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三十年前正十八
母校建校四十周年，余高中毕业也已三十年矣。三十年前是个什么概念？那时我年龄刚十八，青春正焕发，生活较困难，学习却不错；当然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什么的。
我是一九六三年进入沂源一中读高中的。凡是叫一中的学校都不错，生源也好，师资也棒。这是因为县里面的一中一般都是全县招生，选择的余地大。而整个六十年代的上半叶，一大批省内外的大学生或因又红又专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或因学业很好但出身有问题被分配到那里去，沂蒙山区各县的一中就都集中了一批至少业务上很不错的知识分子。像教我那一级的老师，就有刘嵩善、魏建华、王兆林、徐蕴若、玄恩桐、路应逵等（如由于我的疏忽，没有提到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敬请原谅，并非由于其它原因，此文也不具有任何表扬意义）。他们真正是为沂蒙山的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做出了贡献的。
我们那一级在本校叫五级，两个班。入学时每个班45名学生，待到高三，就只剩下三十六七个了。原因大都因为家庭困难，或因缴不起学杂费，或家庭里面需要他这个劳力，中途退学了不少。我曾在一组叫做《老三届们的歌》的系列短篇中，提到大部分学生都要背着煎饼卷、提着咸菜罐，步行六七十里地去上学，还有的学生放学时需捎一独轮车酒糟回家，都是真实的。
我特别想说的是当时的一种气氛、一种心态。教语文的王兆林老师是特别能制造紧张的学习空气的，他在一班说二班的同学刻苦用功，下了课还呆在教室里学习，赶都赶不出去。到了二班再说一班好，也是赶都赶不出去那一套。让你觉得下了课不呆在教室里是一种耻辱。而刘嵩善、魏建华老师则不时地要油印一些数学参考题让你做，完了再没完没了地讲解、演算；上海籍的徐蕴若老师则是明显地表现出对学习好的偏爱、对学习差些的冷淡，甚至连讽加刺了……你觉得这帮人是非让你考上大学不可的。我后来知道，我们县的教育局还真是把宝儿押在了这些老师身上。此前的几届升学率低得可怜，这一届他们决心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们就在那样的一种气氛里面作人生的一搏，做最后的冲刺。我们没完没了地进行摸底或模拟考试，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我们紧张，我们疲惫，我们暗暗地较劲。而此时的政治气候，火药味儿已经很浓了。报纸上先是批判《海瑞罢官》，接着就批“三家村”，还有先前闻所未闻的这个倒了那个挨批了的消息在学生中流传。它将我们人性中好斗的一面给调动起来，逮着个机会即想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一番“反修防修”。让我举一个例子（因时间久远，细节不一定准确，但本质的真实是有的）：
整个“文革”之前，外语还不是主课。高考的时候也考外语，但只作为参考分。因此上，高中三年，每个星期六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就都是俄语。一些离家远的同学就可以不上，提前回去了。上俄语课比上别的课多一道程序，就是老师进了教室全体同学起立之后，需用俄语来一句老师好，叫斯得拉福斯特维介乌其介里，若老师是女的，还需在后边加上个“你擦”。有一次我们刚喊完了那一套，还没等坐下，门外就窜进来个同学。他外号嘟噜王，干任何事儿都喜欢一边干着一边嘟囔。他弯着个腰一进门儿就说是，操它的，忘了拿咸菜罐儿了。作者联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面是将罐叫缶的，即起哄道，嗬，忘了拿咸菜缶呢，这么重要的东西忘了拿，你是干什么吃的？哈地一阵大笑。那同学从黑板旁边的碗柜里提出咸菜罐儿，一边往外走还一边解释，窜了二里多地才想起忘了拿咸菜这个缶，这一个来回四里多地算是白跑了。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堂课上得怎么样就可想而这个知。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会扑哧一声，同学们想起那扑哧的原因，又是一阵笑。
我们的俄语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可能对那同学表示了同情，比方说，祂走出二里多地去还回来拿咸菜罐儿，这说明他家里只有这一个咸菜罐儿；他家离学校八十多里地，每个星期都提溜着走个来回容易吗？结果就引起了一阵讨论。这个说，八十里地走个来回有什么了不起？××同学离学校九十多里呢，还不照样打来回？那个说，他拿的是什么咸菜？是黄豆的呢，咱呢，萝卜疙瘩，要是咱也有黄豆咸菜拿，一星期打两个来回也行啊！有的开始起哄，他刚才进来的时候还没喊报告呢，根本就没把老师放在眼里！还有的就说，他还很不讲卫生呢，他打篮球的时候还学商业局的那小子呢；逮着个球也不传，屁股一扭一扭，三扭两扭就让人家截去了。还有的就揭发，他大爷还干过还乡团，前两年社教的时候让人家斗得不轻……那老师年轻，遇事压不住阵脚，整堂课就那么吵下来了。——当时的心态就那么个心态，要想搞点革命或斗争的事情很容易。
……后来就发生了“文革”。我本人因为被确定保送上大学，也挨了四十来张大字报，被批为资产阶级接班人和修正主义苗子什么的，算是个处女整。但比起老师们所遭受的磨难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
十八岁是个多么美丽奇妙的年龄！有时想想我们十八岁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心里又怪复杂的，说不清楚。——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了。
我是一九六三年进入沂源一中读高中的。凡是叫一中的学校都不错，生源也好，师资也棒。这是因为县里面的一中一般都是全县招生，选择的余地大。而整个六十年代的上半叶，一大批省内外的大学生或因又红又专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或因学业很好但出身有问题被分配到那里去，沂蒙山区各县的一中就都集中了一批至少业务上很不错的知识分子。像教我那一级的老师，就有刘嵩善、魏建华、王兆林、徐蕴若、玄恩桐、路应逵等（如由于我的疏忽，没有提到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敬请原谅，并非由于其它原因，此文也不具有任何表扬意义）。他们真正是为沂蒙山的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做出了贡献的。
我们那一级在本校叫五级，两个班。入学时每个班45名学生，待到高三，就只剩下三十六七个了。原因大都因为家庭困难，或因缴不起学杂费，或家庭里面需要他这个劳力，中途退学了不少。我曾在一组叫做《老三届们的歌》的系列短篇中，提到大部分学生都要背着煎饼卷、提着咸菜罐，步行六七十里地去上学，还有的学生放学时需捎一独轮车酒糟回家，都是真实的。
我特别想说的是当时的一种气氛、一种心态。教语文的王兆林老师是特别能制造紧张的学习空气的，他在一班说二班的同学刻苦用功，下了课还呆在教室里学习，赶都赶不出去。到了二班再说一班好，也是赶都赶不出去那一套。让你觉得下了课不呆在教室里是一种耻辱。而刘嵩善、魏建华老师则不时地要油印一些数学参考题让你做，完了再没完没了地讲解、演算；上海籍的徐蕴若老师则是明显地表现出对学习好的偏爱、对学习差些的冷淡，甚至连讽加刺了……你觉得这帮人是非让你考上大学不可的。我后来知道，我们县的教育局还真是把宝儿押在了这些老师身上。此前的几届升学率低得可怜，这一届他们决心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们就在那样的一种气氛里面作人生的一搏，做最后的冲刺。我们没完没了地进行摸底或模拟考试，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我们紧张，我们疲惫，我们暗暗地较劲。而此时的政治气候，火药味儿已经很浓了。报纸上先是批判《海瑞罢官》，接着就批“三家村”，还有先前闻所未闻的这个倒了那个挨批了的消息在学生中流传。它将我们人性中好斗的一面给调动起来，逮着个机会即想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一番“反修防修”。让我举一个例子（因时间久远，细节不一定准确，但本质的真实是有的）：
整个“文革”之前，外语还不是主课。高考的时候也考外语，但只作为参考分。因此上，高中三年，每个星期六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就都是俄语。一些离家远的同学就可以不上，提前回去了。上俄语课比上别的课多一道程序，就是老师进了教室全体同学起立之后，需用俄语来一句老师好，叫斯得拉福斯特维介乌其介里，若老师是女的，还需在后边加上个“你擦”。有一次我们刚喊完了那一套，还没等坐下，门外就窜进来个同学。他外号嘟噜王，干任何事儿都喜欢一边干着一边嘟囔。他弯着个腰一进门儿就说是，操它的，忘了拿咸菜罐儿了。作者联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面是将罐叫缶的，即起哄道，嗬，忘了拿咸菜缶呢，这么重要的东西忘了拿，你是干什么吃的？哈地一阵大笑。那同学从黑板旁边的碗柜里提出咸菜罐儿，一边往外走还一边解释，窜了二里多地才想起忘了拿咸菜这个缶，这一个来回四里多地算是白跑了。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堂课上得怎么样就可想而这个知。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会扑哧一声，同学们想起那扑哧的原因，又是一阵笑。
我们的俄语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可能对那同学表示了同情，比方说，祂走出二里多地去还回来拿咸菜罐儿，这说明他家里只有这一个咸菜罐儿；他家离学校八十多里地，每个星期都提溜着走个来回容易吗？结果就引起了一阵讨论。这个说，八十里地走个来回有什么了不起？××同学离学校九十多里呢，还不照样打来回？那个说，他拿的是什么咸菜？是黄豆的呢，咱呢，萝卜疙瘩，要是咱也有黄豆咸菜拿，一星期打两个来回也行啊！有的开始起哄，他刚才进来的时候还没喊报告呢，根本就没把老师放在眼里！还有的就说，他还很不讲卫生呢，他打篮球的时候还学商业局的那小子呢；逮着个球也不传，屁股一扭一扭，三扭两扭就让人家截去了。还有的就揭发，他大爷还干过还乡团，前两年社教的时候让人家斗得不轻……那老师年轻，遇事压不住阵脚，整堂课就那么吵下来了。——当时的心态就那么个心态，要想搞点革命或斗争的事情很容易。
……后来就发生了“文革”。我本人因为被确定保送上大学，也挨了四十来张大字报，被批为资产阶级接班人和修正主义苗子什么的，算是个处女整。但比起老师们所遭受的磨难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
十八岁是个多么美丽奇妙的年龄！有时想想我们十八岁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心里又怪复杂的，说不清楚。——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