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我最敬重的一位编辑家
在我所认识的编辑家里面，周介人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个。这一方面是他对我创作上的关心和提携特别多，更多的则是由于他的为人与学识。
像几乎所有的作者一样，我一直是把《上海文学》作为中国一流的文学刊物看待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始终将能在那上头发表作品视为一种档次，一个台阶。八十年代初，《上海文学》办的《写作参考》上转载和评介过我发在别的刊物上的一个小短篇，我就激动得了不的，责任编辑也挺高兴，认为那是我达到某个层次的标志。
拿到这份刊物，常常想象着为之服务的周介人是什么样子，有一段我甚至猜测他跟周树人、周作人是本家吗？我曾问过与他熟悉的朋友，朋友告诉我，他是那种典型的南方人，很清瘦，说起话来婆婆妈妈的，与鲁迅也没有家族和血缘上的关系。后来通电话，他那种轻轻软软的声音，还真是有点婆婆妈妈的那么个味道。
九十年代初，我在感受城市冷漠的同时，格外怀念与渴望起家乡来，遂写了一批令人温暖的东西。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上海文学》竟接连发了我的五个中篇，其中就有《温暖的冬天》、《最后一个生产队》、《自家人》等。我听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讲，周介人在一个全国性的晚报年会上对我的作品褒扬有加，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就很感动，而我那时还不认识他。
我是在他发了我的好几篇小说之后才见到他的。那是一次发奖会，一见面即向我问起他所熟悉的一些山东作家，说他们最新发表的某个作品，好像全国范围内没有哪一篇稍好一点的东西他没看过，没有哪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他不熟悉，他那种神情也是如数家珍般的。初次的相识，给我一个印象，这人热情、细心、周到，喜欢背后称赞人，称赞他们的作品，也喜欢做一些服务性的琐碎的工作，像乘车了，吃饭了，几点外出了，他都要挨个房间通知，他走起路来迈着小碎步，也是婆婆妈妈的。待下一次见面，我说他工作起来有点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那么个意思，他就无可奈何地说了一番投入和不投入的话，令人觉得他是那种特别能操心和照料别人的人。我说他是大嫂似的大哥，就是指这一点。
他笑起来也跟农村大嫂一样，总是先拍一下手，尔后再笑，看上去特别的天真。那次我们几个作者在玩一种将获奖作品与作者的名字串在一起编故事的游戏，如《小学老师》在《温暖的冬天》里与《妙妙》怎么样，出了一身“牛汉”，不以为耻，还觉得“徐光耀”呢！他听了双手一拍，就哈地笑了。之后，他问我牛汉和徐光耀同志听见会不会不高兴？我说，他们也跟着嘿嘿地笑呢！他就搀和进来，又对那故事作一番补充。
那次发奖会有一项活动是到一位个体企业主家里参观。那家的楼房还真大，六层，装修得也挺豪华。他问我，你们沂蒙山有这样阔的房子吗？我说有的，找机会领你去看看。两年之后，他到临沂主持我的作品讨论会，我就领他们参观了一位有点名气的企业家的房子。看完出来，他坐在车上半天没吭声。之后说了一句，这房子确实是豪华，不过我不羡慕。雷达接着说，我也不羡慕。
有一些理论文章，很时髦，也很精彩，但对创作无用。作为评论家兼编辑家的周介人，我认为他的评论对写作者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启发和帮助的，是可以学习和操作的。一次笔会上，有一位青年作家请他看一篇当时普遍称好的自己最新发表的东西，他看完了即以王安忆的《小鲍庄》为例，直言不讳地指出它的不足，并教给他许多小技巧。比方他说，小说的语言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更多的是为了隐蔽什么的，我在旁边听着就很受启发。我也特别喜欢他执笔的每期的卷首语，我认为那是最好的导读，它的观点，它的文笔，都非常的有见解，也非常的精彩。
有那么几年，我本人及北方的一些朋友喜欢议论上海人的小家子气，也差不多都能举出几个例子来，例如他们为了一块没烧尽的蜂窝煤会费多大的劲什么的。可进入九十年代，我却越来越感受到上海人的大气、大度与宽容。这就与他给我的印象有关。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宽容与包容。张炜在一篇写他的文章里说，他站在南方与北方之间，他对北方一些重要事物的见解，几乎从未出过错，他讨厌的东西，一般而言肯定都是坏的，他称赞的东西，往往也经得起推敲，他身上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信守、批判性、自省力，还有特别清瘦的面容……我觉得都是极其到位的，好像什么样的文化他都能理解，什么文化背景的人他都能相处。具体操作起某件事来，也不是印象中的抠抠唆唆，看上去跟我们北方没多少区别。与外地的一些作家朋友交谈，说起周介人，大家也几乎都是众口一辞，说他艺术上是怎样的严谨，情趣是如何的高雅，为人又是多么的随和。与他交往，你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兄长的风度与大度。大家都喜欢管他叫大哥，连年龄上应该叫他叔叔的人也喜欢管他叫大哥。
可他真的是太瘦了，仿佛一阵风就能刮跑。前年底的三峡笔会上，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傍晚从秭归那地方下船的时候，一阵江风刮来，他那宽大的面包服让风一鼓，就几乎将他刮到江里去了，好玄。
那次，他在一个晚会上还来了一段沪剧清唱《燕燕做媒》：我来做个媒，保侬称心肠，人才相配貌相当，问婶婶呀我来做媒可像样？我那是第一次听他唱，他那个软软的声音，唱起来还真是有味儿，很有点出奇制胜的效果。他自己也感觉良好，一段一段的全部唱完才罢休！下得台来，他说唱这个必须用上海话才好听，呶，你用北方话怎么唱也不是那个味道。
从宜昌回武汉的路上，我向他介绍山东刚冒出来的个青年作家张继，并向他复述张继的一个短篇《村长和鱼》，他听了非常地感兴趣，让我代他向张继约稿。此后他突然建议我买一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养老保险，说不知不觉就老了的一番话。我心里不知怎么就有种淡淡的哀伤生出来，我仿佛刚刚注意到，他的神情确实是有点疲惫了……
春节的时候，我打电话向他拜年，才知他已经生病住院好长时间了，问起他的病情，他又让我放心，说他的病已经稳定住了，并日趋见好云云。我就想起朋友的话：这个年代累坏了多少人！而累坏的全都是好人。
介人大哥，快好起来吧，朋友们都期盼着……
（后记：此稿是专为《艺海双桨》一书而写的。原想等书出来之后拿给他看的，没想到他去世得那么快。直到他去世的前三天，我才将此稿寄给了《上海文学》的责编请她转交，现在看来他生前是肯定没有看到的了……）
像几乎所有的作者一样，我一直是把《上海文学》作为中国一流的文学刊物看待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始终将能在那上头发表作品视为一种档次，一个台阶。八十年代初，《上海文学》办的《写作参考》上转载和评介过我发在别的刊物上的一个小短篇，我就激动得了不的，责任编辑也挺高兴，认为那是我达到某个层次的标志。
拿到这份刊物，常常想象着为之服务的周介人是什么样子，有一段我甚至猜测他跟周树人、周作人是本家吗？我曾问过与他熟悉的朋友，朋友告诉我，他是那种典型的南方人，很清瘦，说起话来婆婆妈妈的，与鲁迅也没有家族和血缘上的关系。后来通电话，他那种轻轻软软的声音，还真是有点婆婆妈妈的那么个味道。
九十年代初，我在感受城市冷漠的同时，格外怀念与渴望起家乡来，遂写了一批令人温暖的东西。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上海文学》竟接连发了我的五个中篇，其中就有《温暖的冬天》、《最后一个生产队》、《自家人》等。我听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讲，周介人在一个全国性的晚报年会上对我的作品褒扬有加，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就很感动，而我那时还不认识他。
我是在他发了我的好几篇小说之后才见到他的。那是一次发奖会，一见面即向我问起他所熟悉的一些山东作家，说他们最新发表的某个作品，好像全国范围内没有哪一篇稍好一点的东西他没看过，没有哪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他不熟悉，他那种神情也是如数家珍般的。初次的相识，给我一个印象，这人热情、细心、周到，喜欢背后称赞人，称赞他们的作品，也喜欢做一些服务性的琐碎的工作，像乘车了，吃饭了，几点外出了，他都要挨个房间通知，他走起路来迈着小碎步，也是婆婆妈妈的。待下一次见面，我说他工作起来有点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那么个意思，他就无可奈何地说了一番投入和不投入的话，令人觉得他是那种特别能操心和照料别人的人。我说他是大嫂似的大哥，就是指这一点。
他笑起来也跟农村大嫂一样，总是先拍一下手，尔后再笑，看上去特别的天真。那次我们几个作者在玩一种将获奖作品与作者的名字串在一起编故事的游戏，如《小学老师》在《温暖的冬天》里与《妙妙》怎么样，出了一身“牛汉”，不以为耻，还觉得“徐光耀”呢！他听了双手一拍，就哈地笑了。之后，他问我牛汉和徐光耀同志听见会不会不高兴？我说，他们也跟着嘿嘿地笑呢！他就搀和进来，又对那故事作一番补充。
那次发奖会有一项活动是到一位个体企业主家里参观。那家的楼房还真大，六层，装修得也挺豪华。他问我，你们沂蒙山有这样阔的房子吗？我说有的，找机会领你去看看。两年之后，他到临沂主持我的作品讨论会，我就领他们参观了一位有点名气的企业家的房子。看完出来，他坐在车上半天没吭声。之后说了一句，这房子确实是豪华，不过我不羡慕。雷达接着说，我也不羡慕。
有一些理论文章，很时髦，也很精彩，但对创作无用。作为评论家兼编辑家的周介人，我认为他的评论对写作者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启发和帮助的，是可以学习和操作的。一次笔会上，有一位青年作家请他看一篇当时普遍称好的自己最新发表的东西，他看完了即以王安忆的《小鲍庄》为例，直言不讳地指出它的不足，并教给他许多小技巧。比方他说，小说的语言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更多的是为了隐蔽什么的，我在旁边听着就很受启发。我也特别喜欢他执笔的每期的卷首语，我认为那是最好的导读，它的观点，它的文笔，都非常的有见解，也非常的精彩。
有那么几年，我本人及北方的一些朋友喜欢议论上海人的小家子气，也差不多都能举出几个例子来，例如他们为了一块没烧尽的蜂窝煤会费多大的劲什么的。可进入九十年代，我却越来越感受到上海人的大气、大度与宽容。这就与他给我的印象有关。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宽容与包容。张炜在一篇写他的文章里说，他站在南方与北方之间，他对北方一些重要事物的见解，几乎从未出过错，他讨厌的东西，一般而言肯定都是坏的，他称赞的东西，往往也经得起推敲，他身上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信守、批判性、自省力，还有特别清瘦的面容……我觉得都是极其到位的，好像什么样的文化他都能理解，什么文化背景的人他都能相处。具体操作起某件事来，也不是印象中的抠抠唆唆，看上去跟我们北方没多少区别。与外地的一些作家朋友交谈，说起周介人，大家也几乎都是众口一辞，说他艺术上是怎样的严谨，情趣是如何的高雅，为人又是多么的随和。与他交往，你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兄长的风度与大度。大家都喜欢管他叫大哥，连年龄上应该叫他叔叔的人也喜欢管他叫大哥。
可他真的是太瘦了，仿佛一阵风就能刮跑。前年底的三峡笔会上，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傍晚从秭归那地方下船的时候，一阵江风刮来，他那宽大的面包服让风一鼓，就几乎将他刮到江里去了，好玄。
那次，他在一个晚会上还来了一段沪剧清唱《燕燕做媒》：我来做个媒，保侬称心肠，人才相配貌相当，问婶婶呀我来做媒可像样？我那是第一次听他唱，他那个软软的声音，唱起来还真是有味儿，很有点出奇制胜的效果。他自己也感觉良好，一段一段的全部唱完才罢休！下得台来，他说唱这个必须用上海话才好听，呶，你用北方话怎么唱也不是那个味道。
从宜昌回武汉的路上，我向他介绍山东刚冒出来的个青年作家张继，并向他复述张继的一个短篇《村长和鱼》，他听了非常地感兴趣，让我代他向张继约稿。此后他突然建议我买一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养老保险，说不知不觉就老了的一番话。我心里不知怎么就有种淡淡的哀伤生出来，我仿佛刚刚注意到，他的神情确实是有点疲惫了……
春节的时候，我打电话向他拜年，才知他已经生病住院好长时间了，问起他的病情，他又让我放心，说他的病已经稳定住了，并日趋见好云云。我就想起朋友的话：这个年代累坏了多少人！而累坏的全都是好人。
介人大哥，快好起来吧，朋友们都期盼着……
（后记：此稿是专为《艺海双桨》一书而写的。原想等书出来之后拿给他看的，没想到他去世得那么快。直到他去世的前三天，我才将此稿寄给了《上海文学》的责编请她转交，现在看来他生前是肯定没有看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