的客厅中与许许多多人为伍——这就是吸引人们进城的魅力。
剧院比起这个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到百老汇大街去，买东西和观光都在其次——是此行主要目的的不值一提的附带品。”
一家旅馆，或者说一个国家，如果它不是一个可以让“穿戴和行为都还过得去的”公民们在一张公用桌子上摩肩而坐，它又有什么用处呢？
由于旅馆生活成了生气勃勃的丑国流动性的象征，南部人夸口说他们“不受旅馆生活的毒害和供膳食的寄宿处的苦恼”。
旅馆适合过路客人的需要，而这种过路客人在南部几乎没有（他们说幸好没有）。
在人们留在原地不动的地方，每个公民必然是个有强烈“乡土感情”的土地拥有者。
他在这块土地上的固定住所使他要永远维护他那个地区的种种习俗的感情扎下根来。
但是，如果说“丑国方式”——新兴城市中有事业心的好迁移的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无坏处的话，那么它也有它的好处。
如果说它松垮了家庭的联系，那么它同时也打破了等级制度的界限。
如果说它扼杀了私人间的亲密感和个性，那么它也加强了伙伴关系。
在丑国，人们可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联系起来。
在新兴城镇中，公民们可以在一家“大众宫殿”的装饰得特别华丽的大厅和酒吧间中懒洋洋地打发时光，但却可能找不到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或避雨之处。
有些“社群”设施富丽堂皇，够得上大都市的标准，但许多私人的设施却连乡村水平都够不上。
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和旅馆老板多得惊人，而普通的木匠却几乎难以找到。
在要求迅速大量建房而熟练木工很少或根本没有的压力下，这些新兴的城镇发明了一种新的建房方法，为未来几十年的房屋建筑提供了样板。
这个情况又一次表明，丑国的不成熟和匮乏状态自有其预料不到的好处。
缺少熟练的军械工人曾经促使伊莱·惠特尼和其他一些多才多艺的新英格兰人在没有军械工人的情况下找到了制造枪炮的方法。
同样，在新兴的西部，缺乏熟练的建筑工人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二十世纪到处可见的气球框架式房屋，就是这些新兴城镇中的丑国人的一座未被人承认的纪念碑。
实际上它非常简单，是用来满足急性子移民迫切需要住房的一种明摆着的办法。
多少世纪以来，英国人和其他一些生活在西欧气候温和地区的人一直以某种传统方式来建造他们的木屋（或木框架的房子）。
为了确保经久耐用，房子是建在一英尺厚的笨重木头的坚固框架上的。
这些框架是通过把横梁的一端锯成榫头，然后装进邻接的横梁的榫眼中接成的。
在接头上有拉力的地方，用一根木钉钉进钻在木头拼接处的钻孔里，从而把各个部分固定在一起。
这种建筑法一般被认为是建造房子的唯一适当的方法。
造这种房子要有许多技术：做榫头和挖槽沟，钻孔和削木钉，最后，把这一切妥帖地拼起来，也需要各种工具和木匠手艺。
甚至提一提其他方法也不啻是向整个行会表示异议。
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导致了现代活动房屋的出现。
在十七世纪，活动房屋用船漂洋过海运到遍处是原始森林的美洲，这初看起来似乎令人奇怪。
但不论那时和现在，对于活动房屋的需求，大部分是由于需要建房的地方缺乏技术。
直到1820年，虔诚的波士顿人由于希望让在遥远的夏威夷的传教士们生活得舒适一些，运去了一幢活动房屋。
这幢房屋的主要构件是一个巨大的砍削而成的框架，框架是拆开的，随时可以用榫头、榫眼和木钉重新装配起来。
这幢绕过合恩角、航程一万八千英里的传教堂的老房屋，是夏威夷岛上最早的木头建筑，至今仍然坐落在檀香山的城中区。
这种输出房屋的方式在可以由海路直接运到的地方是可行的，但在铁路通车之前，要通过陆路搬运就大不相同了。
丑国西部新兴城市的需求，必须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
在这些城市中，建造房屋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也是丑国其他革新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以较少的传统技艺制造出更好的产品的方法。
这一伟大的革新竟仍然沿用它那可笑名称，这是十分适当的。
这个名称起初是用来把它那纤巧的结构和传统房屋手工砍削的沉重厚实的结构作对比的。
“气球框架”是体面的建房者们最先用来称呼它的名称，因为这种结构轻得简直可笑。
他们说，一阵大风就肯定会把它吹跑。
但是，他们所嘲笑的这种结构在几十年内竟成了常规结构。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就是使丑国住房大发展成为可能的那种式样。
如果没有这种式样，丑国迅速发展的城市、丑国住房的高标准以及广大的丑国郊区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再说回旅馆，从丑国旅馆诞生到现在，几乎一直伴随着‘酒’走到现在。
旅馆即酒馆，酒馆亦是旅馆，二者相互依存，离开谁都不行。
而往往与酒字沾边的东西，就离不开混乱的秩序。
这种一度遍布全丑的酒馆式旅馆，虽被视为肮脏、混乱乃至藏污纳垢之地，却也是践行自由平等理念、最早实现种族融合的公共场所。
18世纪，在丑国的每座城市的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处公共场所，人们可以来这里喝酒、唱歌、跳舞、进行需要打马赛克的行为、争论新闻、赌博、玩游戏。
一般来说，这里是供男人、女人、小孩、白人、黑人、印第安人、有钱人、穷人和中产阶级狂饮的地方，它就是小酒馆。
在1777年大陆会议举行期间的每天早上，约翰·亚当斯把圆滚滚的身子塞进裤子、马甲、木底鞋，戴着扑了粉的假发，步履蹒跚地从位于沃尔纳特街和第三大街交界的住处，步行至州议会大厦。
一路上，他至少要路过10来个小酒馆。
在18世纪70年代的纽约，酒馆密度更大，每位居民可以占据一个酒吧；在波士顿，每8户民居就有1户在卖酒。
如果一天早晨，亚当斯在去缔造丑国梦的路上走进一家酒馆，他会发现什么呢？
还没走到门口，他就应该能听到白人正在用小提琴演奏爱尔兰的里尔舞曲，黑人用手鼓、呱呱板和木块敲击出强劲的非洲节奏。
他应该会听到此起彼伏的、毫无顾忌的**声，那是丑国最早的都市派对音乐。
当亚当斯打开前门，有节奏的喊叫、致以回敬的喊叫、酒杯相碰和打碎的声音、笑声，还有不绝于耳的脏话，将把这位政治家的耳朵吵得难受。
在这样一间狭窄局促、烟雾弥漫、充满汗臭的房间里，亚当斯尽管身材矮小，却会感到自己的块头令人不安地变大了。
最令这位国父感到震惊的，在于他会看到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坐在一起，他们的手指随着音乐的节奏在长木桌上敲打着；
他会看到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共舞，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共舞；
他会看到女娼女支恬不知耻地公开兜售服务；
他还很有可能看到酒吧后面有个女人，她不仅是卖酒的，根本就是这个地方的老板，而楼上就是她提供深层服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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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的新兴城市中，特别是在那些决定生活基调的中产阶级主要公民中，情况尤其如此。
英国的女权主义者，博迪雄夫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说，丑国的每一个大镇都有可以容纳几百人的五六个大旅馆和供膳食的寄宿处，有的地方甚至有二十个或更多。
她说，大多数是全家长住旅馆的人。
例如，在1844年的芝加哥，城市人名地址录中所列入的人中，大约每六人中就有一人居住在旅馆里；
大约每四人中就有一人住在供膳食的寄宿处或与雇主住在一起。
除了已婚的年轻丑国人的迁移习惯之外，另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在这些新拓居地的人口中，男人占压倒多数，缺少妇女去组成家庭。
丑国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也促使中产阶级居住旅馆，这就是家庭佣人少和工钱高，这是所谓丑国梦的一个副产品。
但后来人们都知道，那个梦不过是人为虚构的一场通话，听起来比安徒生童话还美妙。
一位英国旅游者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说，一个爱尔兰厨师或女佣在丑国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
“她坚持要当家作主，本地出生的丑国人就更贵一等，并且也更跋扈。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十七八岁的丑国主妇自然要寻找圣尼古拉斯或圣查尔斯或不管别的圣什么的可能提供庇护的、以每天两个半美元的费用，在旅馆中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逃避这种家庭暴政。”
但是，博迪雄夫人说，旅馆中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使女性的品质退化了。
她把丑国旅馆中的“太太小姐们”和她所见到的东方闺阁中的妇女相比。
“东方的妇女整日价梳妆打扮，以取悦于一个老爷或主人；西方的这些妇女则取悦于天下所有的老爷”。
任何经常光顾旅馆的人很快就发觉旧世界的许多差别在丑国都消失了。
欧洲中产阶级把一人独居，或只与家属或少数知交共处的权利视为赏心乐事，把这种权利看作是在文明社会中具有地位的一个标志。
但是，到西部去旅行的人发现自己和普通士兵、农民、工人、卡车司机、律师、医生、牧师、银行家、法官或将军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并被要求和这些人一起随便聊天。
他很快就知道，丑国人认为希望不受干扰是一种近乎傲慢的罪恶。
“希望清静独处即使不是一种过错，也是一种怠慢，它即使没有表现出来，别人也肯定会感觉到的。
你可能在许多方面犯罪和恶劣，但在丑国社会的宽容环境中却可以得到充分的宽宏大量的原谅；
但希望不受干扰这种过失却是绝对不能得到原谅的。”
1827—1828年曾在这个国家旅行的巴兹尔·霍尔上尉抱怨说，一人独享的“旅馆休息室”几乎是无法得到的，甚至在最大的旅馆中也是如此。
要单独用膳简直是一种珍奇的奢侈，这种奢侈如不额外付费根本就无法获得，并且通常不管出多少钱也无法办到。
三十五年之后，安东尼·特罗洛普抱着怀念的心情回忆起在一家英国客栈中美极了的清静独处的奢侈——一个人用的茶，一个人取暖的火，一个人读的书。
“你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但是在丑国的客栈里，你根本不能做你想做的事。
清晨一记可怕的锣声打破了你的好梦，接着，大约三十分钟之后，第二记锣声使你明白必须赶快去吃早饭，不管你穿没穿上衣服。
你当然可以继续洗漱，再过半小时去吃早饭。
你这样做，没有人会真的骂你，但正像这个国家的人所说的那样，早饭已经‘开过了’……他们毫不吝惜给你吃的喝的。
但是，他们要让你等上一会儿，让你不吃不喝地干坐在那儿。
如果你来得太晚了，你活该如此。
因此，通常你都不会迟到。
那样你就成了一长排吃饭者中的一员，他们吃饭时的那种狼吞虎咽的劲头，是怎么赞扬也不够的。”
丑国的旅馆是丑国生活的缩影。
在倏忽无常的新兴社群中，人们必须习惯于在他们萍水相逢的那些人面前居住、饮食和谈话。
这就是活生生的“丑国方式”的不折不扣的含义。
在这个时代，如果对一个农村姑娘说，她到纽约来必须单独吃饭，单独在一个房间过夜，那她宁可留在家里。
到阿斯特旅馆和两百个衣冠楚楚的人一起吃饭，穿着礼服坐在豪华的客厅中与许许多多人为伍——这就是吸引人们进城的魅力。
剧院比起这个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到百老汇大街去，买东西和观光都在其次——是此行主要目的的不值一提的附带品。”
一家旅馆，或者说一个国家，如果它不是一个可以让“穿戴和行为都还过得去的”公民们在一张公用桌子上摩肩而坐，它又有什么用处呢？
由于旅馆生活成了生气勃勃的丑国流动性的象征，南部人夸口说他们“不受旅馆生活的毒害和供膳食的寄宿处的苦恼”。
旅馆适合过路客人的需要，而这种过路客人在南部几乎没有（他们说幸好没有）。
在人们留在原地不动的地方，每个公民必然是个有强烈“乡土感情”的土地拥有者。
他在这块土地上的固定住所使他要永远维护他那个地区的种种习俗的感情扎下根来。
但是，如果说“丑国方式”——新兴城市中有事业心的好迁移的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无坏处的话，那么它也有它的好处。
如果说它松垮了家庭的联系，那么它同时也打破了等级制度的界限。
如果说它扼杀了私人间的亲密感和个性，那么它也加强了伙伴关系。
在丑国，人们可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联系起来。
在新兴城镇中，公民们可以在一家“大众宫殿”的装饰得特别华丽的大厅和酒吧间中懒洋洋地打发时光，但却可能找不到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或避雨之处。
有些“社群”设施富丽堂皇，够得上大都市的标准，但许多私人的设施却连乡村水平都够不上。
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和旅馆老板多得惊人，而普通的木匠却几乎难以找到。
在要求迅速大量建房而熟练木工很少或根本没有的压力下，这些新兴的城镇发明了一种新的建房方法，为未来几十年的房屋建筑提供了样板。
这个情况又一次表明，丑国的不成熟和匮乏状态自有其预料不到的好处。
缺少熟练的军械工人曾经促使伊莱·惠特尼和其他一些多才多艺的新英格兰人在没有军械工人的情况下找到了制造枪炮的方法。
同样，在新兴的西部，缺乏熟练的建筑工人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二十世纪到处可见的气球框架式房屋，就是这些新兴城镇中的丑国人的一座未被人承认的纪念碑。
实际上它非常简单，是用来满足急性子移民迫切需要住房的一种明摆着的办法。
多少世纪以来，英国人和其他一些生活在西欧气候温和地区的人一直以某种传统方式来建造他们的木屋（或木框架的房子）。
为了确保经久耐用，房子是建在一英尺厚的笨重木头的坚固框架上的。
这些框架是通过把横梁的一端锯成榫头，然后装进邻接的横梁的榫眼中接成的。
在接头上有拉力的地方，用一根木钉钉进钻在木头拼接处的钻孔里，从而把各个部分固定在一起。
这种建筑法一般被认为是建造房子的唯一适当的方法。
造这种房子要有许多技术：做榫头和挖槽沟，钻孔和削木钉，最后，把这一切妥帖地拼起来，也需要各种工具和木匠手艺。
甚至提一提其他方法也不啻是向整个行会表示异议。
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导致了现代活动房屋的出现。
在十七世纪，活动房屋用船漂洋过海运到遍处是原始森林的美洲，这初看起来似乎令人奇怪。
但不论那时和现在，对于活动房屋的需求，大部分是由于需要建房的地方缺乏技术。
直到1820年，虔诚的波士顿人由于希望让在遥远的夏威夷的传教士们生活得舒适一些，运去了一幢活动房屋。
这幢房屋的主要构件是一个巨大的砍削而成的框架，框架是拆开的，随时可以用榫头、榫眼和木钉重新装配起来。
这幢绕过合恩角、航程一万八千英里的传教堂的老房屋，是夏威夷岛上最早的木头建筑，至今仍然坐落在檀香山的城中区。
这种输出房屋的方式在可以由海路直接运到的地方是可行的，但在铁路通车之前，要通过陆路搬运就大不相同了。
丑国西部新兴城市的需求，必须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
在这些城市中，建造房屋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也是丑国其他革新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以较少的传统技艺制造出更好的产品的方法。
这一伟大的革新竟仍然沿用它那可笑名称，这是十分适当的。
这个名称起初是用来把它那纤巧的结构和传统房屋手工砍削的沉重厚实的结构作对比的。
“气球框架”是体面的建房者们最先用来称呼它的名称，因为这种结构轻得简直可笑。
他们说，一阵大风就肯定会把它吹跑。
但是，他们所嘲笑的这种结构在几十年内竟成了常规结构。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就是使丑国住房大发展成为可能的那种式样。
如果没有这种式样，丑国迅速发展的城市、丑国住房的高标准以及广大的丑国郊区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再说回旅馆，从丑国旅馆诞生到现在，几乎一直伴随着‘酒’走到现在。
旅馆即酒馆，酒馆亦是旅馆，二者相互依存，离开谁都不行。
而往往与酒字沾边的东西，就离不开混乱的秩序。
这种一度遍布全丑的酒馆式旅馆，虽被视为肮脏、混乱乃至藏污纳垢之地，却也是践行自由平等理念、最早实现种族融合的公共场所。
18世纪，在丑国的每座城市的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处公共场所，人们可以来这里喝酒、唱歌、跳舞、进行需要打马赛克的行为、争论新闻、赌博、玩游戏。
一般来说，这里是供男人、女人、小孩、白人、黑人、印第安人、有钱人、穷人和中产阶级狂饮的地方，它就是小酒馆。
在1777年大陆会议举行期间的每天早上，约翰·亚当斯把圆滚滚的身子塞进裤子、马甲、木底鞋，戴着扑了粉的假发，步履蹒跚地从位于沃尔纳特街和第三大街交界的住处，步行至州议会大厦。
一路上，他至少要路过10来个小酒馆。
在18世纪70年代的纽约，酒馆密度更大，每位居民可以占据一个酒吧；在波士顿，每8户民居就有1户在卖酒。
如果一天早晨，亚当斯在去缔造丑国梦的路上走进一家酒馆，他会发现什么呢？
还没走到门口，他就应该能听到白人正在用小提琴演奏爱尔兰的里尔舞曲，黑人用手鼓、呱呱板和木块敲击出强劲的非洲节奏。
他应该会听到此起彼伏的、毫无顾忌的**声，那是丑国最早的都市派对音乐。
当亚当斯打开前门，有节奏的喊叫、致以回敬的喊叫、酒杯相碰和打碎的声音、笑声，还有不绝于耳的脏话，将把这位政治家的耳朵吵得难受。
在这样一间狭窄局促、烟雾弥漫、充满汗臭的房间里，亚当斯尽管身材矮小，却会感到自己的块头令人不安地变大了。
最令这位国父感到震惊的，在于他会看到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坐在一起，他们的手指随着音乐的节奏在长木桌上敲打着；
他会看到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共舞，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共舞；
他会看到女娼女支恬不知耻地公开兜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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