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6章 大乌遇上神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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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南宋初期的战事
    从南宋以后，又变做异族割据北方，汉族占据南方的局面了。其和两晋南北朝不同的，便是后者的结果，是汉族先恢复了北方，然后统一南方；前者的结果，却是占据北方的异族，为另一异族所灭，而汉族亦为所吞并。
    从南宋到元，重要的事情，便是：
    1）宋南渡后的立国，及其和金朝人的交涉。
    2）金朝的衰亡。
    3）蒙古的建立大帝国，和它的侵入中国。
    4）元朝的灭亡。
    如今且从第一项说起。
    宋朝南渡之初，情形是很危险的，其原因：
    1）这时并无一支可靠的兵。当徽宗时候，蔡京等利用诸军阙额，“封桩其饷，以备上供”。北宋的兵力，本靠不住；这一来，便连靠不住的兵力，也没有了（靖康时入援，以陕西兵多之地，竭力搜括，只得万五千人）。南北宋之际，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
    2）这时候，到处盗贼蜂起。只要一翻《宋史·高宗本纪》，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一二年间（公元1127—1142年），天下二十六路，每路总有著名的盗匪数人或十数人，拥众十余万或数十万（这种数字固然未必确实，然而其众也总不在少数），剽掠的地方，或数郡，或十数郡。其次也拥众或数万或数千。这都是徽宗时多行苛政，民不聊生；加以北方受了兵祸，流离失所的人，起而为盗，再去蹂躏他处的缘故（此外还有溃兵和团结御敌、号召勤王之兵，屯聚不散，而又无所得食。也变而为盗的）。这样说，国家既无以自立，而又无以御外；倘使当时的金朝大举南侵，宋朝却用何法抵挡？然而南宋竟没有给金朝灭掉，这是什么缘故？
    金朝本是一个小部落；它起初，不但无吞宋之心，并且无灭辽之心，前章已经说过了。所以灭辽之后，燕云州县，仍肯还宋。就是同宋朝开衅以后，金人所要的，也不过河北、河东，所以既得汴京之后，就拿来立了一个张邦昌。
    金兵既退，张邦昌自然是不能立脚的。于是请哲宗的废后孟氏垂帘（二帝北狩时，太子和后妃宗室都北行，废后以居母家得免）。康王构，本来是到金朝去做“质”的。走到半路上，为人民所阻，退还相州；开大元帅府。及是，以孟后之令迎之。康王走到南京（归德府，如今河南的商丘市），即位，是为高宗。
    高宗即位之初，用主战的李纲做宰相。这时候，宗泽招抚群盗，以守汴京；高宗就用他做东京留守，知开封府；又命张所招抚河北，傅亮经制河东。旋复罢李纲，召傅亮还，安置张所于岭南。宗泽屡疏请还汴京，不听；请留南阳，亦不报；李纲建议巡幸关中襄（湖北襄阳）、邓（河南邓州，今南阳），又不听。这一年十月里，就南走扬州。读史的人，都说高宗为黄潜善、汪伯彦二人所误。然而高宗不是十分无用的人（看下文便知），倘使恢复真有可图，未必怯弱至此。这时候的退却，大约因为汴京之守，不过是招用群盗，未必可恃；又当时的经略河北、河东，所靠的，不过是各处团结的民兵，也未必可靠之故（据李纲说：当时河东所失，不过恒代、太原、汾晋、泽潞。河北所失，不过怀、卫、濬、真定。其余地方的民兵，都还团结，为宋守御。当时派出的傅亮、张所，手下并没有兵，大约就是想利用这种民兵，以拒敌。然而这种兵，并不能用正式军队，以御大敌的。后来取消经略河北、河东之议，大约为此。至于亟亟乎南走扬州，则大约因为金兵逼近，北方不能立足之故）。
    金朝一方面，到这时候所要经略的，还不过河北、河东。对于此外地方的用兵，不过是剽掠主义（也可以说是对于宋朝的膺惩主义。当时就是灭掉宋朝，大河以南的土地，金人也是不要的）。公元1127年，七月，宗望死了，代以宗辅（太祖的儿子，熙宗的父亲）。这一年冬天，宗辅东徇淄青。分兵入襄、邓、唐、蔡（这支兵，是逼高宗的。高宗所以不敢留居关中、南阳）。明年正月。因高宗还在扬州，而农时已届，还师。宗翰的兵，于公元1127年冬天，入陕西，陷同华、京兆、凤翔。明年，留娄室屯驻，自还河东。公元1128年七月，宋朝差王师正到金朝去请和，又以密书招诱契丹汉人，为金人所获。金太祖诏宗翰、宗辅伐宋。于是二人会兵濮州。十月，进兵（合两路兵以逼高宗）。1129年二月，前锋到扬州。高宗先已逃到杭州。金人焚扬州而去。五月，宗弼（也是太祖的儿子）就再进一步，而为渡江之计。
    宗弼分兵攻蕲（如今湖北的蕲春县）、黄（如今湖北的黄冈市），自将兵从滁（如今安徽的滁州市）、和（如今安徽的和县）、太平（如今安徽的当涂县）渡江，逼建康。先是公元1128年七月，宗泽死了，代以杜充。杜充不能抚用群盗，群盗皆散，汴京遂陷。高宗仍用他留守建康。宗弼既渡江，杜充力战，而韩世忠不救（见第二节）。杜充遂降。于是宗弼陷广德（如今安徽的广德县），出独松关（在如今浙江安吉县西边），逼临安府（杭州所改）。高宗先已逃到明州（如今浙江的宁波市鄞州区）。宗弼遣阿里蒲卢浑从越州（如今浙江的绍兴市）入明州。高宗从昌国（如今浙江的象山县）入海。阿里蒲卢浑也以舟师入海追之三百里，不及而还。于是宗弼“裒所俘掠”，改走大路，从秀州（如今浙江的嘉兴市）、平江（如今江苏的苏州市）而北。到镇江，韩世忠以舟师邀之江中，相持凡四十八日，宗弼颇窘，旋因世忠所用的是大船，无风不得动，为宗弼用火攻所破，宗弼乃北还。这一次是金朝南侵的极点。从此以后，金人再有主张用兵的，宗弼便说“士马疲弊，粮储未足，恐无成功”，不肯再听他了。这是用兵的计划如此；宋朝人以为他给韩世忠一场杀怕了，不敢再说渡江，这是犯了夸大的毛病（参看第二节）。
    以上所说，是宗辅的一支兵（金朝的左军）。其宗翰的一支兵（右军），则以打平陕西为极限。先是高宗既南渡，用张浚做川陕京湖宣抚使，以经略上游。公元1130年，张浚以金朝的兵，聚于淮上；从兴元出兵，以图牵制。金朝果然分了东方的兵力，用宗辅做西路的监军；宗弼渡江而北，也到陕西去应援。这一年九月里，战于富平（如今陕西的兴平市），浚兵大败。于是关中多陷。张浚用赵开以治财赋，刘子羽、吴玠、吴磷以任战守，和金人苦苦相持，总算拒住汉中，保守全蜀（这其间很有几场苦战，可参看《宋史》三人的本传）。
    金人既不要河南、陕西，这几年的用兵，是为什么呢？这是利用他来建立一个缓冲国，使自己所要的河北河东，可以不烦兵力保守。所以这一年九月里，就立刘豫于河南，为齐帝，十一月里，又畀以陕西之地。于是宋朝和金朝的战争，告一小结束，宋人乃得利用其间，略从事于内部的整理。
    第二节　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
    宋朝当南渡之初，最窘的是什么？便是：
    1）盗贼的纵横；
    2）诸将的骄横。
    如今且先说盗贼。当时盗贼之多，前节已说过，请读者自行翻阅《宋史·高宗本纪》和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几个人的传，本书无暇一一详叙。其中最强悍的，是李成（据江淮湖湘十余郡）、张用（据襄汉）、孔彦舟（据武陵）、杨太（洞庭湖里的水寇）、范汝为（在福建）等几个人。都给张俊、岳飞、韩世忠打平，而孔彦舟、李成都降齐。
    刘豫既然为金所立，就想自固其位。于是请于金，欲立其子麟为太子，以窥探金朝的意思，到底打算不打算永远保存他这齐国。金朝说：替我伐宋，能胜才许你。于是刘豫就利用李成、孔彦舟的投降。公元1133年十月，叫李成南侵，陷襄阳、唐、邓、随（如今湖北的随县）、郢（如今湖北的钟祥市）、信阳（如今河南的信阳市），岳飞把它恢复。刘豫又乞师于金。九月，挞懒（穆宗的儿子）带着五万人，和齐兵同寇淮西（步兵入淮东，韩世忠败之于大仪〈镇名，在如今江苏江都县西〉。骑兵入淮西，攻庐州〈如今安徽的合肥市〉，岳飞派牛皋救却之）。不多时，金太宗死了。金兵引还。先是宋朝很怕刘豫，以至于称之为大齐。这一次，知道无可调和。于是高宗从临安进幸平江，起用张浚视师，颇有振作的气象。金兵既退，张浚仍竭力布置。公元1146年，分令张俊屯盱眙（如今江苏的盱贻县），韩世忠屯楚州（如今江苏的淮安市），刘光世屯合肥，岳飞屯襄阳。高宗又诏谕三军，说要亲征。刘豫闻之，便告急于金。金朝人的立刘豫，本是想他做个缓冲国，使河北、河东，不烦兵力守御的。如今反要替他出兵伐宋，如何肯答应呢？于是刘豫自签乡兵三十万，叫他的儿子刘麟（出寿春，犯合肥）、侄儿子刘猊（自涡口犯定远〈如今安徽的定远县〉）和孔彦舟（自光州〈如今河南的潢川县〉犯六安〈如今安徽六安市〉）三道入犯。刘猊到藕塘（镇名。在定远县东），为杨沂中所败。刘麟、孔彦舟皆引还。于是金人知道刘豫是无用的，并不能靠他抵御宋人。公元1137年，十一月，就把他废掉，而在汴京立了个行台尚书省。
    于是和议开始了。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参看《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六《和议》条）。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当议割三镇的时候，集百官议延和殿，主张割让的七十人。反对的三十六人；秦桧也在三十六人之内，金人要立张邦昌，秦桧时为台长，和台臣进状争之。后来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时雍，用兵胁迫百官，署立张邦昌的状，秦桧抗不肯署，致为金人所执。二帝北徙，桧亦从行。后来金人把他赏给挞懒。公元1130年，挞懒攻山阳〈楚州〉，秦桧亦在军中，与妻王氏，航海南归。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以图和议的。请问这时候，金人怕宋朝什么？要讲和，还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个人回来，暗中图谋。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怕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真冤枉极了。请看当时诸将的情形。
    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怅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舆台厮养，皆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虏，甚于夷狄；陛下不得而问，正以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奈何敌未退数里间，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尽装海船。焚其城郭，为遁逃之计（注意！后来邀击宗弼，无风不得动的，就是这海舶。因为要装载资储，又要预备入海，所以不得不大）。洎杜充力战于前，世忠、王，卒不为用；光世亦晏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者，韩世忠、王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军四掠，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间子女，张镫高会。……自信入闽，所过要索千计；公然移文曰：无使枉害生灵，其意果安在哉？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按此疏上于公元1130年，即建炎四年。读者可自取一种编年史，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参考）。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今之赏功，全阵转授，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自长行以上，皆以真官赏之；人挟券历，请厚俸，至于以官名队。……煮海榷酤之入，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阛阓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于衣粮，则日仰于大农；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于县官。……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肯舍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年，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岂皆不死乎？……（参看第十章第三、五、六节。观此可知当时所有的税入，为诸将分割殆尽）。
    以上都见《文献通考》卷一五四。马端临也说：“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韩世忠江中之捷，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而且利用大船的优势，幸而获胜；然亦终以此致败。大仪之战，只是小胜；当时金人以太宗之死，自欲引归，和世忠无涉；参看《金史》便知。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稀奇。《宋史》本传，巧于造句，说“兀术有劲兵号拐子马，是役以万五千骑来”，倒像单拐子马就有一万五千，此外还有无数大兵，岳飞真能以寡击众了。以下又铺张扬厉，说什么“磁相、开德、泽潞、汾隰、晋绛，皆期日与官军会”；“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二《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十二金字牌之召，《本传》可惜他“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据《本纪》所载，则还军未几，就“诸军皆溃”了。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宋史》本传，还说他清水亭一战，金兵横尸十五里，那么，金兵倒好杀尽了——韩、岳二人，是最受人崇拜的，然而其战绩如此。至于刘光世，则《宋史》本传说他的话，就已经够了。依我看，倒还是张俊，高宗逃入海的时候，在明州，到底还背城一战）这种兵，好靠着他谋恢复否？
    然而既不能言和，这种兵就不能去；留着他又是如此；真是载胥及溺了。幸而当时有一个机会。
    原来金朝的王位继承法（从太祖以前，只好说是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继承），是不确定的（把王位继承，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除掉合法应继承的人以外，都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意思；这是君主**政体，几经进化以后的情形。像女真这种浅演的国家，当然没有这种观念）。景祖就舍长子劾孙而传位于世祖；世祖、肃宗、穆宗，都是兄弟相及（《金史》说都是景祖之意。世祖、肃宗之间，又越掉一个劾孙）；康宗以后，又回到世祖的儿子（世祖共有十一个儿子，三个是做金主的）；太宗又传太祖的儿子；大约是只凭实际的情势，毫无成法可言的。那么，就人人要“觊觎非分”了。至于实权，这种侵略主义的国家，自然在军人手里。金初用兵，常分为左右两军。其初都元帅是辽王杲；左副元帅是宗望，右副元帅是宗翰。辽王死后，宗翰以右副元帅兼都元帅（宗翰就有不臣之心）。宗望死后，代以宗辅。这时候都死了。军人中老资格，只有宗弼和挞懒。而挞懒辈行又尊，和内里的宗（右相）、宗磐（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宗幹上），都有异志。干国政的宗幹、斜也，制不住他。这种人，自然是不关心国事的。于是宋朝利用这个机会，差王伦到金朝去，“求河南地”（公元1137年二月）。就是这一年，金朝把刘豫废了。十二月，王伦从金朝回来，说金朝人答应还二帝的梓宫，及太后，和河南诸州（把时间核起来，金朝人是先有还宋朝河南之意，然后废掉刘豫的。王伦的外交，也很为有功，不过《宋史》上也把他算做坏人了）。1138年三月里，高宗就用秦桧做宰相，专意言和。十月里，王伦闻着金使萧哲、张通古来，许先归河南诸州，徐议余事。
    平心而论：不烦一兵，不折一矢，恢复河南的失地；这种外交，如何算失败？主持这外交的人，如何算奸邪？却不料金朝的政局变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预料的事；就能预料，这种有利的外交，也总得办办试试的；如何怪得办这外交的人？把河南还宋，宗幹本是不赞成的，但是拿这主持的人，无可如何。到后来宗弼入朝，形势就一变了。于是宗磐、宗，以谋反诛。挞懒以属尊，放了他，仍用他做行台尚书右丞相。谁想挞懒走到燕京，又有反谋之心。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燕京，以宗弼领其事；而且兼领元帅府。宗弼遣人追杀挞懒，大阅于祁州（如今河北安国市），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伦捉起来（公元1139年七月），发兵重取河南、陕西，而和议遂破。
    宗弼入河南，河南郡县多降。前锋到顺昌（如今安徽的阜阳市），为刘锜所败。岳飞又在郾城（如今河南的漯河市郾城区）把他打败。宗弼走，还汴京。娄室入陕西，吴磷出兵和他相持，也收复许多州县（韩世忠也进兵复海州〈如今江苏的东海县〉。张俊复宿〈如今安徽的宿州市〉亳〈如今安徽的亳州市〉）。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胜利的。然而顺昌、郾城，宗弼是以轻敌致败，再整顿前来，就不可知了。陕西不过是相持的局面，并无胜利之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总是不利，这是通观前后，很可明白的。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人肯负其责任了。所以秦桧不得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犟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公元1201年，和议成，其条件是：
    宋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宋主为皇帝）。
    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
    宋朝二十六路，就只剩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四川、福建、广东西十五路；和京南西路襄阳一府，陕西路的阶、成、秦、凤四州。金朝对宋朝，却不过归还二帝梓宫及太后。
    这种条件，诚然是屈辱的。所以读史的人，都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然而凡事要论事实的，单大言壮语无用。我且再引《金史》郦琼的一段话（见本传。按郦琼是刘光世部下。南渡诸将中，刘光世最骄蹇不用命。公元1144年，张浚做都督的时候，把他免掉，以大兵隶都督府，郦琼就叛降齐），以见当时倘使续战，到底能胜不能胜？
    语同列曰：琼常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按指宗弼），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挥三军，意气自若。……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观之，孰敢爱死？……江南诸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在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习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帅；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邪？
    和议既成，便可收拾诸将的兵柄了。当时韩、岳、张、刘和杨沂中的兵，谓之御前五军。杨沂中（中军）常居中宿卫。韩（后军）、岳（左军）、张（前军）、刘（右军）都驻扎于外。刘光世的兵降齐后，以吴玠的兵升补，四川离下流远，和议成后，仍用帅臣节制。对于韩、岳、张则皆授以枢府，罢其兵柄，其中三人被召入朝，岳飞到得最晚，不多时，就给秦桧杀掉。这件事，本书篇幅无多，且莫去考论它的是非曲直（但要注意的：据《宋史·张宪传》，则宪的谋还岳飞兵柄，并不是莫须有的事）。从三宣抚司罢后，他的兵，都改称某州驻扎御前诸军，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我如今请再引《文献通考》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按四大屯兵，就是指韩、岳、张和吴玠的兵），以见得当时的情形。
    ……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令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入主。……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
    看了这一段，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第三节　海陵的南侵和韩侂胄的北伐
    绍兴和议成后，宋朝和金朝，又开过两次兵衅：一次是海陵的南侵，一次是韩侂胄的北伐。
    金海陵是一个狂谬的人。乘熙宗晚年，嗜酒昏乱，弑之。从上京（会宁府，如今哈尔滨市阿城区）迁都到燕京（公元1153年），后来又迁都于汴（公元1160年）。想要灭宋，以统一天下。公元1162年，就发大兵六十万入寇。
    金海陵兵分四路（一支从蔡州瞰荆襄，一支从凤翔攻大散关，一支从胶西走海路窥临安，海陵自将大兵，从涡口渡淮），声势颇盛。宋朝这时候，宿将只有个刘锜，叫他总统诸军。刘锜自守楚州，叫别将王权守淮西。权不战自溃；刘锜也老病，不能带兵，退守镇江；淮南尽限。海陵到采石，想要渡江，形势甚险。幸而金朝内乱起来。海陵两次迁都，都大营宫室；又为伐宋起见，籍民为兵，大扩民马：于是群盗大起。海陵却一味隐讳，有提及的人便获罪；于是群下亦相率不言；遂将群盗置诸不顾，依旧出兵伐宋，授甲时候，就有逃亡的。猛安完颜福寿等，跑到东京（辽阳）拥立世宗。海陵听得，要把所有的兵，尽行驱之渡江，然后北归。不期宋中书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师，收王权的散卒，把他杀得大败。于是海陵改趋扬州，至瓜洲（镇名，在如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为其下所弑。金兵北还。宋人乘机收复两淮州郡，又东取唐、邓、陈、蔡、海、泗，西取秦、陇、商、虢诸州，兵势颇振。
    公元1162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是个主张恢复的，起用张浚，做两淮宣抚使。张浚派李显忠、邵弘渊两人出兵。李显忠复灵璧（如今安徽的灵壁县），遂会邵弘渊复虹县（如今安徽的泗县），又进取宿州。显忠置酒高会，不设防备。金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来援，显忠之兵，大溃于苻离（在宿县境内，事见《金史·志宁传》。《宋史》把败兵之罪，全推在邵弘渊身上，殊靠不住）。于是恢复之议，遂成画饼。金世宗初以承海陵骚扰之后，不欲用兵，但令元帅府防御河南。迁延年余。和议不成。就再令元帅府进兵，陷两淮州郡。公元1165，和议成：（1）宋主称金主为叔父。（2）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3）疆界如绍兴时。
    孝宗从和议成后，仍不忘恢复，尝教阅禁军，措置两淮屯田；惜乎积弱之势，不能骤振；而金又正当全盛；终于空存虚愿。公元1189年，孝宗传位于光宗，称寿圣皇帝。光宗后李氏，和孝宗不睦，宦者又乘间离间，光宗却也有病，不能常去朝见寿皇。这本算不得什么事情，而宋朝士大夫，一种群众心理的作用，却又因此表现，把它当做一个大问题，时时犯颜直谏。公元1194年，孝寿皇崩，光宗托病不出，叫儿子嘉王扩，出来主持丧事。于是宰相赵汝愚，托合门使韩侂胄，去见高宗的皇后吴氏，说：皇帝久病不出，人心惊慌，京城里的秩序，怕要保持不住，请她出来做主，叫光宗传位于嘉王，于是内禅之事遂成。嘉王即位，是为宁宗。这件事本来是无甚关系的，只因宋朝士大夫喜欢立名；找着一点事情，便要小题大做，反而弄得不妥帖（当时迫光宗内禅的理由，不过说是人心惊慌，秩序要保持不住。其实中国历代的百姓，和官府都没甚关系，何况朝廷？只要当“士大夫”的人少造几句谣言，就皇帝病一百年。秩序也不会乱的）。传位之事既成，其中却就有点功可居，就有点权力可争；于是政海上又起了波澜，赵汝愚反为韩侂胄所排挤而去，却又这时候“道学”之论已盛（参看第十章第八节），韩侂胄虽能排去赵汝愚，然赵汝愚是道学中人，韩侂胄就要“不为清议所与”。于是想立点功劳，“以间执人口”，而伐金的事情又起。
    金世宗以公元1189年殂，孙章宗立。北边的部族，叛乱了好几年。山东、河南，又颇有荒歉的地方。就有善于附会的人，对韩侂胄说，金朝势有可乘。韩侂胄这时候，已经有了成见，自然信以为真。于是用皇甫斌守襄阳，郭倪镇扬州，吴曦督四川，暗中做伐金的预备。初时还不敢显然开衅，只是时时剽掠金朝边境。到公元1206年，就下诏伐金。金章宗起初听得宋人要和他开衅，还不相信，把入告的人，给了个杖戍之罪（所以这一次的兵衅，实在其曲在宋）。到边境屡次被掠，才命平章政事仆散揆，于汴京设立行省，调集河南诸路的兵，听其便宜行事。到宋人下诏伐金，金人也就举兵南下。这时候，金人的兵力，确已不济；然而宋朝的兵，无用更甚。屡战皆败，襄阳淮东西多陷（其间吴曦又以四川叛降金，宋朝更为吃紧。幸而金朝接应的兵，还没有到，就为转运使安丙所诛）。于是韩侂胄又想议和。派邱崈督视两淮军马，叫他暗中遗书金人。金人复书，要得韩侂胄的头。侂胄大怒，和议又绝。然而宁宗的皇后杨氏，又和韩侂胄有隙（宁宗皇后韩氏崩后，杨贵妃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劝宁宗立曹美人，宁宗不听）。于是趁此机会，叫他的哥哥杨次山，和礼部侍郎史弥远合谋，把韩侂胄杀掉，函首以畀金，和议乃成。韩侂胄固不足取，然而宋朝的举动，也未免太失体面了。这一次的和议，银绢各增十万两匹；疆界和两国君主的关系，仍如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