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刘玉芬
1
表姐刘玉芬本来应该是我表妹。
那年秋天一个光线很暗的黄昏，舅妈在给生产队的耕牛喂草，一头因常年吃不上精饲料而气急败坏的公牛突然发作，一蹄子踢到舅妈挺起的肚子上，刘玉芬在牛圈里出生了，比预产期早了一个月，比我早出生一天。
表姐刘玉芬读到初二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老一辈的乡里乡亲说她长得像画里的人一样，十里八乡年轻一辈见过的最漂亮的美女也就是样板戏里的那几位，所以他们以孤陋寡闻的见识，就我表姐刘玉芬的长相争得面红耳赤，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刘玉芬比样板戏里的李铁梅、江水英、方海珍要好看得多，多在哪儿？没人能说得出来。同在初二（1）班的同学于耕田悄悄地对我说：“刘玉芬像电影里的海霞。”
表姐刘玉芬长着瓜子脸，笑起来眼睛、眉毛会跟着一起笑。夏天的时候，我和于耕田晒得像被压迫的黑奴，而表姐刘玉芬脸上白里透红，怎么晒也晒不黑。我问表姐为什么，她站在毒辣的阳光下，抹着一脸的汗水，很委屈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戴草帽。”
那时候地里的庄稼跟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从种到收，整天萎靡不振、半死不活，乡下最好的年景也得缺三个月口粮，所以我们活着的目光一年四季基本上是盯着粮食和饭碗，而不是盯着姑娘。于耕田在课堂上畅想**幸福情景时说：“我心目中的**是，顿顿能吃上五碗干饭，肚子撑得像地雷，一碰就炸！”
于耕田的父亲是个瘸子，母亲是个瞎子，每年冬天，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饭，今年刚进入腊月，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一个雪后放晴的早晨，我和表姐刘玉芬在村口遇到了站在风中瑟瑟发抖的于耕田，十五岁的于耕田瘦得像一只瘟鸡，脚上的灰蓝布鞋已经开裂，露出了冻得青紫的大脚趾。他抹了一把鼻涕，从草绳捆着腰的怀里掏出一张纸条，对我说：“灶屋两天都没冒烟了，借米也借不到，你帮我跟王老师请个假！”
我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王老师，请假要饭一天！于耕田12月26日。”
我觉得要饭挺丢人的，迟疑了一会儿，把假条塞回于耕田的手里：“你自己交给王老师吧！”于耕田苦着脸说：“我怕王老师不批假。”
这时，站在一边的表姐刘玉芬一把抢过假条：“我交给王老师！”
自刘玉芬帮于耕田请过假后，我发现于耕田对表姐有些上心，每天在村口非要等刘玉芬来了，才肯去学校。有一次，我眼睛的余光看到走在身后的于耕田将一个烤熟的红薯悄悄地塞到刘玉芬手里，动作隐蔽而迅速，刘玉芬不仅没有拒绝，脸上还有些激动。
寒假前一个有霜的早晨，阳光软弱无力地照亮了村里荒凉的屋顶和冻僵的麦田。我说：“时间不早了，得赶紧去学校。”于耕田用走资派般死不改悔的口气说：“等刘玉芬来了一起走！”
表姐刘玉芬那天没来，我们到学校时，光棍一根的王老师没追究我俩迟到，却把于耕田拉到一边没头没脑地教训了起来：“你请假要饭，为什么让刘玉芬送假条？”
刘玉芬不读书了。王老师为此上门做了家访，问刘玉芬为什么。刘玉芬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城镇户口毕业了能招工、当干部，我们农村户口读毕业了还是回家种田。”
于耕田听说刘玉芬不读书了，他也死活不愿读了。那天我们三人最后一次在村口碰面时，于耕田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读再多的书，也不给你当革命的接班人，只给你一根扁担，挑大粪！我要是再去读书，我就是乌龟王八蛋！”我看到表姐刘玉芬虽然没说话，却激动得满脸通红。
读初三的时候，我们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2
舅舅在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表姐刘玉芬帮忙淘米、洗菜、烧火。
于耕田也没去生产队干农活，他到河里、水塘里捞鱼摸虾，聚多了，隔三岔五拎到县城或集镇上去卖钱。听说于耕田不想读书了，瘸子父亲和瞎子母亲感慨万千，都说儿子长大了，他们对于耕田主动辍学表现出了相当的兴奋和激动。
我父亲虽然是一个乡村木匠，但他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国民政府大楼里修过楼梯和木地板，据说还见到过蒋委员长的背影，是见过大世面的，所以他要我继续读书：“总统府里的哪个大官不是读过书的？读书无用，不读书更无用！”
我舅舅其实就是读过书的人，正宗六年制高小毕业，全村最高学历，1949年参加土改工作队；1950年在县镇反办公室帮着整理和抄写即将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材料；1957年因说了一句“每亩一千斤都收不到，哪能收十万斤”被定为右倾分子，开除公职，回到乡下种田。舅舅由城里户口变成乡下户口，丢了城里人的身份，也丢了吃供应粮的饭碗，每个月三十二斤大米、半斤油，还有逢年过节时的白糖票、花生票、布票、肉票、肥皂票、香烟票，全都没了。舅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是早知道说一句话会丢饭碗，用老虎钳也别想撬开我的嘴巴，我宁愿咬断舌头也不说！”
舅舅回到乡下后，娶了我乡下的舅妈，一口气生下来四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舅妈在一些饿得饥肠辘辘的夜里浮想联翩地对舅舅说：“你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多好！”舅舅在黑暗中叹着气：“我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哪会娶你？”
成为农民几年后，已没人关注舅舅这个右倾分子了，大队要成立革委会，缺主任，全村都知道舅舅有文化，在城里吃过供应粮，公推舅舅出山。舅舅对前来筹备大队班子的公社书记说：“1957年我是右倾，被开除回来的。”公社书记想了一会，说：“你是有文化的人，不能当主任，那能干点什么呢？”舅舅说：“书记，我家里孩子多，口粮不够吃，我想到公社食堂烧饭！”
我舅舅就这样进了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一烧就是八年。其中我表姐刘玉芬帮着烧了三年半。
刘玉芬到食堂帮忙，厂长说：“你丫头来烧饭，没意见，烧饭每个月六块钱是早就定好过的，一分钱不能加。”烧饭虽没报酬，但女儿不受风雨太阳之苦，还能吃饱饭。舅舅说行。
于耕田喜欢把鱼虾卖到镇上的农机厂食堂，价钱比镇上要便宜三分之一。卖了几次后，舅舅说公社农机厂由一帮铁匠、木匠造的手扶拖拉机一台卖不出去，没钱天天吃鱼虾，叫于耕田不要来了。于耕田嘴上答应，可腿上却不由自主地又来了，直到有一天，刘玉芬跟于耕田在食堂外面叽叽咕咕地说话，忘了把灶膛里的火熄掉，一大锅米饭烧煳冒烟了，舅舅这才发现了苗头有些不对，他操起厨房里的菜刀，将一身鱼腥味的于耕田轰出农机厂大门：“你要是再来，我砍断你的腿！”
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刚卖了鱼的于耕田在街头拦住了我，他托我将一双尼龙袜子带给刘玉芬，我有些犹豫，于耕田买了六毛钱卤猪头肉在我鼻子正前方扬了扬：“你舅舅要砍断我腿，腿断了，捞鱼摸虾的钱就挣不上了。你尝尝看，这猪头肉香不香？”我拼命咽着嘴里泛滥的口水，无济于事地僵持了不到两分钟，一伸手，抓起猪头肉和尼龙袜飞一样地跑了。
刘玉芬接过蓝底紫花尼龙袜的时候，手足无措，一会儿往左口袋里塞，一会儿又往右口袋里塞，她攥着袜子心虚地问我：“我能要吗？”我隐隐觉得这双尼龙袜子有些不怀好意，但吃了于耕田的猪头肉，嘴有些短，就很含糊地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要。”
舅舅知道刘玉芬脚上的尼龙袜是于耕田送的，气得脸像袜子一样青紫，他对表姐刘玉芬没发火，却把一腔怒火发到了我的头上：“你都是高中生了，又不是看不出那小子心怀鬼胎，你居然充当帮凶！”
舅舅花三块钱在镇供销社买了一双红底蓝花的尼龙袜子给刘玉芬穿上，那是他们父女俩起早贪黑烧饭半个月的报酬。我把洗干净了的尼龙袜退给于耕田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手里攥着袜子如同攥着一份残酷无情的休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1978年冬，我即将高中毕业，高考恢复了，这个时候，我早已无心关注于耕田和我表姐刘玉芬之间的儿女情长或英雄气短了。元旦前两天，于耕田找到我，他叫我带一张电影票给刘玉芬，县电影院元月1日中午12点30分的，是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全县人都快看疯了，里面男女抱到一块亲嘴，胆子真大！”这时的于耕田很自信，他用卖鱼虾的钱买了我们大队第一辆自行车，“长征”加重车，就凭这辆豪华自行车，全公社的漂亮姑娘于耕田可以随便挑。
我说我要复习考大学，没时间去送电影票。于耕田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塞到我手里：“你复习太苦，这钱拿去买两瓶补脑汁喝，考走了最好，考不走，我把摸鱼虾的手艺教给你，闭着眼睛一年挣六七百，比公社书记的工资都高。”
我揣着电影票走到农机厂食堂门口时，舅舅将我堵在了油污很厚的门边：“这么早你来干吗？”我心里做贼似的说：“找表姐。”听到声音的刘玉芬从厨房里跑出来，很兴奋地塞给我一个馒头：“早上食堂剩下的，还热着呢。”尼龙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舅舅的神经，他用像鹰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支吾着：“没什么事，走到厂门口了，进来看看！”我手里攥着电影票，接馒头时，其实已经悄悄地挨到了刘玉芬的身边，可舅舅寸步不离地贴着我，我毫无办法。刘玉芬似乎看出了我脸上的暗示，说了一句：“你明天放学走这路过一下，给你留一些锅巴，食堂大铁锅烤的，很香！”
第二天，也就是12月31号傍晚放学，我又去了农机厂食堂，舅舅仓促地给了我一大块锅巴，叫我快点回家，我问表姐去哪儿了，舅舅说厂里元旦放三天假，去江苏扬州的姨娘家走亲戚了，姨娘五十岁生日。
当晚我回到村里找到于耕田，他收起电影票，将五块钱重新塞回我手里：“你不要为她打掩护了，我知道，刘玉芬看不起我。”他抬起头，望着黑暗的天空，一字一顿地说道，“明天、明天我就离开这鬼地方，到县城去打江山，公社农机厂烧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于耕田去县城半年后，公社农机厂倒闭，正逢分田到户，舅舅和表姐刘玉芬卷起铺盖回家种田，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从那以后，于耕田和刘玉芬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来往。
3
舅舅家分了十二亩责任田，午秋两季，抢收抢种，披星戴月，其间的苦和累，在城里吃过供应粮的舅舅深有感触：“能说出来的苦不算苦，能说出来的累也不叫累。”乡下人都知道，干活累极了不能收住脚，只要一歇脚，人站着就睡着了。一次，表姐刘玉芬插秧回家吃晚饭，她捧着饭碗，吃着吃着，碗筷掉到地上，坐在凳子上睡着了。舅舅看到这情景，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
从此，舅舅叫表姐刘玉芬在家烧饭，不让她下地干活了，舅妈有意见了：“这么大的丫头，不下田插秧，十几亩地，我一个人哪能插得完！”舅舅说：“还有我呢。”
此后几年，三个表弟陆续初中毕业，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一个都没考上高中，弟兄仨前赴后继地回到了乡下。舅舅把三个表弟全都赶到了田里，逼着他们学农活，插秧、割麦、翻场、施肥。一段日子过后，累得半死的表弟们终于反抗了，他们说姐姐凭什么在家享清福，风吹日晒雨淋一点都沾不到。舅舅耐心地开导着三个儿子：“你姐姐给你们做饭，不是享清福，她也在干活，只是跟你们分工不一样罢了！”
表姐刘玉芬对舅舅的这一分工也有看法，她在饭桌上说：“爸，我要下地干活！村口的广播喇叭里天天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都有女孩子开飞机了。”舅舅也不解释，埋着头只说了两个字：“不行！”许多年后，我跟舅舅说起过此事，他对我说：“我一辈子一事无成，就生了这么个宝贝女儿，让我长了脸，十里八乡的谁不说玉芬长得像仙女！”他觉得要是让女儿受苦受累，沦为一个粗糙的农妇，那就意味着自己的一生彻底失败了。舅舅的大半生都被这一古怪的念头控制着并沦陷其中不能自拔。
我舅舅想把表姐刘玉芬当作大家闺秀养，可“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改变不了乡村贫穷的事实，一家六口人的吃喝拉撒睡全得由表姐刘玉芬一个人张罗，挑水、轧米、烧饭、喂猪、种菜、掏鸡粪、洗衣服，一件都不能少，一天累下来，刘玉芬晚上倒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舅舅看着女儿的屋里无声无息，他觉得在这个家里，女儿像一个丫鬟，又像一个用人，舅舅摇了摇头，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叹气。
表姐刘玉芬二十二岁了还没人上门来提亲，不是人家不想来，而是不敢来。表姐刘玉芬实在是长得太好，几年后的夏天我见到刘玉芬时一下子愣住了，她穿着红蓝相间的的确良衬衣，下面配一条蓝布裤子，脚上是一双白球鞋，一颦一笑，妩媚而不失清纯，艳丽而不失温柔，活脱脱一个中国版的山口百惠。那一刻，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刘玉芬生错了地方。
舅妈很着急，乡下跟刘玉芬一样大的姑娘好多都抱上了孩子，她对舅舅说：“要不我们托老王庄的王阿婆撮合撮合！”舅舅情绪很败坏地对舅妈吼道：“你给我少废话，我们家玉芬不是剩饭剩菜！”
小张庄的张聚财靠磨豆腐挣了不少钱，家里翻盖了三间大瓦房，还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他拎了一篮子豆腐很自负地托王阿婆到我舅舅家给他儿子张来财提亲，王阿婆摇了摇她那颗见过世面的脑袋：“何必要我白跑一趟？我说配不上就是配不上！豆腐你带回去。”
我中专毕业后分到县建设局，当了一名绘图技术员，是我们大队唯一一个吃供应粮的，舅妈一度很糊涂地想把刘玉芬嫁给我，说是亲上加亲，读过书的舅舅知道表姐弟近亲结婚将来生下孩子要么是兔唇豁嘴，要么是白痴弱智，一口否定。我舅妈埋怨说：“生来丫鬟命，你把她当小姐养着。玉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1979年于耕田进城后不再钻进河湖港汊摸鱼捞虾，他干起了贩卖鱼虾的营生。我毕业分回县城后，他请我在一个苍蝇很多的小酒馆里喝酒。当他知道我月工资只有四十二块钱时，他把一大杯白酒倒进喉咙里：“你那点工资，还不够我抽烟！”他请我喝酒的意思是让我星期天回乡下探一探表姐刘玉芬的口风，要是她愿意的话，他想请刘玉芬到城里来看一场电影，摩托车专程接送。那时候于耕田刚花六千多块钱买了一辆“雅马哈”摩托车贩鱼虾，一辆车抵我十二年的工资。我说：“你自己跟她说去。”他摸了摸被酒精涨红了的鼻子：“老实说，眼下县城的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乡长、书记挣的钱没我的零头多，我现在也是有面子的人，刘玉芬要是回绝了我，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说：“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跟她联系？”于耕田说他进城后，几乎就没回过乡下，只在年三十晚上回乡下跟残疾父母吃个团圆饭，丢一大把钱给他们，初一大早就进城跟一帮朋友玩去了。农村对于于耕田来说，是一个刻在心里的伤口，是一块烙在脸上的伤疤，乡下人身份、残疾人父母、被拒绝的电影票以及舅舅操起菜刀的凶狠都让他无法面对，他没有足够坚强地对抗命运的摆布，他只好用鼓起来的口袋和嚣张的语言摆平自己的内心。
星期天回到乡下，我去舅舅家串门，顺便送了两双单位发的劳保手套过去，已是初冬时节，田里的稻子收割干净，小麦也种下去了，乡下人有了片刻的空闲。舅舅让表姐杀了一只鸡，中午陪我喝酒，借着酒劲，我说起了于耕田在城里的风光，言语间多少有些夸张，表姐给我夹了一块鸡腿，说：“好几年都没见到过于耕田了，没想到他还真有两下子，连摩托车都买上了……”舅舅打断表姐的话头：“他再有钱，也是农民，没有工作证，没有粮本子，在城里分不到房子，买不到煤球，吃米要到黑市上去买。他就像一个混进城里的特务一样，过的是鼠窃狗偷的日子。我在城里待过七年，只有我才晓得农民是贱民，是下等人。”舅舅突然把半碗酒一饮而尽，他用烈酒把刹不住的话咽了回去，“我不想说了，再说就该拉出去枪毙了！”
临走时，我到厨房悄悄地对正在洗锅的刘玉芬说：“于耕田想请你到县城看电影！”刘玉芬涨红了脸，声音胆怯、语气含糊地对我说：“我听我爸的！”
我哪敢跟舅舅说？回到县城，于耕田听了这消息后，将嘴里的烟头吐到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灭：“我要是找不到比刘玉芬漂亮的老婆，我就跳到高邮湖里自尽！”
4
于耕田没有跳高邮湖，他在高邮湖边贩鱼的时候救了一个跳湖自杀的城里姑娘林小玲。林小玲是县国有照相馆的洗印工，她爱上了一个刑满释放的国民党特务，而且年龄比她大二十多岁。正当她准备跟国民党特务结婚的时候，父母和哥哥将她痛打一顿并将她反锁在家里一个多月。国民党特务放出来后，已经离开县城，从此下落不明，据说是移居香港了。于耕田听了林小玲的哭诉后，安慰她说：“你为一个国民党特务跳湖，不值得！”
于耕田用摩托车将林小玲带回县城后，两人就好上了。我在于耕田租来的房子里看到过林小玲，人长得比较妖艳，头发烫得像炸开的鸡窝，眼睛看人带着钩子，并且很轻易就能勾走男人意志薄弱的魂魄。平心而论，林小玲的相貌跟刘玉芬是没法比的。于耕田从我的眼睛里嗅出了我的不以为然，所以就显得很激动：“人家是城里姑娘，城里户口，有正式工作，刘玉芬算什么？乡下丫头！”出于亲缘的本能，我毫不客气地反击于耕田：“林小玲水性杨花，刘玉芬冰清玉洁。除了爹妈给她个城里人的身份，林小玲一无是处，送给我都不要！”
我针锋相对地反戈一击，于耕田蔫了，自卑心理彻底暴露了出来，他给我点了一支烟，声音灰暗地对我说：“送给你你不要，可我打灯笼也找不到呀。你是城里的国家干部，我是乡下进城的一个小混混，父母一个残疾人，一个盲人，连乡下丫头都看不起我，你说我算什么？我狗屁都不是。”我看到于耕田眼睛里有些潮湿，也就没再给他雪上加霜、继续打击了，我违心地安慰着他说：“你别往心里去，我也是一时冲动，说话没了分寸。其实单凭林小玲看上乡下人这一点，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全县独一无二。足够伟大的了！”于耕田听我这么一说，脸上又弥漫起死灰复燃的神气：“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请你坐上席，在满园春大饭店摆上三十桌！你说，到时候我要不要请刘玉芬呢？”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于耕田对我说他想跟林小玲把婚事办了，我说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想到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城里姑娘就这么被一个乡下来的鱼贩子征服了，于耕田很得意，接着说了一通“城里人都是挣不到钱的花瓶”之类的狂话。过了一段日子，于耕田情绪低落地找我喝了一晚上闷酒：“我总算弄明白了，在城里人面前，乡下人再有钱，还是个乡巴佬，是臭鱼烂虾！”他说林小玲家里知道她跟一个乡下来的鱼贩子好上后，每天上下班都由她那位在县武术队的哥哥林国彪接送，绝不让于耕田有半点可乘之机。林小玲哥哥咬牙切齿地教训妹妹：“释放的国民党战犯政府都安排了工作，有城市户口，有工作证，有城市粮油供应证，乡下鱼贩子有什么？”林小玲的母亲解放前在县城“绣香楼”妓院当过伙食总管，她不胜感慨地对一家人说：“早知这丫头发神经病，还不如当初让她跟国民党特务一起去香港！”林小玲哥哥似乎有不同看法：“关键是国民党特务比我爸还大一岁。”于耕田说他上个星期天去过一次林家，买了四条带嘴子的“大前门”香烟、四瓶“古井贡酒”、四条高邮湖“白丝鱼”，还有四盒县城里最名贵的“荷花糕点”，于耕田毕恭毕敬地上门。可林小玲哥哥林国彪既不理睬，更不让座，他将手指扳得咯咯直响，挑衅性地将烟雾吐到于耕田的脸上：“你一个乡巴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打我妹妹的主意，你他妈要是不想缺胳膊少腿地多活几年，现在就给我滚！”我问林小玲什么态度，于耕田说她准备跟他一起私奔，我说奔哪儿去，于耕田很迷茫地说：“我也不知道往哪儿奔，家里的瘸子父亲、瞎子母亲怎么办？”
五一放假我回到乡下帮父亲翻盖厢房，于耕田5月2号突然回来了，他直奔我家，将我拉到屋后的竹林里，神情焦虑地对我说：“你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刘玉芬约出来！”我问：“约刘玉芬干吗？”他说：“请她去县城看电影。她要是不答应，我就跟林小玲私奔！”我说：“你这太荒唐了，总不能脚踩两只船吧！”于耕田将一条没送出去的大前门香烟塞到我手里，哀求说：“这辈子你帮我最后一个忙，好不好？”
傍晚，我借口到舅舅家借梯子，扛上梯子后，我对舅舅说：“我带了一条大前门香烟孝敬您，出门忘了带，让刘玉芬跟我去拿一下！”舅舅听了这话非常高兴，表扬我说：“外甥比儿子孝顺！”
我将表姐刘玉芬直接带到了我家屋后的竹林里，然后我悄悄地回家了。
于耕田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反正招呼没打一声，人就不见了，刘玉芬也没来我家拿香烟。晚上我给舅舅送烟过去，舅舅接过烟，很诧异：“不是说香烟找不见了吗？”我说：“是的，家里翻盖房子，很乱，后来在水缸后面找到了。”
舅舅接过烟乐颠颠地进屋向舅妈炫耀去了，我在舅舅家猪圈门口找到了正在摸黑喂猪的刘玉芬，我问她怎么不辞而别了，她声音幽怨地说：“都准备跟人家城里姑娘结婚了，还跑来约我看电影，存心欺负人。”
我能听到黑暗中刘玉芬急促的喘息声，她觉得于耕田是找了城里姑娘后故意来戏弄自己，我说：“只有我知道，于耕田这么多年之所以拼命挣钱，就是为了你不小看他，为了你能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刘玉芬说：“我不相信。这么多年，他从来都没找过我。他有钱尽管找城里姑娘好了，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不知道于耕田约刘玉芬看电影为什么要扯上城里姑娘林小玲，简直愚蠢透顶。回县城后，于耕田对我说，他本来是想告诉刘玉芬，他跟城里姑娘林小玲马上就能结婚，可如果刘玉芬愿意的话，他就放弃城里姑娘跟她相好。他提林小玲是想说明在他心目中，刘玉芬比城里姑娘还好，可刘玉芬不相信。我说我也不相信，于耕田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我自讨没趣，我想最后赌一把，可我还是赌输了！”
只有于耕田知道他跟林小玲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很荒诞，根本就不靠谱。林小玲喜欢刺激，而不是喜欢于耕田，家里反对她跟国民党特务结婚，她就找一个乡下的鱼贩子来激怒家人。当家人反对她跟于耕田结婚时，她先是答应跟他私奔。就在于耕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那段日子，西门郭小五子打群架用刀捅死了卖臭豆腐的尤老三，林小玲一兴奋，就在于耕田回乡下找刘玉芬摊牌的那天夜里，跟杀人犯郭小五子私奔了。
于耕田像一个来路不明的气球悬在半空中，没有根底，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自林小玲失踪后，于耕田就懒得去贩鱼了，整天在县城小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有一天，他喝醉酒骑摩托车将一个扫马路的环卫工人的一只胳膊撞断了，并且自己摔断了两条腿。
于耕田赔了环卫工人三千块钱，自己两次手术加上住院又花去一万多。出院后，于耕田元气大伤。我要请他喝酒压惊，他躺在出租屋那间没有温度的床上对我说：“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喝的是什么？”我说：“六十度的火烧刀子！”他说：“老鼠药。”
5
表姐刘玉芬的亲事是在于耕田第二次腿骨复位手术的那天定下的。躺在手术台上的于耕田，腿上少了一截骨头，心里死了两个女人。
老王庄的王阿婆很有成就感，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舅舅说：“县煤建公司正式工，叫周克武，拿工资，吃皇粮，还能买到平价煤。玉芬长这么标致，就该嫁到城里去享福。”
舅舅有些担忧地说：“可玉芬毕竟是乡下姑娘，人家哪能看得上呢？”
王阿婆吐出嘴里的瓜子壳：“人家说只要长得漂亮，不在意农村户口。玉芬的照片周克武已经看过了，人家相当满意，他说你们要是愿意的话，下个月就结婚。玉芬都二十三了，早该嫁了。”
我舅舅说，要是让玉芬高攀嫁个城里人，将来被瞧不起活受罪的话，女儿宁愿不嫁。王阿婆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如簧巧舌：“吃香的，喝辣的，不遭风雨日晒，受什么罪？再说了，周克武都三十一了，能娶上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当仙女供着还来不及呢。”
相亲的日子正逢五一放假，舅舅要我陪城里来的准女婿吃饭，说心里话，我不情愿，可拗不过舅舅，就过来了。一见到周克武，我头皮立即就麻了，这个卖煤球的皮肤虽然比煤球稍白一些，但腰身比煤球还要圆，错杂的黄牙咬住一根香烟，烟雾笼罩着一张僵硬而平庸的脸，混沌的眼睛里隐约闪烁着逼人的寒光，嘴上的一圈小胡子毫无来由地乱颤着，整个人看上去就应该是个打光棍的人。与于耕田的健康、结实、匀称、五官端正、机灵精明相比，周克武是不配坐在舅舅家上席喝酒的，他坐的位置应该是于耕田的。我真的不是故意腌臜周克武，他确实就是那样的造化。其实我舅舅一见到周克武，他的感觉比我更加糟糕。他在王阿婆云天雾地的渲染中，始终保持着沉默，我能感觉到舅舅见了周克武后内心的失望、矛盾、彷徨、犹豫以及掺杂其中的屈辱和痛苦，这个曾经吃过皇粮的农民，已经被土地和粮食压垮了腰杆和自信。
喝酒的时候，周克武的赌咒发誓让舅舅绷紧的心稍有缓解，他站起来端起一大盅白酒敬舅舅和舅妈：“你们放心好了，刘玉芬嫁到我家，我不把她当老婆，我把她当妹妹。”我当时就觉得这简直就是废话，你是来娶老婆的，又不是来娶妹妹的，可我舅舅、舅妈却被这空头支票感动了，舅妈声音猥琐地说着：“我家玉芬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你多担待一些！”周克武拍着胸脯说：“没事的，刘玉芬嫁到我家，吃喝玩乐随她。我妈说了，要是我敢对老婆动一个手指头，就把我剁碎了扔到高邮湖里喂鱼。”周克武很不负责任地承诺着，那一刻，这个在厨房里偷看过刘玉芬美貌的城里光棍连抢人的心都有。
舅舅在王阿婆步步紧逼的煽动下，心里很不踏实地收下了周克武的定亲彩礼，一套的确良衣裤、一块“宝石花”手表、两条“柳风”香烟、两瓶“槐阳大曲”，都是不需要开后门就能买到的，不过一百四十多块钱，算不上奢侈，舅舅不踏实的是周克武将来会不会兑现他的承诺。
作为从旧社会成长起来的舅舅，他不可避免地继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传统，父母认准了儿女的亲事，与其向儿女征求意见，不如说是向儿女宣布决定。刘玉芬在听了父亲的决定后，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那天周克武临走前，舅舅叫她跟周克武见一下，刘玉芬乖乖地从厨房走到堂屋跟周克武见面，她只用眼睛扫了不到半秒钟，心里就凉了一大截。而周克武却用贪婪的目光自上而下地反复过滤着刘玉芬的身体，并停留在身体的关键部位久久不愿离开。
周克武跟王阿婆走后，表姐刘玉芬把自己关进房里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舅妈发现刘玉芬眼睛红红的，以为女儿舍不得离开家，就安慰她说：“不要难过，女儿迟早是要嫁人的，你又不会去当尼姑，对吧？”刘玉芬没说话，她想跟舅舅谈谈，可站在舅舅的面前，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知道舅舅是不想让她日后受苦受累才答应了这门亲事，舅舅看着欲言又止的女儿，一下子全明白了：“你要是实在窝心的话，就把彩礼退了！”刘玉芬不知说什么好，她低着头，拎着一篮子青菜默默地走开了。
假期结束前的一天晚上，刘玉芬跑到我家找我，我问她怎么了，她扭捏了好半天，才说：“于耕田跟城里姑娘结婚了？”我说：“林小玲甩了于耕田，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刘玉芬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乡下人高攀城里人，真丢脸！”
我说你一直不答应跟于耕田看电影，他才一气之下跟林小玲谈起了不切实际的恋爱。刘玉芬沉默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来意：“于耕田要是答应我跟他一起卖鱼，我就答应跟他去看电影。”
回到城里已是晚上，我到荷叶巷于耕田的出租屋找到了他，酩酊大醉的于耕田抱着酒瓶倒在床上，昏黄灯光下的于耕田像一条死鱼。我把他从被窝里拖起来，把刘玉芬的意思说了好几遍，于耕田把酒瓶里最后一点酒全倒进喉咙里，僵硬着舌头说：“我是、是上岸就死的鱼，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吃下去死不了人，不吃、不吃谁也不稀罕这份营养。你告诉刘玉芬，我是条死鱼，卖不掉！”
我想等于耕田清醒的时候再跟他好好说说，可连续好几个星期，要么找不到他，即使找到他也是醉醺醺的。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回乡下看望父母，母亲说，这段日子，刘玉芬每个星期天都要过来找我，问她什么事，也不说，我叫母亲不要问，话还没说完，刘玉芬就进来了。母亲走开后，刘玉芬也许从我冷静的脸上已经找到了答案，所以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快五个星期了，你都没回来！”我把早考虑好的话告诉刘玉芬：“于耕田到此为止。”
又一个月后，刘玉芬跟县煤建公司的工人周克武结婚了。婚宴上，当我看到天生丽质的表姐刘玉芬被粗俗丑陋的周克武搂在怀里四处敬酒时，我的心里像有无数的蛆在爬行。
刘玉芬结婚后的第三天，也许是第四天，于耕田找到我的办公室，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米黄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看上去神清气爽，他给我点了一支烟：“还是你说得对，再喝下去，我就废了。酒戒了，西市口菜场的鱼档租好了，我准备跟刘玉芬一起卖鱼！”
我告诉于耕田，刘玉芬已经结婚了，三天前刚嫁到城里，家就安在县白塔河码头边县煤建公司的院子里。
于耕田一下子傻了眼，他回不过神来，呆呆地看着我，嘴里反复叨唠着：“不可能，不可能！”
我说中午请他喝酒，他摇了摇头，然后转身一个人默默地走了。
那段日子，我忙着绘制县法院办公楼的施工图纸，一个星期忙完后，我去荷叶巷找于耕田，房东说他已经退房走了。我到菜市场去找，市场管理处说于耕田租了一个鱼档，五十块钱定金都付过了，可等他来办手续，人却不见了。
我有些担心起来，连夜回乡下找到于耕田家，于耕田瘸子父亲说儿子前些天晚上回过一趟家，丢下两百块钱，说他要去很远的地方做大买卖，一时回不来，每年他会寄钱回家，让父母不要担心。
我对于耕田很有意见，离开县城至少要跟我说一声，他跟刘玉芬没走到一起又不是我造成的，我为他们穿针引线做过那么多辛苦而徒劳的努力。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我收到了于耕田从深圳寄来的一封信，他先是对不辞而别表示道歉，又解释说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无心跟任何人打招呼，来到特区半年后，他才发现，他不属于县城，那地方太小了。
我想给他回封信，发现来信没留地址。
6
表姐夫周克武平时还是挺好的，酒喝多了才会打老婆。而他一个月里酒没喝多的日子只有四五天，跟一个月的礼拜天天数大致相等，所以表姐刘玉芬不挨打的日子相当于礼拜天放假。我第一次在街上遇到买菜回家的刘玉芬，问她脖子上怎么青紫了一大块，她支吾着说：“晚上摸黑收衣服时被院子里的铁栏杆撞的。”那时候她结婚还不到半个月，我看不出她脸上有半点新婚的甜蜜，倒是一种难以掩饰的幽怨和落寞非常明确地暴露在早晨的阳光下，我对她说：“于耕田不在县城了。”她没接我的话，却说：“你要是有脏衣服，送过来我帮你洗！”
大约是年底的时候，我们建设局肖局长在马坝乡大桥工地现场扭伤了脚，我去县医院看望局长，发现表姐刘玉芬也在住院，她的腿被丈夫周克武打成了骨裂。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腿上缠着绑带，一见了我，就像见到了家里的亲人，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我看到她身体能动弹的部分在抽搐、痉挛。
我坐到病床边，掖好被抖乱的被子，看着孤立无助的表姐，血直往脑门上冲：“你不说，我也知道怎么回事。只要你点个头，我现在就去把那个王八蛋给宰了！”
刘玉芬一把拽住我的袖子：“求你了，别去！你打不过他。”
刘玉芬终于承认自己从新婚蜜月起一直是在周克武的家庭暴力中度过的。周克武每天中午、晚上要喝两顿酒，三杯酒下肚，不打老婆就全身难受，就不能往下喝，打老婆是他下酒的另一道菜。
周克武打老婆不需要理由，抬手就是一巴掌，常用语是：“你他妈的乡巴佬，晚上在床上好好把老子伺候舒服了，听到没有？”刘玉芬一开始不接话，周克武抓起桌上的盘子就往刘玉芬的头上倒扣下去：“你他妈的听到没有，老子是看得起你，才叫你这个乡下丫头来伺候老子的。”刘玉芬抱着被砸出血的头蹲了下去，点点头。周克武又飞起一脚踹过去：“你他妈哑巴了，说话，听到没有？”刘玉芬被踹倒在地，她声音低低地说：“听到了。”周克武走过来揪着刘玉芬的头发，像拎一捆稻草一样地将她拎站起来：“声音大点，听到没有？”刘玉芬提高声音说：“听到了！”然后她接着去锅台上给他炒菜。
刘玉芬这次腿被打成骨裂，是有原因的。三天前的中午，刘玉芬炒花生米火候没把握好，炒出了些许焦煳味，周克武抓了一把塞进嘴里，没嚼几口，就将满嘴的花生米碎末吐到刘玉芬的脸上：“你这个乡下活猪，眼睛瞎了，连个花生米都炒不好。”刘玉芬抹着脸上的花生残渣，壮着胆子头一次回了句嘴：“你们煤球质量不好，土没掺匀，一会儿火大，一会儿火小。”其实刘玉芬刚说完就后悔了，她望着手里抓着酒瓶的周克武，腿筛糠似的颤抖着。周克武抬起被酒精膨胀起来的脑袋，目光在斑驳的墙壁上扫射了几个来回，最终停留在砖地上，挂在墙上的擀面杖掉到了地上。周克武冷静地对刘玉芬说：“把擀面杖捡起来！”刘玉芬小心地捡起擀面杖像捡起一颗地雷，她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克武，周克武依然冷静地伸出手说：“捡起来就送过来呀！”刘玉芬瑟瑟发抖地将擀面杖送到周克武的手上，周克武接过擀面杖，抡起来猛地劈向刘玉芬的腿：“我叫你顶嘴！”刘玉芬一声惨叫，跌坐在蚂蚁乱爬的砖地上。擀面杖断了，刘玉芬的腿骨裂了。
我突然觉得周克武打的不是刘玉芬，而是我，是我们所有的乡下人。听了刘玉芬的哭诉，我真想一刀宰了他，可我不会跟这种人动刀子，但我必须要严正警告周克武，如果再对表姐动粗，就对他不客气了。怎么个不客气？直到我站在周克武煤建公司宿舍门口时，也没想清楚。周克武见我来了，满脸堆笑，连忙递烟：“兄弟你来得真不凑巧，刘玉芬住院了，我马上要过去给她买饭，今天不能陪你喝酒了，改天过来，我俩一人一瓶对吹，怎么样？”
我心冷冷的目光逼视着周克武：“我表姐是怎么住院的？”
周克武讨好地给我点上火：“酒喝多了，失手打的。我不骗你，平时很少失手。”
我将点着的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用脚旋转着踩得粉碎：“周克武，你信不信？我只要使个眼色，三个表弟就会失手把你捆起来扔到高邮湖里喂鱼。”
周克武抹着脸上的虚汗，点头哈腰地说：“我信，我信。下次再也不敢乱来了。”
表姐刘玉芬出院后想回一趟娘家，周克武给了她八毛钱做路费，刘玉芬尝试着说：“我爸爸风湿病犯了，我想买些糕点带回去！”周克武不耐烦地摆摆手：“来回车费三毛，剩下的五毛钱买些烧饼、油条，每人都有份。我养着你这个吃闲饭的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我不能养你全家。”刘玉芬不敢多说，她躲进房里抹了一把眼泪，跑到我单位来找我借钱，我问借多少，她说借一块钱。
刘玉芬回娘家花五毛钱买了十只烧饼、油条，还有一块钱的桃酥，桃酥八分钱一块，共十二块，油纸一包，体面而阔绰，舅舅手里攥着桃酥就像攥住了女儿城里的幸福生活，刚吃了一口桃酥，腿脚顿时轻松，举步行云流水。舅妈和表弟们吃着城里的烧饼油条，都说太香了，表弟们说姐姐下次回来一定要多带一些。刘玉芬轻松爽快地答应着：“好的，下次给你们一人带十块。”
吃晚饭的时候，舅舅看到刘玉芬不经意间停下手中的筷子发愣，他心里有些发毛：“玉芬，你怎么了？”刘玉芬突然一惊，回过神来：“爸，我没怎么呀！”在那个晚上，也只有舅舅似乎感觉到了某些看不见的疼痛在欢声笑语的背后发作。表姐刘玉芬一句没提及她婚后的城里生活和周克武对她的宠爱有加，没提意味着不能提、不敢提或不值一提。
第二年春天，舅舅到县城找到我，叫我给他帮帮忙，我说我一个普通的小技术员能帮上什么忙，他说县里要卖一批城镇户口给乡下人，交八千块钱就可以“农转非”：“给你表姐买一个城里户口，她就是正宗的城里人了。”虽说周克武在舅舅面前拍胸脯说要把刘玉芬当着大小姐供着，但舅舅心里还是没底，他觉得刘玉芬没有城里户口，就相当于欠了周家一笔巨债，玉芬的城镇户口一解决，债就两清了，玉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周家的媳妇了。
我每月工资四十二，每个月咬着牙存十五块，工作了三四年，存款才四百九十块钱，要到下个月才能凑齐五百。舅舅说：“那就借四百吧！等你一结婚，立即还你！你怎么还没谈到对象？”我把四百块钱交到舅舅手里：“我不想找城里姑娘。”
舅舅拿了钱就匆匆走了，临走前他对我说，这次来县城没去刘玉芬家，不要跟刘玉芬说这事，我说，好。我问舅舅八千块钱有没有凑够，他说没有，眼下种责任田只能保证饿不死人，苛捐杂税太多，舅舅一家五个劳力，种了五年，积蓄还不到一千五百块钱，人均年收入不到六十块钱，相当于每月五块钱，每天一毛六分七厘。舅舅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丝毫曾在城里生活过的痕迹，他黝黑的脸膛和粗糙的双手注解着什么叫农民。舅舅说：“万般皆下品，农人品下品。玉芬买户口的钱所有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还是不够，至少还要借两三千块的高利贷，二分息。”
夏天的时候，舅舅背着八千块钱来县公安局买户口，公安局对舅舅说，这一期五十个名额已经卖完了，下一批要等到秋天了。
秋天最后的日子里，表姐刘玉芬的城里户口终于买到了，舅舅把城里的户口本和城镇粮油供应本送到刘玉芬手里时，父女俩百感交集，刘玉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舅舅给女儿打气说：“从今往后，你就是铁板钉钉的城里人了。”
中午，周克武下班回家见到老丈人来了，特地又到街上买了两只卤猪蹄子，桌上坐定，撬开酒瓶，倒上酒。周克武塞了一只猪蹄给舅舅，自己抓着一只，你来我往地就喝上了。舅舅见卤猪蹄没有刘玉芬的，心里就有些不快，他喝酒只吃花生米，没啃猪蹄。周克武热情地说：“啃呀，这猪蹄很贵很好吃的！”舅舅说：“留给玉芬吃。”喝了酒的周克武说：“她又不干活，吃猪蹄干吗！”
借着酒劲的舅舅火了：“她怎么没干活了？烧饭做家务不是干活吗？玉芬城里户口本、粮油供应本都有了，她也是城里人。人跟人一律平等！”
周克武笑嘻嘻地侧过身子，搂住舅舅的脖子说：“有城里户口，没有城里的正式工作。你那破本子没用的，还不如把钱拿来换酒喝。”
屋外秋天的阳光很明亮，县煤建公司的院子里落满了太多的煤灰，地面上一片黑暗，阳光照上去，更黑了。
7
我舅舅借的六千多块钱整整用了二十多年才还清。
乡下的三提五统以及后来的农业税比田里的庄稼长得还要快，比夏天的雷电劈得还要狠，一些农民交不起苛捐杂税被拖走了家里的牲口、粮食，还有一些农民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举家逃亡。我舅舅一家都是劳力，每年交完各种赋税，还让三个儿子陆续娶上了媳妇，算是相当不错的家庭了，不断地娶媳妇和不断地翻盖房子要花很多钱，所以就拿不出更多的钱还债。从于耕田瘸子父亲那里借的两千块钱高利贷每年要付四百块利息，还的时间最长。因为只有于耕田父亲不催着还钱，老两口靠高利贷利息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放高利贷的钱都是于耕田寄回来的。
舅舅对我说，买户口欠下的债每年至少要还六百块，不然到他下辈子也还不完，可三个儿子对还债的态度很消极，他们本来就对舅舅偏心女儿不满，还要让他们挥汗如雨地从土里抠出铜钱来为姐姐在城里享清福埋单，所以他们一结婚就让媳妇跳出来闹分家，分家后财务一独立，舅舅借的债就不买账了，舅舅也不好多说，因为三个儿子结婚，刘玉芬没拿过一分钱，等到老三结婚分家后，舅舅还有四千多块钱的债务没还，包括两千块钱的高利贷。这时候，我舅舅已经年近六十岁了，在城里，已是人们退休的年纪，舅舅到离家五里外的一个窑厂掼砖坯，掼一块砖三厘钱，一天掼五百块砖坯，能挣一块五，一个月四十五块，要是在窑厂烧饭，只能挣二十二块钱。露天掼砖坯是高强度体力活，三个月后，舅舅终于累倒了，花去三十多块钱，吃了四十多剂中药，人才活过来。舅舅不能出去干活了，他只好和舅妈种着自己的两亩责任田，又养了两百多只鸭子，每年卖鸭子能还上五百多块钱的债。我舅舅在午秋两季后的田头，在十里八乡的池塘边、河滩上放鸭，那些成群结队的鸭子就是他的队伍，就是他的希望，鸭子们为舅舅还债而义无反顾地走向菜市场，走向城里人的餐桌和锋利的牙齿，每每想起这些杀身成仁的鸭子，舅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禁不住暗自落泪。
舅舅牙疼进过一次城，疼得米水不进。进城后的舅舅没先去医院看牙，而是先去了煤建公司宿舍看女儿。刘玉芬正忙着中午周克武下酒的菜，见了父亲就热情挽留父亲中午在这吃饭。舅舅见刘玉芬脸上肿了一大块，眼睛是铁青色的，就捂着疼痛的牙齿指着刘玉芬的脸：“是他打的？”刘玉芬连忙辩解说：“不是，下雨天买菜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摔的。”舅舅捂着牙责怪说：“你就不能小心些。”他本来是想让女儿陪他一起去看牙的，见女儿脸摔伤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舅舅找我陪他去医院，我说行。走在大街上，我舅舅这个当年县城里的主人，如今像是一个非法入侵者一样充满了惊慌和不安，他怕牙科医生对乡下人态度不好，才要找一个城里人陪着的。我给舅舅交了三毛钱挂号费，舅舅当即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还我，我说：“等看完了再说，还要买药呢。”
县医院那位戴眼镜的牙科医生很好奇地看着我舅舅：“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是不是当年在镇反办工作过？住在城西铜锣巷？”舅舅捂着嘴巴，拼命地摇着头，牙科医生说：“太像了，我父亲是镇反时被枪毙的，贴布告到县政府大门口的那个人跟你太像了，当时我在场，记得非常清楚！”舅舅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表明他与城里的生活和县城的历史毫不相干。我对牙科医生说：“我舅舅是乡下一个农民，县政府大门朝哪儿开他都不知道。大夫，我舅舅的牙怎么办？”
大夫说：“龋齿已经蛀空了，不好补了，只有换一颗假牙。”我问：“换一颗牙要多少钱？”大夫说：“烤瓷的，十八块！”我说：“那就换一颗吧！”一直不说话的舅舅终于忍着疼痛开口了：“太贵了，我不换！”大夫说：“那只好拔掉了！”我说：“不行，换一颗！钱我来付。”舅舅生气地把我推到一边，对大夫说了两个字：“拔掉！”
舅舅拔牙后，开了些止疼药就回去了。已是中午时分，我要他跟我一起去单位食堂吃饭。舅舅说：“牙疼不想吃饭。”临走前，他对我说，“那么多债都没还。嘴里几十颗牙呢，留那么多没用。”
此后的几年里，我舅舅为了省钱还债，拔掉了嘴里的六颗牙齿。
表姐刘玉芬并不知道舅舅拔掉了六颗牙齿，她是从舅舅说话关不住风的破绽里发现父亲嘴里的牙齿漏洞百出。她说：“爸，你怎么少了这么多牙齿？”舅舅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老了，牙口不好，都这样。”刘玉芬从饼干桶里摸出几块饼干塞给舅舅：“饼干能嚼动的，拿着吃吧！”舅舅这次进城是来榨油的，自从上回被周克武呛了个鼻青脸肿后，他就不想跟这个女婿一起吃饭了，所以他每次进城总是看一下女儿，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
刘玉芬结婚的第三年生下儿子周洋，生儿子后的那半年里，刘玉芬不仅没挨打，还真的被周克武当着大小姐供了起来，周克武不喝酒，不让刘玉芬洗菜淘米，还跳到河里摸鲜鱼回来汆鱼汤给刘玉芬催奶，他把鱼汤端到床头送给刘玉芬喝，自己抱起儿子亲个没完，他望着刘玉芬脸上恢复了红晕，眼睛直勾勾的：“妈的，我们煤建公司谁有我这福气，老婆长得比豆腐还嫩，真的，你比刘晓庆不差。还给我弄出了这么个儿子。”周克武像小孩子一样，抱着儿子在低矮的平房里上蹿下跳，完全变了一个人。刘玉芬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包围着，她没想到好日子来得这么快，所以，还在月子里，她就尽心尽意地满足着周克武贪婪的**，极尽温柔和体贴。
好日子像做梦一样短暂。靠周克武每月三十八块钱工资是养不活老婆孩子的，所以儿子周洋出生后他一激动，先是戒了酒，省下了酒钱；接着自己跳河里摸鱼，用鱼汤替代鸡汤催奶，省下了营养费。半年后，刘玉芬的奶水不够，小孩要吃奶粉，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煤建公司巡逻的执勤队在加工车间当场活捉了一个偷煤球的贼，执勤队将小偷按倒在地，队长用皮鞋踩住小偷的脑袋，其他几个人又踹了几脚，等到小偷不动了，他们才把手电筒的灯光对准小偷沾满煤灰和血污的脸，仔细一辨认，所有人都傻了：“这不是周克武吗？”
周克武偷煤球不是生了儿子后日子紧巴才动的歪点子，他在没娶刘玉芬之前就开始偷煤球了。周克武在单位号称抽烟喝酒无敌手，三十几块钱工资没到月底就光了，没钱的时候他就在夜深人静时潜入煤球加工车间，偷上两口袋，再偷偷地卖给街上烤烧饼、做卤菜的小摊贩，花完了，再去偷，很方便，也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进入车间偷煤球就像进入自家厨房里拿水瓢一样，从容不迫。儿子出生后，周克武虽暂停了喝酒，但买奶粉的钱太多，经济危机加剧，他出手的频率过快，引起了公司的注意，最终东窗事发。
其实，周克武三十出头了都没娶上媳妇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他粗俗的长相，他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父亲周天虎，解放前是白塔河码头的地痞流氓，做过妓院打手、码头鱼霸，靠敲竹杠、强买强卖为生，解放前夕被另一黑帮砍断一条腿后，就改以偷鸡摸狗为业。周天虎的老婆是他跟码头上的一个鱼贩子赌钱时赢来的。鱼贩子说：“再输我把女人抵押给你。”后半夜的时候，周天虎就赢回了一个女人。解放后，一无所有且少一条腿的周天虎被政府定为城市平民，属无产阶级，安置在县煤建公司成了国家正式职工，赢来的女人为他生了个儿子，周天虎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完成其父未竟的刀光剑影之事业，取名周克武。新社会哪容得了打手和恶霸？所以周克武虽粗壮威猛，但在作恶的道路上无所作为。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社会上鬼混，角色也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城里人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人呢？那就是乡下人的儿子永远是乡巴佬，只能在乡下种田；而城里人的儿子不仅可以继承城里人的身份，还可以顶替老子获得一个正式的铁饭碗。这是血统分类后的强制性身份认证。周克武在他老子五十二岁那年，结束了东游西逛的浪荡生涯，顶替父亲周天虎的岗位，成了县煤建公司的国家正式职工，周克武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铁饭碗搂到了怀里，这只铁饭碗可以把乡下所有美女都装进去，像装进去了一道特色菜，供他任意品尝玩味。然而周家的风水早就坏了，提前退休的周天虎被儿子顶掉了性命，他在周克武上班两年后的一个秋天的夜里死于一次强奸未遂的案子中，周天虎蹿入河西巷准备强奸何老六家傻女儿时被何家人逮了个现行，何家人用麻绳将周天虎捆扎结实后扔到了白塔河里。周克武母亲在周天虎死后，脑子出了问题，过了一段日子，就疯了。煤建公司的院子里好几年都没见着周克武母亲的人影，有人说她回东北老家了，也有人说她死了。反正不见了，周克武对母亲消失的态度是，活着我认，死了我也没办法。周克武和刘玉芬现在住的三间平房就是当年父母留下的。
周克武被执勤队抓了后，交代了自己偷煤球已有八个年头，偷了多少，他也记不清了。煤建公司上下很头疼，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把周克武交给公安机关，也有少数人的意见是周克武一坐牢，家里怎么办？小孩刚出生，老婆是乡下的，又没工作，是不是给他个“开除留用，以观后效”？煤建公司党委书记杨石拍响了桌子：“不将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送进牢里，公司永远树不了正气！”
就在公司党委决定第二天将周克武移交公安机关的前一天晚上，周克武叫刘玉芬跟他一起去杨石书记家求情，刘玉芬不想去，她说：“脸都丢尽了，还怎么求情？”刘玉芬自从知道周克武偷煤后，又羞又气，一连几天都不敢出门，她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周克武偷煤的同伙，偷煤这么久，她能不知道？就是跳进高邮湖也洗不清自己。
周克武很不耐烦地说：“抱上周洋，现在就去，我们一家三口给杨书记跪下，求他不要送我去坐牢！”刘玉芬身子没动，她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儿子：“要是杨书记不答应呢？”周克武吐掉了嘴里的烟头，从怀里抽出一把雪亮的杀猪刀：“要是不答应，我就把他一家全杀了。我爸当年在码头上混的时候，杀人跟杀鱼一样轻松，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刘玉芬被周克武的歇斯底里吓傻了，所以说出来的话就没经过大脑过滤：“我不去，我又没偷煤，我不想给杨书记下跪，要跪你一个人去跪。”
歇了半年没打老婆的周克武驾轻就熟地将刘玉芬拎起来，甩手两巴掌狠狠地抽在刘玉芬的脸上：“我他妈的不娶你这个乡巴佬，我用得着吃那么大的苦头去偷煤球吗？你吃我的、喝我的，还敢跟我犟嘴。”周克武将刀顶在刘玉芬的脖子上，“我他妈先把你宰了，然后再把儿子宰了，你看我敢不敢？”
刘玉芬真怕儿子被他一刀捅了，她连忙哭着答应：“我去，我都答应你还不行吗？”
杨书记家就住在煤建公司宿舍大院的东南角，周克武拖家带口敲开杨书记家门的时候，杨书记愣住了，他问周克武：“你这是干什么？”
周克武和怀里抱着孩子的刘玉芬一家三口扑通跪在杨书记面前，刘玉芬按着周克武导演的台词，哭诉着：“杨书记，都是我的错，我要不是一个乡下吃闲饭的女人，我要不是没有工作，周克武就不会犯错误。杨书记，是我叫周克武去偷的，你就把我抓去坐牢吧！周克武坐牢没工资了，小孩就要饿死的。杨书记，求求你了！”刘玉芬声泪俱下，号啕大哭。
怀里的儿子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母女俩的哭声高低错落，相互呼应。
杨书记拉起跪着的一家三口，很怀疑地问刘玉芬：“是你叫周克武去偷的？”
刘玉芬抹着眼泪拼命地点着头。
周克武大声说：“杨书记问你话呢，你说呀！”
刘玉芬对杨书记说：“是我逼着周克武去偷的，我愿意去坐牢。”
杨书记退休在家的妻子数落着刘玉芬说：“你们乡下来的女人，要懂城里的规矩，不能见了东西就想拿，更不能逼自己的男人去拿。不是拿，是偷。”
刘玉芬含着泪拼命点着头。
杨书记妻子说周克武的女人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你就放她一马算了，要是让她坐牢，小孩怎么办？这小孩怪可怜的。杨书记终于答应明天不移交公安机关了，但内部怎么处理，公司党委还要开会研究。周克武、刘玉芬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杨石对妻子说了一句：“他今天说是老婆逼他去偷的，明天会说是六个月大的儿子用刀逼他去偷的。一个单位遇到周克武这样的职工，全单位的人上辈子都作了孽。”
走出杨书记家的门，刘玉芬像发了疯似的拽住周克武的袖口，声嘶力竭地号哭着：“周克武，你拿刀杀了我吧，我求求你了，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
8
周克武没有被移交公安机关，刘玉芬当然也没去坐牢。公司给周克武处分的初步意见是“留职察看一年，退还偷盗的煤球款一千八百六十块钱”，周克武听说后，提着杀猪刀冲进公司党委办公室，正在开会的杨书记等党委班子成员看到周克武要行凶，迅速起身抱起屁股下坐着的木椅当盾牌，他们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只有一把手杨书记比别人要镇静得多，他大声呵斥着：“周克武，你想干什么！”周克武扬起杀猪刀：“我没钱赔，一分都没有！”杨书记声色俱厉：“周克武，我正告你，你要是敢行凶，就不是赔钱了，而是赔命！”闻讯赶来的职工都在劝周克武不能用刀捅领导，周克武将杀猪刀对准自己的胸口：“我没钱，我捅我自己还不行吗！”就在周克武往自己身上捅的一刹那，站在周克武身后的几个同事猛扑上去，将他按倒在地，夺下了杀猪刀。
此后的周克武照常上班，不仅没有退赔赃款，就连留职察看的处分也没下发。
反正偷的是国家的煤球，又不是哪个私人家厨房里的煤，犯不着为了挽回一百吨煤球的损失而丢了一条人命、毁了一个家庭，这么一说，党委会的意见迅速达成一致，周克武偷盗的事以后再说。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周克武虽没去坐牢，但再也不敢偷煤球了，家里的日子眼见着就撑不下去了，儿子周洋由奶粉改吃米糊，孩子极度抗拒，不吃不喝，跟娘老子玩起了绝食，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嗷嗷直叫，刘玉芬急得在一旁落泪，正在喝酒的周克武借着酒劲一脚踹倒刘玉芬：“你他妈哭丧呀，老子喝酒都喝不安。”
偷煤球被抓让周克武丢尽了脸面，心烦意乱中恢复喝酒，而且喝得变本加厉，只要喝得醉醺醺地上班，别人怎么议论他，都像耳旁风，听不见，也听不进。喝多了酒的周克武晚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刘玉芬在床上为他服务，他在街上录像放映厅里看过好多黄色录像，看完后回家就逼着刘玉芬按黄色录像的镜头和姿势伺候自己，刘玉芬没看过黄色录像，加上心理上的抗拒，所以很难做得尽如周克武的意，每当此时，周克武就会骂刘玉芬：“你这头蠢猪，跟你讲了多少遍了？你还不会，重来！”刘玉芬恶心地从头再来，直到把周克武伺候得像一头死猪一样沉沉睡去。那时候，坐在黑暗中的刘玉芬望着窗外稠密的黑暗，她想到了死，可自己死后儿子怎么办呢？还有乡下的父母，他们在等待着女儿在城里幸福生活的喜报，而不是跳湖自杀的死讯。刘玉芬搂着儿子在周克武醉生梦死的鼾声中哭了整整一夜。天亮了，窗外黎明的曙光，对于刘玉芬来说，是另一种颜色的黑暗。
家里眼见着揭不开锅了，刘玉芬准备去菜市场卖鱼，挣些钱贴补家用。那么多小买卖可以做，刘玉芬为什么要去卖鱼？是卖鱼赚钱容易，还是出于对于耕田的怀念？只有刘玉芬自己心里最清楚。当周克武听说刘玉芬要去卖鱼时，抄起空酒瓶就砸了过来，他砸刘玉芬就像小孩子投飞镖一样随意而轻松。刘玉芬头一偏，躲过酒瓶，嘴里争辩着：“钱都被你喝酒喝光了，买米的钱都没有，不去卖鱼，日子怎么过？”周克武吐出嘴里的烟头：“我他妈堂堂国家正式职工，你这下三烂居然要去菜场卖鱼，我的脸往哪搁？”刘玉芬想说：“你还有脸吗？”心里虽这么想，但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说。
刘玉芬跑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在县城建局只是一个小技术员，无权无势，到哪儿去帮她找体面的工作？可我知道，这份工作对刘玉芬来说不只是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意味着她在自食其力后瓦解自己所遭遇的家庭暴力。我说：“你别急，让我想想办法！”她极其谦卑地向我表示了感激：“给你添麻烦了！”
自从上次我跟周克武正面交锋后，已经两年多没跟他们来往了，一是我对他们糟糕的婚姻无比绝望；其次是我自己的恋爱婚姻也陷入了死局，所以这两年我很少回乡下，也很少跟外界接触。我那在国民党“总统府”做过木匠活的父亲对我非常恼火，说我书读上去了，见识却降下来了。原因是我不愿跟城里姑娘恋爱结婚，而全县乡下女孩能考上大中专的，比上吊自杀的还要少，几乎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一次单位同事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个护校毕业的县医院护士，那个刚刚接触了城里脂粉和霓虹灯的乡下女孩对我说：“我好不容易从乡下考进城，还要我再找个乡下婆家，这太荒唐了。介绍人真不负责任，要是知道你是乡下的，我今天根本就不会来跟你见面。”还没等小护士说完，我抢在她前面拂袖而去。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刘玉芬虽神情有些憔悴，但脸上、脖子上、手上都没有伤，我以为刘玉芬生了儿子后，周克武对他改变了态度，就有些自以为是地说：“看来，两年前我警告周克武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刘玉芬平静地说：“他现在往我肚子上踹，往腿上踢。”刘玉芬平静得像是说别人的事，或是说传说中的事。我被她的平静深深地刺伤了，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周克武不得好死！”
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到新建的县缫丝厂上班，从事的是蚕茧抽丝工作。月工资二十八块钱，厂长说逢年过节还会发一些面条、糖果、月饼、毛巾、卫生纸之类的福利。新建的县缫丝厂是把本地的蚕茧加工成蚕丝后卖往江浙沪的丝织厂，我参加了工厂的厂房施工图纸的绘制，在工地上待了三个多月，从县计委派来的厂长张春雷随时要改变施工方案，我就随时配合他篡改专家的设计图纸，工厂建成后他对我相当满意，投产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缫丝厂都是女工，一百多号，拣漂亮的挑，想挑谁就挑谁。谁要是不从，我就把她给开了！”
我没挑女工做老婆，而是把表姐刘玉芬介绍到工厂去做女工。
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煤建公司是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刘玉芬虽买了城里户口，但其父母不是城镇居民，所以不能享受照顾，不能取得集体所有制身份，刘玉芬的正式身份是缫丝厂的临时工，那时候全社会各阶层的划分相当严格，其等级序列为国家高干、国家干部、以工代干、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临时工。在职工身份的等级中，像周克武这样的全民职工叫“铁饭碗”，大集体职工叫“瓷饭碗”，而刘玉芬这样的临时工叫“泥饭碗”，泥饭碗不享受公费医疗，不享受退休待遇，不享受入党、提拔、参观、培训等一切政治待遇，跟种田的农民一样，不享受社会主义的任何优越性。尽管这样，刘玉芬还是显示出了过分的激动，她当上了工人，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工资，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了。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后，刘玉芬非要请我星期天到她家吃饭，我说不用了，没想到周末晚上刘玉芬跟周克武夫妻俩一起找到我的宿舍，周克武给我点上烟，喘着粗气说：“怎么，看不起我们两口子？请你吃一顿饭就那么难。”
星期天我去了煤建公司宿舍，刘玉芬和周克武夫妻俩齐心协力地做了十几道菜，还上了一瓶“琅琊特曲”，两口子共同举杯给我敬酒，说了许多言过其实的感谢话，周克武把一杯白酒倒进喉咙里后，情绪夸张地说：“刘玉芬虽说是个临时工，可缫丝厂好歹也是堂堂的国有工厂，煤建公司的这帮龟孙子现在见了我就给我点烟，说我老婆又漂亮，又当上了工人，没人能跟我比。我的老婆怎么能去卖鱼呢？”
煤建公司的人都知道缫丝厂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招进去的全是看病能报销、退休有工资的工人，所以他们对周克武的头绪大、路子宽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嫉妒，周克武故意不说明刘玉芬是临时工，他装聋作哑，将错就错地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心里比喝了好酒还要舒服，从他记事起，他从来就没听人表扬过自己一句，连一个字都没有。所以，周克武那么热情地要请我吃饭，很大程度上是他被一种假象的荣耀陶醉了。
那天酒喝得特别尽兴，我甚至觉得周克武并没有那么可憎，一个城市的小瘪三，守着一个美丽贤淑的媳妇，既没有社会角色的优越感，也没有家庭角色的自信心，借酒壮胆，借酒发疯，他只有靠打老婆这种外强中干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个大男人，一个十足的可怜虫。我问他表姐刘玉芬上班后，孩子怎么办？他匆忙咽下还没嚼碎的鸡肉，指着桌子边坐在竹篓子里啃苹果的孩子说：“把周洋往篓子里一塞，带到公司跟我一起上班，一上午发一块饼干，小东西动都不动一下！”我说：“你带孩子上班，公司怎么会同意呢？”周克武将酒杯往桌上一掼，豪情万丈地吹了起来：“上次我把杀猪刀往外一抽，公司领导一个个吓得尿裤子。谁他妈敢管我，我就把他的血当自来水放了。”刘玉芬神色紧张地拿走酒瓶，岔开话题对我说：“别听他的，酒喝多了”。
在庆祝缫丝厂投产一周年的庆功酒宴上，我与张春雷厂长碰杯时，张厂长问我：“老婆找到没有？那么多女工，你一个没看上？”我说：“我表姐工作的事，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再到你厂里来选美，那无异于给你捣乱。”张厂长说：“我就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厂的缫丝女工，可我们是缫丝厂，不是电影厂。”他突然转了话头，“你那个表姐怎么样？到现在我连人都没见过，哪天你让她到我办公室去一下，要是合适的话，调到厂办来工作。”我说：“恐怕不合适，她是临时工。”
当天晚上，我就去煤建公司宿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刘玉芬，她很为难地说：“能有一份工作，拿一份工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调工作，也不想见厂长。”
周克武有些沉不住气了：“兄弟为你的事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你还不知好歹，蚕茧抽丝整天泡在水里，把手都泡烂了，你明天就去见厂长，听到了没有？”
刘玉芬面对周克武这样的责问，她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痉挛，所以她的回答几乎是本能性的：“听到了！”
9
刘玉芬走进张春雷办公室的时候，步子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低着头，声音比脚步更轻：“张厂长，我来了！”
张春雷第一眼看到二十七岁的刘玉芬时，手中拿着的香烟掉到了桌上的生产报表上，浑然不觉。他没想到，缫丝厂居然还有这么美丽惊艳的女工，刘玉芬不着脂粉，天生丽质，高挑匀称，温婉清秀，眼睛里弥漫着迷人的迷惘，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张春雷觉得刘玉芬不仅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工厂里，就连出现在这座县城也是不应该的。他对刘玉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你做蚕茧抽丝的活，太委屈你了！”香烟烧着了桌上的报表，闻到焦煳味的张厂长连忙按灭了香烟。
当天下午，刘玉芬就被调到厂部上班了。
县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临时工不到十人，主要是打扫厕所、清扫厂区、运送废料、夜班看仓库之类，刘玉芬在蚕茧抽丝车间做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她和另外几名临时工把泡在池子里的蚕茧用手工剥开，再送到机器抽丝的工作平台上。她在厂里的地位就相当于生产过程中残次品或下脚料，没人注意过，刘玉芬每天埋头干活，没时间也没足够的自信跟城里的女工交朋友和套近乎，她的全部目标就是一月的二十八块钱工资，这笔钱可以解决她家大半个月的伙食，直到刘玉芬调到厂部办公室，她的名字才在全厂传开并在厂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有来头的女工直接到厂办找张春雷厂长论理：“我们这么多正式工你不调，偏要调一个临时工到厂部？”张春雷厂长点上一支烟，漫不经心地对她们说：“回去好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你们有刘玉芬长得漂亮吗？”一位丈夫在县政府开小车的女工曾经搭过副县长的车，算是见过大人物的，她不怕厂长：“厂部是调人，还是选美？这里是社会主义工厂，不是资本主义的舞厅。”张春雷一拍桌子：“居然给我上起课来了，滚一边去！”
女工们愤愤不平地在私下议论，刘玉芬一个临时工凭什么坐办公室，敢作敢当的张春雷旗帜鲜明地说凭脸蛋。其实刘玉芬到厂部不是坐办公室，而是管理办公室，她每天的工作是一早给三个厂长的办公室做好清洁、打好开水、泡好茶、夹好报纸，然后再去整理会议室和接待室，厂部来客户或客人，刘玉芬负责倒茶、上水果和香烟，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员。不久后的一天，分管工业的赵副县长来缫丝厂视察，视察结束后他在厂接待室找张春雷谈话，提醒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讲原则地把厂里的漂亮女工调到自己身边要注意影响。张春雷说：“以前是老张头负责来客接待，咳嗽不打草稿，鼻涕用袖子擦，嘴里叼着烟倒茶，将烟灰和开水一起倒进杯子里，上海的一个客户当场起身就走，临走前对我说，一个工厂如果连倒茶这个细节都做不好的话，别指望能拿出什么好产品来。”
张春雷一按电铃，刘玉芬在第一时间进来了，她衣着和人一样清爽，脸上是那种温和而平静的微笑，她用白瓷杯泡好茶送到茶几上，又换上一个干净的烟缸，然后轻声细语地说：“赵县长，请用茶！”刘玉芬退出去后，张春雷望着赵县长不说话，赵县长轻轻地抿了一口清香扑鼻的绿茶，说了一句：“不错！”张春雷说：“赵县长，是茶不错，还是倒茶的人不错？”
刘玉芬对这份工作非常珍惜，虽说是服务性的工作，但比起在气味难闻的缫丝车间要轻松得多，也体面得多，见的人都是衣着整齐，说话有板有眼的。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临时工，没有资格在厂部工作，所以她必须把工作做得一丝不苟，比如她清洗烟缸和茶杯，不仅要将烟灰和茶垢洗净，还要用干毛巾将烟缸和茶杯擦得锃亮，报夹上的报纸日期顺序不能夹错，边沿得整齐划一，一个月报纸夹在一起，就像一本书。她不多说话，也不乱插嘴，做事细心尽心：“像个大家闺秀，哪像乡下进城的临时工？”几位厂长相互之间都有矛盾和分歧，唯有对刘玉芬的态度上完全一致。
张春雷把刘玉芬调到厂部除了与我有些情分，更多的是从工作方面考虑选调的，如果刘玉芬长得面目平庸、行为迟钝的话，绝不可能离开缫丝车间。也就是说，张春雷和刘玉芬之间没有任何工作之外的瓜葛，尽管他从日本考察回来时送过她一瓶资生堂润肤露，从杭州出差回来送给她一件女式真丝衬衫，这些都不是他刻意而为，润肤露是考察团用出国补助买的，真丝衬衫是杭州客户送的样品，没花一分钱，刘玉芬不敢要，经张春雷这么一解释，她才忐忑不安地收下。收一个男人的东西是很忌讳的，就像当年她收于耕田一双尼龙袜惹得父亲抄起了菜刀。
所以刘玉芬没对丈夫周克武说资生堂润肤露是张厂长送的，她说是食堂烧饭的王大妈送的，她没事的时候经常去帮王大妈择菜。周克武看着瓶子说这上面的字不像是中国字，刘玉芬心虚地说：“我也不知道王大妈从哪弄来的。”这两年，周克武很少打刘玉芬，厂部工作的轻松、优越以及心理上的相对安全感使刘玉芬脸色红润、眉眼清爽、气韵动人，等到那件绿底紫花的真丝衬衫穿上身后，刘玉芬简直就是一个国色天香的江南美女。这时，周克武坐不住了，他极其警惕地开始盘问：“这么贵的衣服要值半年工资，你肯定买不起，谁送的？是王大妈，还是李大妈？我倒要看你怎么编？”刘玉芬一时反应不过来，她沉默不语，这一哑口无言的表情激怒了周克武，他飞起一脚踹到刘玉芬的肚子上，刘玉芬捂着肚子蹲了下去。三岁的儿子周洋跑过来拉着妈妈的胳膊，哭喊着：“妈妈别哭，妈妈勇敢，爸爸坏！”周克武揪起刘玉芬的头发，又往她腿上踢了一脚：“说，谁送的？”痛苦万分的刘玉芬说：“是一个客户送的样品。”周克武说：“走，现在就带老子去见客户，他妈的，这什么意思？”刘玉芬有气无力地瘫坐在潮湿的砖地上：“客户不在厂里了，我明天就把衣服退回去！”
第二天，刘玉芬把衣服和用了半瓶的润肤露退给了张春雷厂长，她把这两件东西引发的家庭危机原原本本地倒了出来。张春雷说：“你为什么不说是我送的？”刘玉芬抹着眼泪：“我想说，又不敢说。张厂长，我错了！”张春雷收下了衣服，把半瓶润肤露扔进桌下的废纸篓里：“好了，你不要难过了，此事到此为止。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此后日子里，刘玉芬进了张春雷的办公室根本不敢说话，换完烟缸，加完茶水，放下文件，立即就走。春天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刘玉芬将报表放到张春雷桌上时，张春雷突然抓住刘玉芬即将挪开的手：“刘玉芬，你为什么要替我背黑锅？”
猝不及防的刘玉芬手和心一起乱抖，她本想说，丈夫周克武是个凶狠不讲理的人，她不能讲实话，也不敢讲实话，可情急之下，她一边挣脱张春雷的手，一边拼命地摇着头说：“我不知道！”
10
一连好几天，刘玉芬都觉得自己的手像是被电击过了一样麻木，她倒茶的时候总是担心开水瓶会掉到地上，接待客户时紧张得头上直冒汗。
天热了，分管后勤的钱边副厂长给张春雷的办公室配了一台落地电风扇，他在指挥刘玉芬将电风扇放到办公桌横头时，要移动一个文件柜，刘玉芬力气小，搬柜子角度一斜，柜门开了，里面滑出了绿底紫花的真丝衬衣。钱副厂长突然发问：“刘玉芬，这件衣服不是你的吗，怎么脱到张厂长的柜子里来了？”
刘玉芬脸色刷白，一时哑口无言。钱副厂长看着惊慌失措的刘玉芬，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换了衣服，不要随便乱放！”刘玉芬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这件衣服她上班只穿过一天，钱副厂长居然牢牢记住了。
惊吓过度的刘玉芬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日子病了，每天低烧、咳嗽、头昏，厂里每天都有接待，她没有请假。第三天早晨，刘玉芬在张春雷办公室泡茶时，张春雷对刘玉芬说：“你回家去休息，厂部接待暂时由会计小李顶一下。”刘玉芬说：“张厂长，我没事。”张春雷从抽屉里拿出一袋子药：“清热解毒的药，专治感冒，拿回家去吃！”刘玉芬不敢接：“我是临时工，没资格拿药。”张春雷说：“厂部医疗室的药，我说了算！”
刘玉芬在家病休三天，周克武每天早上起床说的话就是：“你他妈得个小感冒，就哼哼唧唧地躺在家睡大觉了，中午给老子多做几个下酒菜，听到没有？”
昏昏沉沉的刘玉芬提高声音说：“听到了。”
刘玉芬一边烧菜，一边流泪，她已经自食其力了，可挨打挨骂依然是周克武的另一道下酒菜。此时她想起厂长张春雷，心里竟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温暖，她长这么大，他得到过父亲的关心，就是没有得到过男人的温暖，关心和温暖在刘玉芬的感觉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她不敢多想，于是把注意力全都放到了为周克武炒花生米上了。
缫丝厂投产的前两年，产品销路一般，从第三年起，风水就转了，效益出奇地好，出口日本、韩国的生丝供不应求，国内江浙沪的丝织厂带着现款来提货都提不到。张春雷的自信和狂妄就是被这些前赴后继的客户煽动起来的，刘玉芬明显能感觉到几个副厂长对张春雷很有意见。有一次，钱副厂长莫名其妙地问刘玉芬：“你知道张厂长爱人是干什么的吗？”刘玉芬莫名其妙地摇着头。钱副厂长说：“县体委武术教练，拿过省里的散打亚军。”
缫丝厂的红火带动了全县的蚕桑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疯狂扩张。就在舅舅家栽了八亩桑树养了二十席春蚕的那一年，蚕茧卖不动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把国内三分之二的丝织厂胀垮了，海外订单也一路下滑。舅舅的蚕茧拉到县缫丝厂后，收购仓库大门紧闭，值班人员生硬地朝门前黑压压的茧农门嚷着：“说不收就不收，你们就是赖到香港回归，赖到二十一世纪也不会收！”
舅舅是个很自尊的人，他本不想去找女儿刘玉芬，可两百多斤蚕茧要是卖不掉的话，一个春天就白忙了，今年还债的任务也要泡汤。蚕茧一过夏天，全都出蛹，蚕蛹出茧，茧丝一断，蚕茧就报废了。想到这，舅舅头上直冒冷汗，他拉着胶轮板车，来到厂办楼下。
舅舅在二楼厂办走廊上找到了刘玉芬，舅舅说能不能央求厂里先收下蚕茧，哪怕年底给钱都行，刘玉芬很为难：“一个都不收，我怎么好开口呢？”
这时，张春雷厂长走过来了，他问刘玉芬身边的老农是谁。刘玉芬说是自己的父亲，从二十里外的老家拉来的蚕茧，厂里不收。张春雷说：“我还以为有多大事呢！”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抓起电话，“喂，是材料科李科长吗？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半个小时后，舅舅的蚕茧就被悄悄地送到了库房，而且按一级茧的价格现金收购。
舅舅拿了钱就要回家，刘玉芬叫舅舅歇一会儿再走，舅舅坐在厂接待室松软的沙发上，感觉屁股很舒服。舅舅喝着刘玉芬泡好的一杯雨前茶，看着女儿穿戴整洁、神清气爽、工作舒适，不禁感慨唏嘘：“玉芬呀，买户口买对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这辈子如果只干过一件正确的事，那就是给女儿买户口。
刘玉芬问家里欠的债还有多少没还，舅舅说已经还过两千多了，还有五千多，要是按现在的家庭收入，不要十年就能全部还清，可你几个兄弟陆续结婚、分家，剩下的债务全靠我一个人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年。刘玉芬每每想起家里为自己买城里户口欠下的债务，她的心里就像塞进了一堆稻草、碎砖、玻璃碴，闹心、难受、疼痛，面对苍老衰弱的父亲，刘玉芬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爸，都是我不好，拖累了一家人。”舅舅安慰刘玉芬说：“不买户口，你哪有这么好的工作？再说了，户口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吵闹声，刘玉芬出门一看，见一个身材壮硕的女人跟张春雷厂长纠缠在一起，女人手里攥着那件真丝衬衣：“你说，你为什么把野女人穿过的衣服带回家给我穿？”张春雷扯开女人的手，平静地解释着：“没有哪个女人穿过，是杭州丝织厂的样品，当然不会有多新。”女人是张春雷的爱人。
走廊上挤满了厂部的员工，他们文过饰非地劝厂长两口子冷静，厂长爱人在走廊里大吼着：“谁叫刘玉芬？给我站出来！”在一边发愣的刘玉芬站了出来，她小声地说：“我叫刘玉芬。”厂长那位当武术教练的爱人上下仔细地推敲着刘玉芬，然后托起她的下巴：“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怎么就揣了一肚子花花肠子？我真想把你的肚子撕烂，看看里面究竟塞进了多少男人！”说着轻轻一弹手掌，刘玉芬一个趔趄，跌坐在走廊水泥地上。舅舅从接待室出来看到女儿被另一个女人推倒在地，发了疯似的向武术教练冲过来：“你狗仗人势欺负人，我这条老命不要了！”众人将老人和武术教练拉开了。刘玉芬坐在水泥地上泣不成声。
原来，张春雷把真丝衬衫带回家给当武术教练的老婆穿上后，不仅很得体，而且人一下子变得文雅而高贵，武术教练老婆每天都穿在身上，直到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钱副厂长，他对武术教练说：“这不是我们厂部办公室刘玉芬穿过的那件衣服吗？”
后来，这事就闹到了厂部来了。武术教练指着张春雷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缫丝厂生产不抓，专抓女人。你挑个正儿八经的女人玩，我还好受些，偏要玩这么个乡下来的临时工，硬往我脸上抹屎！”
那天舅舅和刘玉芬在厂门口分别时，舅舅一脸屈辱地说：“玉芬，我盼着你过上好日子，可我受不了你过丢脸的好日子。”刘玉芬抱着舅舅的胳膊，哭得伤心透了：“爸，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心里好苦呀！”
这件事在厂里闹得沸沸扬扬，全厂职工都知道了张春雷跟刘玉芬有一腿，车间里的女工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是没一腿，张春雷厂长是不会把一个临时工调到厂部办公室的，像刘玉芬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甘心跟一个卖煤球的小瘪三整夜厮守在一张床上呢？
武术教练大闹厂部的第二天，刘玉芬一早找到张春雷厂长，她眼睛红红的，声音里都带着怒气：“厂长，我要回缫丝车间。”
张春雷想抓住刘玉芬的手，刘玉芬让开了，他有些尴尬地说：“我老婆是个粗人，你不要跟她计较。我们俩都很冤，要是不来点真的，这黑锅就白背了，你说是不是？”
刘玉芬摇了摇头。
张春雷好像也是一夜没睡，他揉了揉枯涩的眼睛：“玉芬，你先不要说回车间。我问你，你想不想转成正式的大集体职工？”
刘玉芬知道只有转正，她才不会受欺负，才不会看病没处报销，退休分文没有，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怕张春雷不明白，她又强调说：“想！”
张春雷说：“那好，你继续在厂办上班！玉芬，现在让你回车间，那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假的也成真的了。你配合一下我，好不好？有人在背后下我的刀子，想整死我，没那么容易！”
刘玉芬点了点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真的跟张春雷绑在一起了。
冬天到了，马路上的树叶全都败落干净，缫丝厂院子里光秃秃的树干裸露在冬天的风中，一些麻雀在落满灰尘的车间里自由飞翔，缫丝厂几乎所有机器都停了，只有一台抽丝机在运转，似乎是在维持其垂死挣扎的最后时光。工厂大多数工人都放假了，刘玉芬还在上班，可转正式大集体职工的事厂长再也没提起过，她每天依然坚持八点前赶到厂里，打水、倒茶、洗烟灰缸，一丝不苟，她期待着转正就像期待死里逃生一样急切而虚幻。有一天，张春雷在空虚的办公室里突然对刘玉芬说：“玉芬，你跟我一起走！离开小县城，我们到外面的大世界去闯荡，怎么样？”
刘玉芬听不明白，一脸的迷惘。
张春雷说：“我知道，你有一个无能而暴力的丈夫，我有一个能干而凶恶的妻子，我们俩同病相怜。你跟我走后，我保证你过上太太、小姐一般的日子，不是你伺候别人，而是别人伺候你。”
刘玉芬终于听明白了，她摇了摇头：“厂长，我不敢。”
张春雷说：“给你一个星期考虑！”
大约是张春雷约刘玉芬出走的第三天晚上，吃过晚饭，周克武把儿子周洋赶到里屋去做作业，他借着酒劲，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对正在洗碗的妻子说：“刘玉芬，你过来！”
刘玉芬甩了甩手上的水，走到周克武面前，问：“有事吗？”
周克武从腰间抽出皮带，横起眼，呵斥着：“跪下！”
刘玉芬很疑惑地说：“我怎么了？”
“跪下！”周克武朝着刘玉芬的腿弯处狠狠地踹了一脚，刘玉芬情不自禁地就跪了下去。
周克武抡起皮带劈头抽下去：“你这个臭婊子！今天你不老实交代，我扒了你的皮！”
皮带用力太狠，刘玉芬头顶上被豁开一道裂缝，接着是一道电光闪过，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1
周克武气得直喘粗气，老婆偷人，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他第一个占有老婆身子，最后一个知道老婆身子被人占了。刘玉芬被打晕后，周克武像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国民党特务一样，舀了一碗冷水泼到了刘玉芬的头上，刘玉芬醒了。
周克武揪着刘玉芬的头发问道：“臭婊子，说，你是怎么勾引厂长的？”
刘玉芬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
周克武抽了刘玉芬一耳光：“你一个临时工，不勾引厂长，能调你到厂办工作？我他妈的国家正式职工，到现在还在卖煤球。”
刘玉芬以为周克武知道了一切，就坦白交代说：“我真的没有，是厂长要我跟他一起到外面闯世界的，我没答应。”
周克武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他又抽了刘玉芬一耳光：“你他妈还想私奔！走，跟我一起去找那王八蛋对质，要是你俩商量好了私奔，我就让你俩一起进火葬场！”
这时，儿子周洋从房里冲了出来，他手里攥着台灯，不说话，对着周克武的脑袋猛砸下去，已上小学的儿子长得很结实，被砸疼了脑袋的周克武撂起一脚踢飞儿子，儿子跌坐在地上，也不哭，眼神中充满仇恨地看着父亲。
哭哭啼啼的刘玉芬被周克武用杀猪刀挟持着连夜去了张春雷厂长家，张春雷家在南门老市口住，开门的是他武术教练的老婆，女人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凶悍，她像是被抽去了筋骨一样虚软，面对着周克武的杀猪刀，失魂落魄地说了一句：“张春雷下午被检察院抓走了！”
张春雷因贪污缫丝厂公款、收受客户贿赂十二万元被捕，三个月后，张春雷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县缫丝厂在春节的鞭炮声中倒闭，一百多名正式的集体所有制职工由县政府分流到县食品厂、电子元件厂、肉联厂，还有几个分到县煤建公司的，刘玉芬和另外几个看仓库、扫厕所、清理下脚料的临时工失业回家，刘玉芬回家的时候分了六斤蚕丝，抵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周克武看着刘玉芬拎回来的蚕丝，挖苦她说：“正好，做一床被子送给你姘头，牢里冷呀！”
这天夜里，周克武将刘玉芬在床上翻着花样折腾了半宿，然后他将刘玉芬从被窝里拎出来，在她的**上狠狠地拧了又拧，刘玉芬疼得流出了眼泪，周克武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将烟雾吐到刘玉芬的脸上：“说，你跟张春雷是怎么做的？比我好，还是比我差？他都四十好几了，还能比我厉害？”
冻得瑟瑟发抖的刘玉芬不说话，周克武抬起一脚，刘玉芬被踹到了床下。这一次，刘玉芬没有哭，她从床下爬起来，静静地穿好衣服，然后拔开门闩，不动声色地走进了冬天的黑夜里。周克武对着刘玉芬的背影冷笑着说：“贪污犯的姘头在牢里，到哪儿找去！”
儿子周洋半夜被爸妈屋里的叫骂声惊醒，他起床推门进来后，发现妈妈不见了。爸爸眯着眼斜靠在床上吸烟，他手里攥着那盏已被摔坏了的台灯，周洋站在爸爸的床头，一动不动。周克武感觉到了床边有人，睁开眼看到周洋，灯光昏暗，儿子的目光却很刺眼。周克武问：“你不睡觉，跑这来干吗？”周洋手里攥着台灯，嘴里喘着粗气：“我要妈妈！”
儿子视死如归的目光刺穿了老子。周克武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从床上跳下来，对儿子周洋说：“你快去睡觉，我去找你妈！”
周克武第二天早上是在县医院找到刘玉芬的，她跳河自杀的时候被连夜撒网的渔民救起。周克武走进病房看着脸色苍白的刘玉芬，他在床边坐下，口气软了下来：“你一个农村丫头，胆子不会大到不要脸的，肯定是那个贪污犯、流氓犯勾引你的！”
刘玉芬不说话，也不看她。周克武出门买了一碗稀饭和一根油条送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先吃早饭！”
刘玉芬依然将头扭向墙壁，她对着墙壁跟周克武说：“我要离婚！”
刘玉芬自杀的事惊动了煤建公司领导，现在的公司党委张书记是部队副团长转业的，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身上的火药味还未散尽，拍着桌子对周克武吼道：“你一个大老爷们，老婆跟着你受罪不说，还动手打老婆。周克武，你这算什么鸟本事？跳河寻死的应该是你。”
周克武像霜打过一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老婆了。”
张书记说：“你不要向我保证，回去向你老婆保证去！”
狗急了要跳墙，渴急了喝盐卤。周克武第一次遇到刘玉芬异乎寻常的反抗，刘玉芬坚决要离婚。走投无路的周克武跑来找我：“兄弟，请你出面帮我劝劝，离婚了孩子没家，在学校受人欺负。”
我说：“你们这个家，不要也好。”
我手里的一支烟还没吸完，周克武又给我递来一支：“兄弟，你跟玉芬说说，只要不离婚，绿帽子我也认了。”
我将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你要是这么胡说八道，我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劝刘玉芬跟你离婚，坚决离婚。”
周克武完全被制服。最终当着公司张书记和我的面，将一份保证书交到刘玉芬的手里，从今往后，决不打老婆，决不提缫丝厂的事，除了逢年过节和走亲访友，决不喝酒。那天，周克武把杀猪刀也带到了公司张书记的办公室，他说：“只要刘玉芬同意，我当你们面，剁一个手指下来！”
张书记很严肃地对刘玉芬说：“下命令吧，剁一个手指下来，让他长长记性！”
刘玉芬看着周克武扬起了手中的杀猪刀，等待着她的命令。刘玉芬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像一尊早已凝固的雕塑。
张书记挥挥手对周克武、刘玉芬说：“好了，你们俩快回家去吧，该给孩子做中饭了！”
两口子一前一后地走了。
此后好几年，我再也没听表姐刘玉芬说起过自己挨打的事。她不挨打，我就不怎么关注刘玉芬。在城里，我和她的联系几乎都与她所遭遇的不幸相关。
12
表姐刘玉芬失业后最初在菜市场卖鱼，她曾经问过附近的几个鱼档，于耕田的摊位在哪儿，卖鱼的都摇头说不知道于耕田是谁。有一个头发寥寥无几的老头说：“你说的于耕田不是摆摊卖鱼的，他把高邮湖的鱼贩到菜市场批发给摊位，很精明的乡下小子，后来不知到哪去了，好多年都没见过了。”
刘玉芬起早贪黑卖鱼三年，挣了两千多块钱，她想送一千块钱回去给舅舅还债。周克武说：“家里到现在还是黑白电视机，换一台彩电，要三千多，我还得贴好几百。”
刘玉芬说黑白凑合着看就行了，彩电伤眼睛，不能看。周克武虽说好几年不打老婆了，但也不能被老婆拿捏在手心里当玩具玩，他抬高嗓门说：“你爸进城，可以给他酒喝，但绝不能替他还债。”刘玉芬说：“我爸的债是给我买城里户口欠下的。”周克武反唇相讥：“给你买户口，又不是给我买户口。”刘玉芬反击说：“我用我挣的钱给我爸还债，又不是用你的钱。”周克武急了，他没有将手里的碗砸向刘玉芬，而是砸向了屋里的衣柜：“你是我老婆，你连人都是我的，钱当然也是我的。”
刘玉芬深知自己不挨打并不意味着周克武好惹，他要是一时性起，那就等于是把他们娘儿俩赶到解放前去，解放前水深火热、生不如死。于是，她忍住不说了。三天后，周克武家三间平房里多了一台二十五寸的“飞跃”牌彩电。
1997年香港回归，县煤建公司倒闭，老一辈职工说香港回归，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才丢了饭碗。县里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就像害了传染病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闭，食品厂、肉联厂、农机厂、化肥厂，差不多全都在劫难逃，电影院、百货公司、木材公司、粮油公司也已是病入膏肓，死到临头：“铁饭碗”在不知不觉中被风化成泥饭碗、纸饭碗。县里规定，40岁以下的职工帮助推荐到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就业，周克武42岁，不在政府帮助就业的杠子里，每月发一百二十八块钱低保金，下岗自谋职业。周克武这个当年的国家正式工，人倒势子不倒，他站在煤建公司的货场废墟上，对下岗的难兄难弟们慷慨陈词：“宁愿饿死，我们也决不去给万恶的资本家和个体户卖命！”
周克武一没学历，二没技术，政府都不好帮助就业，让他自谋职业等于是逼着他接受失业。周克武下岗一个星期后开始恢复喝酒，他对刘玉芬说：“我心里难受！”
刘玉芬能够理解周克武这种丧家之犬的痛苦，就说：“你心里难受就喝吧，少喝点，解解闷。”
周克武嘴上说好，可撬开一瓶酒，就着花生米和一盘卤豆腐干，没几个回合，酒瓶马上就要见底。刘玉芬怕周克武酒喝多了失态，就上前抓过酒瓶：“一瓶都快喝光了，喝多了会伤身体。”
周克武夺过酒瓶，对着刘玉芬的头狠狠地砸了下去，刘玉芬一偏脑袋，酒瓶砸到了刘玉芬的肩上，刘玉芬哎哟一声，捂着肩膀蹲了下去。周克武的脾气被酒精点燃了，他掀翻桌子破口大骂：“你这个臭婊子，你以为老子也成了无业游民，跟你一样了？就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居然敢夺老子酒瓶。老子有政府发的一百二十八块伙食费，你这个乡巴佬有吗？”
刘玉芬捂着肩看着周克武，像看着一场拉开序幕的噩梦。
从此，周克武天天喝酒，也不出去找工作，找也找不到，他的低保金不到半个月就喝光了，喝光了就跟刘玉芬要。没喝酒时，周克武要钱的态度很谦卑：“玉芬，我都买最孬的酒，柳阳大曲，三块二一瓶的。”要是喝过了酒，周克武就把家里那把杀猪刀往桌子一插：“你他妈的今天要是不拿钱给老子的话，老子就把你剁碎了下酒！”
每当此时，刘玉芬总是掏出五块十块给周克武，周克武拿了钱，飞奔出门，买酒去了。我乡下的舅舅一直不知道，表姐刘玉芬从1997年开始就承担了养活一家三口的重任，舅舅偶尔进城，看到女儿在菜市场卖鱼，他从女儿一身鱼腥味和一双粗糙的手上就能感觉到女儿一败涂地的城里生活，他有些后悔把女儿嫁到城里，但想起乡下风霜雨雪中种田亏本，他觉得女儿嫁到城里最起码不受风吹日晒之苦，两相比较，一扯平，心里就安稳了。我乡下的舅舅想让女儿重温自己失去的天堂，他绝不会想到女儿的天堂是建在地狱门口的。刘玉芬每次都想给舅舅一些零花钱，可自周克武失业后，有心无力了，她只能给舅舅买一包桃酥和几块烧饼带回去，父亲拿着桃酥和烧饼，激动得牙疼：“你们三个兄弟，没一个有你孝顺！”
刘玉芬看着父亲心满意足地走了，她会对着水桶里的鱼发呆，她觉得自己就跟这鱼一样，看起来活蹦乱跳，只要被哪位嗜血者瞄上了，也许不要半个小时，马上就会体无完肤，碎尸几段。
周克武恢复喝酒与恢复打老婆是同步开始的，像是戒毒失败后复吸一样疯狂，周克武打老婆打得变本加厉、歇斯底里，与以前相比，周克武不许刘玉芬哭，要是哭的话，就接着打，按周克武的话说，“我要把你打得哭不出来”！
刘玉芬觉得自己活着的主要任务就是挨打，所以她对挨打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哭的动力。煤建公司已倒闭，张书记也退休了，跟院子里的人讲，他们下岗后，自己的日子朝不保夕，无心去听别人家里的哭声，他们甚至会在别人的痛苦中得到安慰和宁静。
已经上初中的儿子周洋实在看不下去周克武动辄对妈妈发酒疯，一次在刘玉芬被打得倒在锅台上不能动弹时，他指着已经呼呼大睡的周克武说：“妈，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爸杀了！”
刘玉芬连忙捂住儿子的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忤逆？不许乱说！你爸下岗了，心情不好。”
儿子周洋不依不饶：“妈，他不下岗打得更凶。我从记事起，看到我爸除了打你，就没干过其他事。”他叹了一口气，“我怎么这么倒霉，摊上一个周克武做我老子！我宁愿没有老子。”
刘玉芬说：“没有老子，哪有你？”
周洋说：“我也不愿有我。”
周克武偶尔也有酒醒的时候，刘玉芬劝周克武：“你跟我一起卖鱼，每天至少能多挣十几块钱，有钱买烟买酒，心情就会好些。”
周克武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堂堂的一个国家正式职工，怎么能去跟你们这些下三烂一起去卖鱼？我爸解放前在码头上是管卖鱼的，好歹我不能混得比我爸差。他揣着他爸留下的那把杀猪刀去白塔河边船码头寻找当渔霸的机会，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找到，一个染了一头杂毛、胳膊上刺有一条毒蛇的小年轻看出了些眉目，他对周克武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多活几年好，码头不是你混的地方。”
周克武终于答应跟刘玉芬去菜市场卖鱼，卖鱼每天后半夜三点就要起床，去晚了，白塔河码头的白丝鱼、银鱼、回鱼、花斑鱼就被抢光了，鲢鱼、鲫鱼之类属大路货，赚不了钱。周克武第一次起早，哈欠连天，嘴里喋喋不休地骂着：“社会主义不要老子了，这比万恶的旧社会还苦！”刘玉芬劝他说：“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我这么多年下来，要是哪天三点钟不起床，全身都不舒服。”早已是穷光蛋的周克武习惯性地挖苦刘玉芬说：“你就是贱骨头！”
周克武卖鱼到第三天的时候，跟县技术监督局的中年女人较上了劲，周克武称鱼少了二两秤，中年女人把工商局和市场管理所的都叫了过来，罚一赔十，补了二斤鱼，周克武认了。中年女人说：“另外罚款五十！”这下周克武急了，他说：“一天挣不了二三十块钱，你这一罚，两天都得白干。”工商局的那位大盖帽伸出手说：“谁叫你缺斤短两的？拿钱来！”周克武从腰里抽出二尺多长的杀猪刀：“告诉你，老子也曾经是堂堂的国家正式工，没让你们下岗，就来欺负下岗的，没门！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谁先上？”
一群人围着看热闹，甚至有人鼓起了掌。大盖帽问中年女人：“秦局长，怎么办？”
那位叫秦局长的中年女人说：“通知公安局，把这个不法分子抓起来，你们把这个鱼档给清除出市场！”
刘玉芬赶忙掏了五十块钱交给大盖帽：“大哥，我都卖这么多年了，从来都没缺斤少两过，我丈夫才出摊三天，没看清秤，你就饶了我们一回吧！”说着又向中年女人——秦局长求情。
拿了钱的大盖帽和多拿了鱼的秦局长走了，刘玉芬望着眼珠暴突的周克武，无奈地说：“你不能做生意！”
周克武将杀猪刀狠狠地插进一条无辜的鱼肚子上，他在鲢鱼痛苦的挣扎中，说了一句：“老子本来就不想当鱼贩子！”
周克武拔起刀，扬长而去。
周克武的愤怒是因为他无法辩解，也无处辩解。他真的不是有意克扣斤两，早上起得太早，眼睛发涩，他看不清杆秤的秤星，才少了二两。可他要是这么说，没人相信，刘玉芬也不会相信。
此后的周克武继续喝酒，而且不跟刘玉芬要钱了，又过了一段日子，他居然在西市口跟人赌上了麻将，嘴里叼的是五块多钱一包的好烟，白塔牌的带把子的烟。
刘玉芬问：“你的钱从哪弄来的？”
13
2007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稍晚了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湖畔花园销售的火爆，售楼处挤满了人，部分被踩掉了鞋子的人气急败坏地准备动拳头。刘玉芬不是来买房子的，她是来找我的。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听说我在湖畔花园新建的会所里跟老板喝茶，她就来了。
她没进会所里面，而是在门外倒春寒的冷风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现在是县城建局下属的建筑设计公司的总经理，虽说是一个副科级干部，但在县城也算是高干了。刘玉芬找我是让我帮她办一个低保，她听说政府现在以人为本了，只要是城镇居民，不管以前是否有过正式工作，家庭特别困难的，都可以享受低保。另外她还希望我为早已享受了低保的丈夫周克武办一个残疾证，办下残疾证，每个月可多拿一百六十块钱的残疾人生活补贴，逢年过节的，还有政府领导上门送米、送油、送慰问金。她对我说：“周克武一个冬天都在吃药，家里存的钱全花光了。”
我答应帮她想想办法，但一时半会儿可能办不下来，我叫她不要着急。她说：“我不急，不急。”说话像是犯了错误一样，忙不迭地附和我。我看到人到中年的刘玉芬比她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她的牙齿已经开始松动，里面的板牙被拔掉一颗，第二颗摇晃的板牙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连根拔去。
我叫表姐刘玉芬进会所喝杯热茶再走，她说菜市场的鱼档请人代看着呢，得立即赶回去。我知道，刘玉芬是不想见湖畔花园的开发商。
湖畔花园的开发商是于耕田。于耕田现在是深圳耕田耙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2005年被县政府招商引资回家乡投资，先是在临河望湖的地段开发了县城第一个豪华高档别墅区——湖岸公馆，抢购一空后，又开发了县城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湖畔花园。
二十年前，于耕田在得知刘玉芬嫁给周克武后逃离县城，先是在深圳倒卖电子表、收音机、录音机，1995年后开始走私石油、香烟、汽车、摩托车、电脑等国内紧俏物资。究竟赚了多少钱，他没跟我说，只知道他在深圳的总部拥有一座价值一点八亿的26层办公大楼。我说：“你是靠黑钱起家的。”于耕田一本正经地纠正我说：“我一个乡下进城穷混的，小鱼小虾，一捏就死，哪敢干违法乱纪的事？首先没贩毒，其次是我跟朋友做海上贸易，并不知道那叫走私，后来厦门的赖老板被通缉，才知道政府不允许，我就撤了出来。”
于耕田现在坐着县城唯一一辆奔驰600，司机保镖寸步不离。我叫他注意影响，书记、县长坐的两辆车加起来都不够买他座驾的底盘，在老家又不存在安全问题，要保镖干吗？于耕田说：“这叫势子！”有势子的于耕田一回到家乡投资就被县政府授予“荣誉市民”，他很马虎地把那本荣誉市民证书往茶几上一扔，然后泡了一壶大红袍，跟我一边喝一边聊，一种往事如烟的感慨在茶香里慢慢溢出来：“当年我们这些乡下正儿八经的穷孩子，连城里的地痞流氓都看不起我们，谁他妈想出的馊主意，发明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我现在是深圳户口，我老婆孩子办了移民，是加拿大户口，他们逼我也办个加拿大的，我不干。我觉得，在中国，每个人办个中国户口就行了，分什么城里的乡里的、北京的上海的？扯淡！”
我说：“是呀，我舅舅为刘玉芬买城里户口借的高利贷还没还完呢。”
于耕田有些愤怒了，愤怒的于耕田扯开脖子上的领带：“卖户口是狼心狗肺，放高利贷更是狗肺狼心！刘玉芬买户口的高利贷还有多少没还？你去问问看，要是刘玉芬不反对的话，我来替她还。”
我说：“听舅舅讲，还有两千多。本来早该还清了，可舅舅年纪大了，风湿病常犯，卖粮食根本挣不了几个钱，看病花光了。”
于耕田问：“谁放的高利贷？”
我说：“是你爸。”
于耕田回家乡投资都两年了，刘玉芬一次都没见过于耕田。而于耕田刚回来的那年冬天曾偷偷地见过一次刘玉芬，他在菜市场看到刘玉芬脸上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血色，眼角几缕鱼尾纹异常清晰，头发枯燥，鬓角漏白，她正蹲在地上刮鱼鳞。当穿着意大利真皮夹克的于耕田站在鱼档前时，刘玉芬头也不抬地问于耕田：“回鱼卖完了，只有花鲢了。要几条？”刮鱼鳞的刘玉芬这时还仰起头简单地瞄了于耕田一眼，她没认出来。于耕田没说话，走了。回来后他对我说：“真没想到，一个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青春少女就这么被毁了。”从那以后，于耕田就再也没提过刘玉芬，都这么多年，一切都已结束了。
我把于耕田要免去舅舅两千多块的高利贷的事跟舅舅和刘玉芬说了。刘玉芬摇了摇头对我说：“人家钱再多，那是人家的钱。我们再穷，也不能沾人家的。”舅舅回答得更干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他们对于耕田都有一种过度的敏感。
我没把这话告诉于耕田，只是对他说：“无缘无故免了借的钱，不好说，也伤人自尊。要不，你可以通过其他办法给刘玉芬一些帮助。”于耕田说：“这样吧，你把刘玉芬约出来，我们在会所一起吃个饭。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直接说，我当仁不让。”
我觉得于耕田能闯荡江湖、所向披靡，自有其过人之处，很重要的两点就是，大气、义气。他从来不介意当年刘玉芬对他苦苦追求的拒绝，反而说，要不是刘玉芬嫁到城里给他致命的刺激，他就不会去深圳，就不会有今天。
我说：“你知道刘玉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菜市场卖鱼吗？”
于耕田说：“卖鱼赚钱多。”
我说：“她心里有一个始终熄灭不掉的幻觉，她认定总有一天，你会骑着摩托车载着贩来高邮湖的鱼，出现在她的面前。”
于耕田甩给我一条软中华香烟：“我不好去找她，约刘玉芬吃顿饭，这任务交给你了。从小到大，你就没给我在刘玉芬那里办成过一件事。”
我要说于耕田请刘玉芬吃饭的话，刘玉芬肯定不会来，她说自己早就认命了，一个认命女人的心里是没有什么恩怨情仇的。我给刘玉芬打电话叫她来湖畔花园会所，说县社保局的黄局长在这，让她来当面说说自家的困难，把她的低保和周克武的残疾证办下来。
刘玉芬来会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收了晚市鱼档的刘玉芬洗去了身上的鱼腥味，穿了一件质地粗劣、式样陈旧、颜色发黄的棉袄，她推开会所208号包厢，绚丽夺目的灯光扑面而来。这时候，她眼前的感觉不是明亮，而是一片黑暗，所以她根本没看见于耕田在这屋里，而且已从沙发里站起来迎了上来。
于耕田主动握住刘玉芬被鱼鳞锉糙了的手：“玉芬，你好！砌房造屋最忙了，回来都两年多了，我们老同学一直没时间聚一下。”他对正在埋头喝茶的社保局黄局长说，“我们三个同村、同岁、同班同学，一起长大的！”于耕田说得很轻松。
刘玉芬从眩晕的灯光里清醒过来时，发现于耕田握着自己的手，她在慌乱中抽出自己的手，又不知道把手放在哪儿，手像是身上的一个累赘。于耕田客气地将刘玉芬引到真皮沙发边：“玉芬，坐下先喝杯茶！”
我将社保局黄局长介绍给刘玉芬，黄局长看到眼前这个粗糙的女人，若有所思地说：“你是不是菜市场卖鱼的那个女的？”刘玉芬点点头。
刘玉芬踩在虚软的地毯上，脚步和内心都不踏实，等她坐到棕色的真皮沙发上后，她的身子也在海绵的起起伏伏中变得不踏实。她觉得，她走进的就是一个不踏实的空间。
刘玉芬家的困难其实是我向黄局长介绍的，刘玉芬只是坐在一边默默地听着。黄局长听完后说：“是有些特殊，特困帮扶的名额很少，每年研究一批，你们两位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出面了，岂敢懈怠？到时候我会尽力的！”
刘玉芬终于说出了进会所后的第一句话：“谢谢黄局长！”
于耕田没问刘玉芬日子过得怎么样，只是说：“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讲，都是老同学，没必要客气。”刘玉芬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对于耕田说：“谢谢于总关心，家里撑不住了，我就来找你。”
刘玉芬不愿留下来吃饭，于耕田说：“你这就不给我面子了，老同学好不容易约到一起，饭都准备好了。”
心情松弛下来的刘玉芬对于耕田说：“孩子他爸坐在轮椅上，不能动弹，我要回去给他做饭。”
刘玉芬走后，于耕田把他的女秘书林丽和另外两个姿色出众的售楼小姐叫过来陪我们吃饭。于耕田平时带着林丽出席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就是没让她见刘玉芬，或者说是不让刘玉芬见她。林丽是省艺校毕业的，在县城一家生意惨淡的夜总会做DJ。庆祝湖滨花园竣工的晚会是在林丽供职的那家夜总会举行的，于耕田指着台上的林丽问身边的嘉宾县长：“那个女孩是哪儿的？”县长指示政府办调查了解，并撮合其成了于耕田的私人秘书，月薪四千，是县城人均工资的四倍。林丽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而且显示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她进来的时候，拿了一份文件小声地凑在于耕田耳边：“董事长，地税局的减免了百分之二，这是批复，您看一下！”看着他们配合默契的样子，我想起县里招商动员大会上县长慷慨激昂的演说：“人家投资商，项目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就是家属没带来，谁要是动不动以扫黄打非的名义破坏投资环境，我就砸谁的饭碗！”
有美女助兴的酒席异乎寻常地热闹，但我看到今天晚上于耕田并没有多少激情，他在中途对我说：“你跟刘玉芬讲一下，以后每天给湖畔花园会所送鱼，按市场价收购！会所二十多个包厢，每天少不了百儿八十斤鱼。”
我说：“一定转达。”
散席后，于耕田问我：“玉芬的丈夫怎么坐在轮椅上了？”
14
刘玉芬卖鱼虽没发大财，但也不至于进入特困户的行列。2002年刘玉芬还问我能不能帮她买到批发价的水泥，她说打算把家里的三间平房翻修一下，另外再砌两间简易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就是说，当时刘玉芬买不起商品房，三间公房的维修费和搭建临时厨房和卫生间的钱是准备好了的。
刘玉芬的家庭变故出现在2004年。十八岁的儿子周洋初中毕业后正在县城技校学习修理汽车，他赌咒发誓说等他学了手艺挣到钱，一定要给妈妈买一部好看的手机，买一身漂亮的衣裳。这个家靠周克武是靠不住的。周克武在家吃饭从不交伙食费，低保金不够买酒买烟。周克武先是赌，赌输了去偷，偷到钱了再去赌。家里出事前，刘玉芬和儿子到派出所领过四次人，都是因为偷盗被抓，被抓住的时候，周克武酒都没醒。把周克武领回来的路上，刘玉芬和儿子觉得脸面丢尽，恨不得钻进地下去。刘玉芬后来对周克武说：“我每天给你五块钱，你不要再到外面去偷了！”周克武手里抓着酒瓶：“你知道这瓶酒多少钱？六块六！还有烟钱呢。”
周克武偷了钱还去嫖，这是刘玉芬没想到的。直到有一天，刘玉芬染上了性病，她才知道周克武吃喝嫖赌都占全了。周洋周末回家的那天晚上，他听到父母房里激烈的争吵声，周洋隔着厚厚的墙壁听到父亲周克武嚷着：“你他妈省钱买棺材呀！这种病跟感冒一样，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瞧好了，还要去嫖，你这黄脸婆，我没兴趣。”只听刘玉芬愤怒地哭诉着：“周克武，我要离婚，求你放我一条活路好不好？”这时屋里传来沉闷的打击声，像是用木棒捶打在一口袋面粉上。
周洋明白了一切，他在大衣柜的抽屉里，抽出祖父留下的那把杀猪刀，一脚踹开父母的房门，父亲正举着家里的擀面杖在卖力地打着瘫倒在地的母亲。周洋进去后，一声不吭，他紧握杀猪刀，一刀准确流畅地捅进了周克武的肚子里。一股凶猛如注的鲜血喷射到刘玉芬和周洋的身上。
周克武圆睁着怒眼，一声“救命”还没喊出口，就倒了下去。
是刘玉芬喊“救命”的声音惊动了院子里穷困潦倒的邻居们，见周克武倒在血泊中，不明真相的邻居一边将周克武送往医院抢救，一边打110叫来了警察，警察当晚就将周洋带走了。
儿子的一刀捅到了他爸爸的左肺叶上，周克武活了过来。刘玉芬花光了准备翻修房子的钱将周克武的刀伤和性病治好了，刘玉芬很后悔那天晚上跟周克武吵架，要是不吵架，儿子就不会冲进来杀他爸爸。性病并不难治，她自己在医院照料周克武的同时吃点药打了几次针，全好了。
出院后，周克武拉着刘玉芬去了公安局，他哭丧着脸说：“我的刀伤不是儿子捅的，是我自己酒喝多了，自己捅的，赶紧把我儿子放了，他还要去学修汽车呢。”公安说：“你儿子自己都交代了，是他捅的。你们要是不报案也就罢了，报了案，证据确凿，我们就不能放人。”这时周克武火了，他对警察吼道：“我儿子捅我，我愿意，与你们有什么相干的？我们家里的事，家里处理。他又没捅你老子！”刑警队的那位大盖帽很有耐心地说：“难得有你这么宽宏大量的父亲，我也很感动，可法律是不讲情感的。你可以跟律师商量一下，到时候向法庭提供一份请求从宽处理的申请，法庭会充分考虑的。”
不久，周洋被批准逮捕。三个月后，由于周克武提交了原谅儿子的司法申请书，周洋以故意杀人罪，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判决宣判后，周洋被戴上手铐，押向警车，一家三口在警车关门前，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周洋被判刑后，周克武像是换了一个人，他不再打骂刘玉芬，也不再偷盗赌博嫖娼。他平时不出家门，也不说话。一天当中，他大部分时间窝在房里看电视，偶尔会淘好米放进电饭锅里煮，菜等刘玉芬卖鱼回来做；喝酒的时候他也不说话，喝完倒头就睡。刘玉芬觉得生活突然安静了下来，是一种深夜墓地的安静。儿子判刑后，刘玉芬也懒得跟周克武说话，没话说，也没力气说。他们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晚上看电视时会问：“大门关好了吗？”
这样的日子到2006年秋天的时候结束了。那天晚上，周克武喝完酒躺在床上看电视，他渴了，想喝水，起身下床去拿茶杯，脚刚沾地，突然脑袋里腾起一片火光，眼睛里烈焰冲天，他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人就倒了下去。
周克武被送进医院，突发中风，抢救过来后，半身不遂，瘫了。周克武是坐着刘玉芬给他买的轮椅出院的。我到煤建公司宿舍看望时，很空洞地劝说刘玉芬要想开些。这时，已是倾家荡产的刘玉芬平静地对我说：“我已经想开了，这都是命。”
这时，我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
周克武用尽力气从轮椅上翻滚下来，他当着我的面，跪在刘玉芬的面前，抱着她的腿：“玉芬，我对不起你，我是畜生！”
刘玉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既没说话，也没拉起周克武，她脸上的泪水断线似的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坐在轮椅上的周克武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吐过一个字。他完全失语了，刘玉芬去问过医生，医生说这是中风后遗症，刘玉芬说出院后他说过话的，县城里的医生也解释不了，就劝她只要人活着就行了。
15
湖畔花园会所的经理是张春雷。
张春雷被判了二十年，提前两年释放，他从牢里放出来的时候，县城里好多人都把他忘了，有的人回忆好半天才想起当年县里有过一个风光很短暂的缫丝厂和一个贪污受贿的厂长。老婆在他入狱后离婚，儿子现在在中缅边境做玉器生意，他对这个父亲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听说放出来了，就给了他几千块钱，让他买口饭吃，其余也就不再过问。
已经六十岁的张春雷出狱后很是凄凉，我念及当年他对我的友善和器重，我将他推荐给于耕田，于耕田说：“干过大企业的厂长，管一个会所绰绰有余。”
现在的张春雷有些自卑，他吃住在会所，不太愿意与外界交往，虽全心全意地为于耕田卖命，但于耕田还是批评他说：“会所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一个交际场所，你作为经理，这样不行！”张春雷诚惶诚恐地说：“董事长，我一定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尽快转变角色。”
张春雷第一次面对的外人就是刘玉芬。
我告诉刘玉芬，于耕田要她每天给湖畔花园会所送鱼。刘玉芬说：“我还是在菜市场零卖算了，这么多年，习惯了。”
我知道刘玉芬很有自尊，贫穷下的自尊相当脆弱，刘玉芬怕自己的自尊会轻易粉碎，所以就不想占于耕田的便宜，不想接受他的好意，那会成为她的一个负担和一笔债务，她还不起。于耕田听我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他叫来了会所经理张春雷：“会所每天用的鱼，必须在菜市场刘玉芬鱼档上买，其他的我不管，你亲自去监督落实。”
张春雷和刘玉芬是在清晨菜市场的鱼档边见面的，刘玉芬一眼就认出了张春雷，最先打招呼的也是刘玉芬：“你是不是张厂长？”
张春雷有些紧张地说：“是的。叫我厂长，我很惭愧！”
刘玉芬倒是很放松，她甚至觉得进城后这么多年，唯一对她好的男人就是张春雷，所以对眼前这个头发花白、多灾多难的老厂长生出了一些怜悯：“张厂长，什么时候回来的？”
张春雷说：“过年前，快半年了。”
刘玉芬指着桶里的鱼说：“看中哪一条？拿走得了，不用付钱！”
张春雷很感动：“谢谢你。当年没能把你转成正式工，让你受这么多年的苦。你这鱼我全买了，有八十斤吗？”
刘玉芬愣住了：“张厂长，你开饭店了？”
张春雷说：“是的。你明天早上，多进一些鱼，行吗？”
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就知道了这里面的真相。她接受不了以零售价格买回批发数量的鱼，这是对她的施舍，是对她的怜悯，刘玉芬心里很难过。于是她不卖了。张春雷说：“这是我们董事长的命令，我也没办法，请你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后来，刘玉芬找到我，她要我转告于耕田，真要是有心帮助她的话，等她儿子一年后出狱，安排到于耕田的手下上班，但千万不要再到她摊位上去买鱼了，别的摊位人说她跟一个开饭店的老头黏上了。于耕田叫来张春雷说：“以后不许去刘玉芬的摊位上买鱼了。”
每年春秋之交、秋冬之际，周克武总要被送去医院住院，他堵塞的血管顽固地收缩，晕倒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当此时，周克武便抓住刘玉芬的手，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眼睛里是求生的渴望和对刘玉芬的哀求。刘玉芬看着苟延残喘的周克武，背起发病的周克武直奔县医院。
刘玉芬卖鱼挣的钱除了家用和给劳改的儿子寄一些外，最大的开支就是给周克武看病。刚刚实行的医保许多药不能用，许多钱不给报，刘玉芬也无奈，好在她没倒下，她的医保、社保都没有，社区让她补交，她摊开空空的两只手：“我哪有钱呢？”
她想赶在儿子放出来前把小厨房和卫生间搭起来，所以每天卖完鱼的下午又出去打了一份工，我叫她注意休息，不要累坏了身体。她对我说：“丹凤眼对我真好，每天工作只有三个小时，一个月给我开六百块工资，跟我起早贪黑卖鱼的收入差不多。”
刘玉芬又问了我低保和残疾证的事，我说还没办下来，但于耕田同意接受周洋出狱后来公司上班的事已经定下来了，于耕田说让周洋给他开奔驰。刘玉芬又说了许多感谢我的话，她的卑微让我觉得自己有罪，因为这么多年来，我虽然做过努力，但确实没有给过她实质性的帮助，更没有改变她糟糕的命运。
刘玉芬在湖岸公馆九号别墅做钟点工，伺候一位正在怀孕的年轻女子。年轻女子长着一双妩媚的丹凤眼，刘玉芬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年轻女子很高兴：“看你这模样，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大美人。”刘玉芬笑了笑，未置可否：“你叫什么名字？”年轻女子想了一会，说：“你就叫我丹凤眼吧。”
刘玉芬在电视里都没看见过眼前别墅里的豪华与奢侈，踩在房间厚厚的羊绒地毯上，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踩在浮云上，电视机贴在墙上，薄得像一块砧板。更离奇的是厕所里的马桶，用完后把屁股冲洗干净，接着又烘干屁股。丹凤眼问刘玉芬要不要试一试，刘玉芬摇摇头说羞死人了，她不想试。
刘玉芬下午通常轮换着给丹凤眼炖鳕鱼煲、乌鸡煲、人参汤，还有银耳莲子羹、红枣桂圆汁之类的。丹凤眼对刘玉芬很好，她把喝不完的汤给刘玉芬喝，有时就让刘玉芬陪她一起喝，一起唠家常。丹凤眼什么话都说，就是不说自己的姓名，不说自己的丈夫。刘玉芬用鼻子都能闻出这里面的不同寻常，她不追问，有意给丹凤眼保留一份难言之隐。
丹凤眼有时候会对着电话发脾气：“你快过来，再不来，我就把肚子里的儿子蹦流产了！”
刘玉芬连忙拉住丹凤眼，生怕她做出蠢事来：“可千万不要生气，怀一个孩子不容易。”
丹凤眼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坐牢一样，我真是受够了！”
刘玉芬劝她说：“你这牢房，我想坐还坐不上呢。快了，孩子一生下来，全身就轻松了。”
丹凤眼临盆是在摔电话两个月后的一天黄昏，她喊肚子疼，刘玉芬抱着她叫她不要动，可丹凤眼还是在床上挣扎着乱动。丹凤眼叫刘玉芬给1395566的手机打电话，刘玉芬一手搂着丹凤眼，一手按了电话，电话里一个男人声音问：“什么事？”刘玉芬说：“你爱人要生了，肚子疼得要命。”电话里的男人说：“不要紧张，我马上叫救护车，一会就到！”
救护车是先到的，丹凤眼被抬到救护车上后，一辆黑色轿车在九号别墅门前紧急刹车。车上跳下来的人让刘玉芬目瞪口呆。
是于耕田。
救护车鸣着笛开走了，于耕田对这一场景来不及吃惊，他对刘玉芬说：“谢谢你，玉芬，林丽只说刘姐照顾得好，没想到是你。”
刘玉芬没说话，她望着于耕田像望着一个外国人，或一个已死去多年的人。
于耕田锁好九号别墅的门，然后对刘玉芬说：“我希望你能照顾林丽的月子，工资两千怎么样？三千也行，鱼就不要卖了！就这么定了，好吗？我现在要去医院。”
刘玉芬还是没说话。
这时，一辆自行车在黑色奔驰车前停了下来，一位穿着制服的五十岁左右的汉子气喘吁吁地跳下车，他堵住于耕田：“董事长，林丽去深圳培训究竟哪天回来，都五个多月了。”
于耕田说：“你要林丽回来干什么？”
汉子抹着脸上的汗水说：“她外婆要死了，等她回来吊孝呢。这两天打她电话都不接。董事长，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不放心呀！”
于耕田一脸严肃地教训汉子：“老林，我再跟你重申一下，你是公司的保安部经理，你负责公司的安全，我负责你女儿林丽的安全。林丽这几天去韩国考察了，怎么接你的电话？”
汉子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董事长，我林国彪是个粗人，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多问了。”
于耕田开着奔驰车走了，林国彪问站在一边发呆的刘玉芬：“刚才救护车拉的是谁？”
刘玉芬看着远去的轿车屁股，鼻子里灌满了刺鼻的汽油味，她捂住鼻子，摇了摇头。见林国彪还不死心，刘玉芬又摇了摇头。
刘玉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于耕田，还是为林丽，抑或就是为自己。她心里一团乱麻。这时，刘玉芬口袋里的小灵通响了。那是我打给她的。
夏天落日的余晖将县城染成滚烫的橘红色，刘玉芬赶到我的住处后，我把刘玉芬的低保卡和周克武的残疾证交到她手里。刘玉芬攥着两个小本子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她连连道谢：“真是太麻烦你了！”
刘玉芬走进了悠长的巷子里，天完全暗了下来，走在没有光线的路上，路上就不会留下表姐刘玉芬的影子。
这天晚上，我参加了县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研究解决一桩农民堵路事件。我老家村子要建一个水泥厂，村里的土地全部征用，失地农民一律转为城镇户口。可村民强烈反对农转非，“种田亏本的时候，把城镇户口高价卖给农民；好不容易种田能挣两个钱了，又要把我们农村户口吊销掉。耍我们，不干”。说这话的是一个七十多岁老农民，带头闹事的也是这位老农民，他们把进出村口的路都堵上了。县长要我连夜赶去处理，处理不好就撤我的职。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民是我舅舅。
表姐刘玉芬本来应该是我表妹。
那年秋天一个光线很暗的黄昏，舅妈在给生产队的耕牛喂草，一头因常年吃不上精饲料而气急败坏的公牛突然发作，一蹄子踢到舅妈挺起的肚子上，刘玉芬在牛圈里出生了，比预产期早了一个月，比我早出生一天。
表姐刘玉芬读到初二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老一辈的乡里乡亲说她长得像画里的人一样，十里八乡年轻一辈见过的最漂亮的美女也就是样板戏里的那几位，所以他们以孤陋寡闻的见识，就我表姐刘玉芬的长相争得面红耳赤，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刘玉芬比样板戏里的李铁梅、江水英、方海珍要好看得多，多在哪儿？没人能说得出来。同在初二（1）班的同学于耕田悄悄地对我说：“刘玉芬像电影里的海霞。”
表姐刘玉芬长着瓜子脸，笑起来眼睛、眉毛会跟着一起笑。夏天的时候，我和于耕田晒得像被压迫的黑奴，而表姐刘玉芬脸上白里透红，怎么晒也晒不黑。我问表姐为什么，她站在毒辣的阳光下，抹着一脸的汗水，很委屈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又没戴草帽。”
那时候地里的庄稼跟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样，从种到收，整天萎靡不振、半死不活，乡下最好的年景也得缺三个月口粮，所以我们活着的目光一年四季基本上是盯着粮食和饭碗，而不是盯着姑娘。于耕田在课堂上畅想**幸福情景时说：“我心目中的**是，顿顿能吃上五碗干饭，肚子撑得像地雷，一碰就炸！”
于耕田的父亲是个瘸子，母亲是个瞎子，每年冬天，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饭，今年刚进入腊月，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一个雪后放晴的早晨，我和表姐刘玉芬在村口遇到了站在风中瑟瑟发抖的于耕田，十五岁的于耕田瘦得像一只瘟鸡，脚上的灰蓝布鞋已经开裂，露出了冻得青紫的大脚趾。他抹了一把鼻涕，从草绳捆着腰的怀里掏出一张纸条，对我说：“灶屋两天都没冒烟了，借米也借不到，你帮我跟王老师请个假！”
我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王老师，请假要饭一天！于耕田12月26日。”
我觉得要饭挺丢人的，迟疑了一会儿，把假条塞回于耕田的手里：“你自己交给王老师吧！”于耕田苦着脸说：“我怕王老师不批假。”
这时，站在一边的表姐刘玉芬一把抢过假条：“我交给王老师！”
自刘玉芬帮于耕田请过假后，我发现于耕田对表姐有些上心，每天在村口非要等刘玉芬来了，才肯去学校。有一次，我眼睛的余光看到走在身后的于耕田将一个烤熟的红薯悄悄地塞到刘玉芬手里，动作隐蔽而迅速，刘玉芬不仅没有拒绝，脸上还有些激动。
寒假前一个有霜的早晨，阳光软弱无力地照亮了村里荒凉的屋顶和冻僵的麦田。我说：“时间不早了，得赶紧去学校。”于耕田用走资派般死不改悔的口气说：“等刘玉芬来了一起走！”
表姐刘玉芬那天没来，我们到学校时，光棍一根的王老师没追究我俩迟到，却把于耕田拉到一边没头没脑地教训了起来：“你请假要饭，为什么让刘玉芬送假条？”
刘玉芬不读书了。王老师为此上门做了家访，问刘玉芬为什么。刘玉芬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城镇户口毕业了能招工、当干部，我们农村户口读毕业了还是回家种田。”
于耕田听说刘玉芬不读书了，他也死活不愿读了。那天我们三人最后一次在村口碰面时，于耕田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读再多的书，也不给你当革命的接班人，只给你一根扁担，挑大粪！我要是再去读书，我就是乌龟王八蛋！”我看到表姐刘玉芬虽然没说话，却激动得满脸通红。
读初三的时候，我们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2
舅舅在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表姐刘玉芬帮忙淘米、洗菜、烧火。
于耕田也没去生产队干农活，他到河里、水塘里捞鱼摸虾，聚多了，隔三岔五拎到县城或集镇上去卖钱。听说于耕田不想读书了，瘸子父亲和瞎子母亲感慨万千，都说儿子长大了，他们对于耕田主动辍学表现出了相当的兴奋和激动。
我父亲虽然是一个乡村木匠，但他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国民政府大楼里修过楼梯和木地板，据说还见到过蒋委员长的背影，是见过大世面的，所以他要我继续读书：“总统府里的哪个大官不是读过书的？读书无用，不读书更无用！”
我舅舅其实就是读过书的人，正宗六年制高小毕业，全村最高学历，1949年参加土改工作队；1950年在县镇反办公室帮着整理和抄写即将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材料；1957年因说了一句“每亩一千斤都收不到，哪能收十万斤”被定为右倾分子，开除公职，回到乡下种田。舅舅由城里户口变成乡下户口，丢了城里人的身份，也丢了吃供应粮的饭碗，每个月三十二斤大米、半斤油，还有逢年过节时的白糖票、花生票、布票、肉票、肥皂票、香烟票，全都没了。舅舅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是早知道说一句话会丢饭碗，用老虎钳也别想撬开我的嘴巴，我宁愿咬断舌头也不说！”
舅舅回到乡下后，娶了我乡下的舅妈，一口气生下来四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舅妈在一些饿得饥肠辘辘的夜里浮想联翩地对舅舅说：“你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多好！”舅舅在黑暗中叹着气：“我要是在城里吃皇粮，哪会娶你？”
成为农民几年后，已没人关注舅舅这个右倾分子了，大队要成立革委会，缺主任，全村都知道舅舅有文化，在城里吃过供应粮，公推舅舅出山。舅舅对前来筹备大队班子的公社书记说：“1957年我是右倾，被开除回来的。”公社书记想了一会，说：“你是有文化的人，不能当主任，那能干点什么呢？”舅舅说：“书记，我家里孩子多，口粮不够吃，我想到公社食堂烧饭！”
我舅舅就这样进了公社农机厂食堂烧饭，一烧就是八年。其中我表姐刘玉芬帮着烧了三年半。
刘玉芬到食堂帮忙，厂长说：“你丫头来烧饭，没意见，烧饭每个月六块钱是早就定好过的，一分钱不能加。”烧饭虽没报酬，但女儿不受风雨太阳之苦，还能吃饱饭。舅舅说行。
于耕田喜欢把鱼虾卖到镇上的农机厂食堂，价钱比镇上要便宜三分之一。卖了几次后，舅舅说公社农机厂由一帮铁匠、木匠造的手扶拖拉机一台卖不出去，没钱天天吃鱼虾，叫于耕田不要来了。于耕田嘴上答应，可腿上却不由自主地又来了，直到有一天，刘玉芬跟于耕田在食堂外面叽叽咕咕地说话，忘了把灶膛里的火熄掉，一大锅米饭烧煳冒烟了，舅舅这才发现了苗头有些不对，他操起厨房里的菜刀，将一身鱼腥味的于耕田轰出农机厂大门：“你要是再来，我砍断你的腿！”
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刚卖了鱼的于耕田在街头拦住了我，他托我将一双尼龙袜子带给刘玉芬，我有些犹豫，于耕田买了六毛钱卤猪头肉在我鼻子正前方扬了扬：“你舅舅要砍断我腿，腿断了，捞鱼摸虾的钱就挣不上了。你尝尝看，这猪头肉香不香？”我拼命咽着嘴里泛滥的口水，无济于事地僵持了不到两分钟，一伸手，抓起猪头肉和尼龙袜飞一样地跑了。
刘玉芬接过蓝底紫花尼龙袜的时候，手足无措，一会儿往左口袋里塞，一会儿又往右口袋里塞，她攥着袜子心虚地问我：“我能要吗？”我隐隐觉得这双尼龙袜子有些不怀好意，但吃了于耕田的猪头肉，嘴有些短，就很含糊地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要。”
舅舅知道刘玉芬脚上的尼龙袜是于耕田送的，气得脸像袜子一样青紫，他对表姐刘玉芬没发火，却把一腔怒火发到了我的头上：“你都是高中生了，又不是看不出那小子心怀鬼胎，你居然充当帮凶！”
舅舅花三块钱在镇供销社买了一双红底蓝花的尼龙袜子给刘玉芬穿上，那是他们父女俩起早贪黑烧饭半个月的报酬。我把洗干净了的尼龙袜退给于耕田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手里攥着袜子如同攥着一份残酷无情的休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1978年冬，我即将高中毕业，高考恢复了，这个时候，我早已无心关注于耕田和我表姐刘玉芬之间的儿女情长或英雄气短了。元旦前两天，于耕田找到我，他叫我带一张电影票给刘玉芬，县电影院元月1日中午12点30分的，是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全县人都快看疯了，里面男女抱到一块亲嘴，胆子真大！”这时的于耕田很自信，他用卖鱼虾的钱买了我们大队第一辆自行车，“长征”加重车，就凭这辆豪华自行车，全公社的漂亮姑娘于耕田可以随便挑。
我说我要复习考大学，没时间去送电影票。于耕田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塞到我手里：“你复习太苦，这钱拿去买两瓶补脑汁喝，考走了最好，考不走，我把摸鱼虾的手艺教给你，闭着眼睛一年挣六七百，比公社书记的工资都高。”
我揣着电影票走到农机厂食堂门口时，舅舅将我堵在了油污很厚的门边：“这么早你来干吗？”我心里做贼似的说：“找表姐。”听到声音的刘玉芬从厨房里跑出来，很兴奋地塞给我一个馒头：“早上食堂剩下的，还热着呢。”尼龙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舅舅的神经，他用像鹰一样的目光盯着我，我支吾着：“没什么事，走到厂门口了，进来看看！”我手里攥着电影票，接馒头时，其实已经悄悄地挨到了刘玉芬的身边，可舅舅寸步不离地贴着我，我毫无办法。刘玉芬似乎看出了我脸上的暗示，说了一句：“你明天放学走这路过一下，给你留一些锅巴，食堂大铁锅烤的，很香！”
第二天，也就是12月31号傍晚放学，我又去了农机厂食堂，舅舅仓促地给了我一大块锅巴，叫我快点回家，我问表姐去哪儿了，舅舅说厂里元旦放三天假，去江苏扬州的姨娘家走亲戚了，姨娘五十岁生日。
当晚我回到村里找到于耕田，他收起电影票，将五块钱重新塞回我手里：“你不要为她打掩护了，我知道，刘玉芬看不起我。”他抬起头，望着黑暗的天空，一字一顿地说道，“明天、明天我就离开这鬼地方，到县城去打江山，公社农机厂烧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于耕田去县城半年后，公社农机厂倒闭，正逢分田到户，舅舅和表姐刘玉芬卷起铺盖回家种田，我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从那以后，于耕田和刘玉芬就再也没有了任何来往。
3
舅舅家分了十二亩责任田，午秋两季，抢收抢种，披星戴月，其间的苦和累，在城里吃过供应粮的舅舅深有感触：“能说出来的苦不算苦，能说出来的累也不叫累。”乡下人都知道，干活累极了不能收住脚，只要一歇脚，人站着就睡着了。一次，表姐刘玉芬插秧回家吃晚饭，她捧着饭碗，吃着吃着，碗筷掉到地上，坐在凳子上睡着了。舅舅看到这情景，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
从此，舅舅叫表姐刘玉芬在家烧饭，不让她下地干活了，舅妈有意见了：“这么大的丫头，不下田插秧，十几亩地，我一个人哪能插得完！”舅舅说：“还有我呢。”
此后几年，三个表弟陆续初中毕业，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一个都没考上高中，弟兄仨前赴后继地回到了乡下。舅舅把三个表弟全都赶到了田里，逼着他们学农活，插秧、割麦、翻场、施肥。一段日子过后，累得半死的表弟们终于反抗了，他们说姐姐凭什么在家享清福，风吹日晒雨淋一点都沾不到。舅舅耐心地开导着三个儿子：“你姐姐给你们做饭，不是享清福，她也在干活，只是跟你们分工不一样罢了！”
表姐刘玉芬对舅舅的这一分工也有看法，她在饭桌上说：“爸，我要下地干活！村口的广播喇叭里天天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都有女孩子开飞机了。”舅舅也不解释，埋着头只说了两个字：“不行！”许多年后，我跟舅舅说起过此事，他对我说：“我一辈子一事无成，就生了这么个宝贝女儿，让我长了脸，十里八乡的谁不说玉芬长得像仙女！”他觉得要是让女儿受苦受累，沦为一个粗糙的农妇，那就意味着自己的一生彻底失败了。舅舅的大半生都被这一古怪的念头控制着并沦陷其中不能自拔。
我舅舅想把表姐刘玉芬当作大家闺秀养，可“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改变不了乡村贫穷的事实，一家六口人的吃喝拉撒睡全得由表姐刘玉芬一个人张罗，挑水、轧米、烧饭、喂猪、种菜、掏鸡粪、洗衣服，一件都不能少，一天累下来，刘玉芬晚上倒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舅舅看着女儿的屋里无声无息，他觉得在这个家里，女儿像一个丫鬟，又像一个用人，舅舅摇了摇头，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叹气。
表姐刘玉芬二十二岁了还没人上门来提亲，不是人家不想来，而是不敢来。表姐刘玉芬实在是长得太好，几年后的夏天我见到刘玉芬时一下子愣住了，她穿着红蓝相间的的确良衬衣，下面配一条蓝布裤子，脚上是一双白球鞋，一颦一笑，妩媚而不失清纯，艳丽而不失温柔，活脱脱一个中国版的山口百惠。那一刻，我唯一的感觉就是，刘玉芬生错了地方。
舅妈很着急，乡下跟刘玉芬一样大的姑娘好多都抱上了孩子，她对舅舅说：“要不我们托老王庄的王阿婆撮合撮合！”舅舅情绪很败坏地对舅妈吼道：“你给我少废话，我们家玉芬不是剩饭剩菜！”
小张庄的张聚财靠磨豆腐挣了不少钱，家里翻盖了三间大瓦房，还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他拎了一篮子豆腐很自负地托王阿婆到我舅舅家给他儿子张来财提亲，王阿婆摇了摇她那颗见过世面的脑袋：“何必要我白跑一趟？我说配不上就是配不上！豆腐你带回去。”
我中专毕业后分到县建设局，当了一名绘图技术员，是我们大队唯一一个吃供应粮的，舅妈一度很糊涂地想把刘玉芬嫁给我，说是亲上加亲，读过书的舅舅知道表姐弟近亲结婚将来生下孩子要么是兔唇豁嘴，要么是白痴弱智，一口否定。我舅妈埋怨说：“生来丫鬟命，你把她当小姐养着。玉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1979年于耕田进城后不再钻进河湖港汊摸鱼捞虾，他干起了贩卖鱼虾的营生。我毕业分回县城后，他请我在一个苍蝇很多的小酒馆里喝酒。当他知道我月工资只有四十二块钱时，他把一大杯白酒倒进喉咙里：“你那点工资，还不够我抽烟！”他请我喝酒的意思是让我星期天回乡下探一探表姐刘玉芬的口风，要是她愿意的话，他想请刘玉芬到城里来看一场电影，摩托车专程接送。那时候于耕田刚花六千多块钱买了一辆“雅马哈”摩托车贩鱼虾，一辆车抵我十二年的工资。我说：“你自己跟她说去。”他摸了摸被酒精涨红了的鼻子：“老实说，眼下县城的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乡长、书记挣的钱没我的零头多，我现在也是有面子的人，刘玉芬要是回绝了我，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说：“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跟她联系？”于耕田说他进城后，几乎就没回过乡下，只在年三十晚上回乡下跟残疾父母吃个团圆饭，丢一大把钱给他们，初一大早就进城跟一帮朋友玩去了。农村对于于耕田来说，是一个刻在心里的伤口，是一块烙在脸上的伤疤，乡下人身份、残疾人父母、被拒绝的电影票以及舅舅操起菜刀的凶狠都让他无法面对，他没有足够坚强地对抗命运的摆布，他只好用鼓起来的口袋和嚣张的语言摆平自己的内心。
星期天回到乡下，我去舅舅家串门，顺便送了两双单位发的劳保手套过去，已是初冬时节，田里的稻子收割干净，小麦也种下去了，乡下人有了片刻的空闲。舅舅让表姐杀了一只鸡，中午陪我喝酒，借着酒劲，我说起了于耕田在城里的风光，言语间多少有些夸张，表姐给我夹了一块鸡腿，说：“好几年都没见到过于耕田了，没想到他还真有两下子，连摩托车都买上了……”舅舅打断表姐的话头：“他再有钱，也是农民，没有工作证，没有粮本子，在城里分不到房子，买不到煤球，吃米要到黑市上去买。他就像一个混进城里的特务一样，过的是鼠窃狗偷的日子。我在城里待过七年，只有我才晓得农民是贱民，是下等人。”舅舅突然把半碗酒一饮而尽，他用烈酒把刹不住的话咽了回去，“我不想说了，再说就该拉出去枪毙了！”
临走时，我到厨房悄悄地对正在洗锅的刘玉芬说：“于耕田想请你到县城看电影！”刘玉芬涨红了脸，声音胆怯、语气含糊地对我说：“我听我爸的！”
我哪敢跟舅舅说？回到县城，于耕田听了这消息后，将嘴里的烟头吐到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灭：“我要是找不到比刘玉芬漂亮的老婆，我就跳到高邮湖里自尽！”
4
于耕田没有跳高邮湖，他在高邮湖边贩鱼的时候救了一个跳湖自杀的城里姑娘林小玲。林小玲是县国有照相馆的洗印工，她爱上了一个刑满释放的国民党特务，而且年龄比她大二十多岁。正当她准备跟国民党特务结婚的时候，父母和哥哥将她痛打一顿并将她反锁在家里一个多月。国民党特务放出来后，已经离开县城，从此下落不明，据说是移居香港了。于耕田听了林小玲的哭诉后，安慰她说：“你为一个国民党特务跳湖，不值得！”
于耕田用摩托车将林小玲带回县城后，两人就好上了。我在于耕田租来的房子里看到过林小玲，人长得比较妖艳，头发烫得像炸开的鸡窝，眼睛看人带着钩子，并且很轻易就能勾走男人意志薄弱的魂魄。平心而论，林小玲的相貌跟刘玉芬是没法比的。于耕田从我的眼睛里嗅出了我的不以为然，所以就显得很激动：“人家是城里姑娘，城里户口，有正式工作，刘玉芬算什么？乡下丫头！”出于亲缘的本能，我毫不客气地反击于耕田：“林小玲水性杨花，刘玉芬冰清玉洁。除了爹妈给她个城里人的身份，林小玲一无是处，送给我都不要！”
我针锋相对地反戈一击，于耕田蔫了，自卑心理彻底暴露了出来，他给我点了一支烟，声音灰暗地对我说：“送给你你不要，可我打灯笼也找不到呀。你是城里的国家干部，我是乡下进城的一个小混混，父母一个残疾人，一个盲人，连乡下丫头都看不起我，你说我算什么？我狗屁都不是。”我看到于耕田眼睛里有些潮湿，也就没再给他雪上加霜、继续打击了，我违心地安慰着他说：“你别往心里去，我也是一时冲动，说话没了分寸。其实单凭林小玲看上乡下人这一点，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全县独一无二。足够伟大的了！”于耕田听我这么一说，脸上又弥漫起死灰复燃的神气：“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请你坐上席，在满园春大饭店摆上三十桌！你说，到时候我要不要请刘玉芬呢？”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于耕田对我说他想跟林小玲把婚事办了，我说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想到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城里姑娘就这么被一个乡下来的鱼贩子征服了，于耕田很得意，接着说了一通“城里人都是挣不到钱的花瓶”之类的狂话。过了一段日子，于耕田情绪低落地找我喝了一晚上闷酒：“我总算弄明白了，在城里人面前，乡下人再有钱，还是个乡巴佬，是臭鱼烂虾！”他说林小玲家里知道她跟一个乡下来的鱼贩子好上后，每天上下班都由她那位在县武术队的哥哥林国彪接送，绝不让于耕田有半点可乘之机。林小玲哥哥咬牙切齿地教训妹妹：“释放的国民党战犯政府都安排了工作，有城市户口，有工作证，有城市粮油供应证，乡下鱼贩子有什么？”林小玲的母亲解放前在县城“绣香楼”妓院当过伙食总管，她不胜感慨地对一家人说：“早知这丫头发神经病，还不如当初让她跟国民党特务一起去香港！”林小玲哥哥似乎有不同看法：“关键是国民党特务比我爸还大一岁。”于耕田说他上个星期天去过一次林家，买了四条带嘴子的“大前门”香烟、四瓶“古井贡酒”、四条高邮湖“白丝鱼”，还有四盒县城里最名贵的“荷花糕点”，于耕田毕恭毕敬地上门。可林小玲哥哥林国彪既不理睬，更不让座，他将手指扳得咯咯直响，挑衅性地将烟雾吐到于耕田的脸上：“你一个乡巴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打我妹妹的主意，你他妈要是不想缺胳膊少腿地多活几年，现在就给我滚！”我问林小玲什么态度，于耕田说她准备跟他一起私奔，我说奔哪儿去，于耕田很迷茫地说：“我也不知道往哪儿奔，家里的瘸子父亲、瞎子母亲怎么办？”
五一放假我回到乡下帮父亲翻盖厢房，于耕田5月2号突然回来了，他直奔我家，将我拉到屋后的竹林里，神情焦虑地对我说：“你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刘玉芬约出来！”我问：“约刘玉芬干吗？”他说：“请她去县城看电影。她要是不答应，我就跟林小玲私奔！”我说：“你这太荒唐了，总不能脚踩两只船吧！”于耕田将一条没送出去的大前门香烟塞到我手里，哀求说：“这辈子你帮我最后一个忙，好不好？”
傍晚，我借口到舅舅家借梯子，扛上梯子后，我对舅舅说：“我带了一条大前门香烟孝敬您，出门忘了带，让刘玉芬跟我去拿一下！”舅舅听了这话非常高兴，表扬我说：“外甥比儿子孝顺！”
我将表姐刘玉芬直接带到了我家屋后的竹林里，然后我悄悄地回家了。
于耕田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反正招呼没打一声，人就不见了，刘玉芬也没来我家拿香烟。晚上我给舅舅送烟过去，舅舅接过烟，很诧异：“不是说香烟找不见了吗？”我说：“是的，家里翻盖房子，很乱，后来在水缸后面找到了。”
舅舅接过烟乐颠颠地进屋向舅妈炫耀去了，我在舅舅家猪圈门口找到了正在摸黑喂猪的刘玉芬，我问她怎么不辞而别了，她声音幽怨地说：“都准备跟人家城里姑娘结婚了，还跑来约我看电影，存心欺负人。”
我能听到黑暗中刘玉芬急促的喘息声，她觉得于耕田是找了城里姑娘后故意来戏弄自己，我说：“只有我知道，于耕田这么多年之所以拼命挣钱，就是为了你不小看他，为了你能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刘玉芬说：“我不相信。这么多年，他从来都没找过我。他有钱尽管找城里姑娘好了，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不知道于耕田约刘玉芬看电影为什么要扯上城里姑娘林小玲，简直愚蠢透顶。回县城后，于耕田对我说，他本来是想告诉刘玉芬，他跟城里姑娘林小玲马上就能结婚，可如果刘玉芬愿意的话，他就放弃城里姑娘跟她相好。他提林小玲是想说明在他心目中，刘玉芬比城里姑娘还好，可刘玉芬不相信。我说我也不相信，于耕田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我自讨没趣，我想最后赌一把，可我还是赌输了！”
只有于耕田知道他跟林小玲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很荒诞，根本就不靠谱。林小玲喜欢刺激，而不是喜欢于耕田，家里反对她跟国民党特务结婚，她就找一个乡下的鱼贩子来激怒家人。当家人反对她跟于耕田结婚时，她先是答应跟他私奔。就在于耕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那段日子，西门郭小五子打群架用刀捅死了卖臭豆腐的尤老三，林小玲一兴奋，就在于耕田回乡下找刘玉芬摊牌的那天夜里，跟杀人犯郭小五子私奔了。
于耕田像一个来路不明的气球悬在半空中，没有根底，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自林小玲失踪后，于耕田就懒得去贩鱼了，整天在县城小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有一天，他喝醉酒骑摩托车将一个扫马路的环卫工人的一只胳膊撞断了，并且自己摔断了两条腿。
于耕田赔了环卫工人三千块钱，自己两次手术加上住院又花去一万多。出院后，于耕田元气大伤。我要请他喝酒压惊，他躺在出租屋那间没有温度的床上对我说：“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喝的是什么？”我说：“六十度的火烧刀子！”他说：“老鼠药。”
5
表姐刘玉芬的亲事是在于耕田第二次腿骨复位手术的那天定下的。躺在手术台上的于耕田，腿上少了一截骨头，心里死了两个女人。
老王庄的王阿婆很有成就感，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舅舅说：“县煤建公司正式工，叫周克武，拿工资，吃皇粮，还能买到平价煤。玉芬长这么标致，就该嫁到城里去享福。”
舅舅有些担忧地说：“可玉芬毕竟是乡下姑娘，人家哪能看得上呢？”
王阿婆吐出嘴里的瓜子壳：“人家说只要长得漂亮，不在意农村户口。玉芬的照片周克武已经看过了，人家相当满意，他说你们要是愿意的话，下个月就结婚。玉芬都二十三了，早该嫁了。”
我舅舅说，要是让玉芬高攀嫁个城里人，将来被瞧不起活受罪的话，女儿宁愿不嫁。王阿婆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如簧巧舌：“吃香的，喝辣的，不遭风雨日晒，受什么罪？再说了，周克武都三十一了，能娶上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当仙女供着还来不及呢。”
相亲的日子正逢五一放假，舅舅要我陪城里来的准女婿吃饭，说心里话，我不情愿，可拗不过舅舅，就过来了。一见到周克武，我头皮立即就麻了，这个卖煤球的皮肤虽然比煤球稍白一些，但腰身比煤球还要圆，错杂的黄牙咬住一根香烟，烟雾笼罩着一张僵硬而平庸的脸，混沌的眼睛里隐约闪烁着逼人的寒光，嘴上的一圈小胡子毫无来由地乱颤着，整个人看上去就应该是个打光棍的人。与于耕田的健康、结实、匀称、五官端正、机灵精明相比，周克武是不配坐在舅舅家上席喝酒的，他坐的位置应该是于耕田的。我真的不是故意腌臜周克武，他确实就是那样的造化。其实我舅舅一见到周克武，他的感觉比我更加糟糕。他在王阿婆云天雾地的渲染中，始终保持着沉默，我能感觉到舅舅见了周克武后内心的失望、矛盾、彷徨、犹豫以及掺杂其中的屈辱和痛苦，这个曾经吃过皇粮的农民，已经被土地和粮食压垮了腰杆和自信。
喝酒的时候，周克武的赌咒发誓让舅舅绷紧的心稍有缓解，他站起来端起一大盅白酒敬舅舅和舅妈：“你们放心好了，刘玉芬嫁到我家，我不把她当老婆，我把她当妹妹。”我当时就觉得这简直就是废话，你是来娶老婆的，又不是来娶妹妹的，可我舅舅、舅妈却被这空头支票感动了，舅妈声音猥琐地说着：“我家玉芬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你多担待一些！”周克武拍着胸脯说：“没事的，刘玉芬嫁到我家，吃喝玩乐随她。我妈说了，要是我敢对老婆动一个手指头，就把我剁碎了扔到高邮湖里喂鱼。”周克武很不负责任地承诺着，那一刻，这个在厨房里偷看过刘玉芬美貌的城里光棍连抢人的心都有。
舅舅在王阿婆步步紧逼的煽动下，心里很不踏实地收下了周克武的定亲彩礼，一套的确良衣裤、一块“宝石花”手表、两条“柳风”香烟、两瓶“槐阳大曲”，都是不需要开后门就能买到的，不过一百四十多块钱，算不上奢侈，舅舅不踏实的是周克武将来会不会兑现他的承诺。
作为从旧社会成长起来的舅舅，他不可避免地继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传统，父母认准了儿女的亲事，与其向儿女征求意见，不如说是向儿女宣布决定。刘玉芬在听了父亲的决定后，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那天周克武临走前，舅舅叫她跟周克武见一下，刘玉芬乖乖地从厨房走到堂屋跟周克武见面，她只用眼睛扫了不到半秒钟，心里就凉了一大截。而周克武却用贪婪的目光自上而下地反复过滤着刘玉芬的身体，并停留在身体的关键部位久久不愿离开。
周克武跟王阿婆走后，表姐刘玉芬把自己关进房里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舅妈发现刘玉芬眼睛红红的，以为女儿舍不得离开家，就安慰她说：“不要难过，女儿迟早是要嫁人的，你又不会去当尼姑，对吧？”刘玉芬没说话，她想跟舅舅谈谈，可站在舅舅的面前，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知道舅舅是不想让她日后受苦受累才答应了这门亲事，舅舅看着欲言又止的女儿，一下子全明白了：“你要是实在窝心的话，就把彩礼退了！”刘玉芬不知说什么好，她低着头，拎着一篮子青菜默默地走开了。
假期结束前的一天晚上，刘玉芬跑到我家找我，我问她怎么了，她扭捏了好半天，才说：“于耕田跟城里姑娘结婚了？”我说：“林小玲甩了于耕田，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刘玉芬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乡下人高攀城里人，真丢脸！”
我说你一直不答应跟于耕田看电影，他才一气之下跟林小玲谈起了不切实际的恋爱。刘玉芬沉默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来意：“于耕田要是答应我跟他一起卖鱼，我就答应跟他去看电影。”
回到城里已是晚上，我到荷叶巷于耕田的出租屋找到了他，酩酊大醉的于耕田抱着酒瓶倒在床上，昏黄灯光下的于耕田像一条死鱼。我把他从被窝里拖起来，把刘玉芬的意思说了好几遍，于耕田把酒瓶里最后一点酒全倒进喉咙里，僵硬着舌头说：“我是、是上岸就死的鱼，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吃下去死不了人，不吃、不吃谁也不稀罕这份营养。你告诉刘玉芬，我是条死鱼，卖不掉！”
我想等于耕田清醒的时候再跟他好好说说，可连续好几个星期，要么找不到他，即使找到他也是醉醺醺的。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回乡下看望父母，母亲说，这段日子，刘玉芬每个星期天都要过来找我，问她什么事，也不说，我叫母亲不要问，话还没说完，刘玉芬就进来了。母亲走开后，刘玉芬也许从我冷静的脸上已经找到了答案，所以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快五个星期了，你都没回来！”我把早考虑好的话告诉刘玉芬：“于耕田到此为止。”
又一个月后，刘玉芬跟县煤建公司的工人周克武结婚了。婚宴上，当我看到天生丽质的表姐刘玉芬被粗俗丑陋的周克武搂在怀里四处敬酒时，我的心里像有无数的蛆在爬行。
刘玉芬结婚后的第三天，也许是第四天，于耕田找到我的办公室，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米黄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看上去神清气爽，他给我点了一支烟：“还是你说得对，再喝下去，我就废了。酒戒了，西市口菜场的鱼档租好了，我准备跟刘玉芬一起卖鱼！”
我告诉于耕田，刘玉芬已经结婚了，三天前刚嫁到城里，家就安在县白塔河码头边县煤建公司的院子里。
于耕田一下子傻了眼，他回不过神来，呆呆地看着我，嘴里反复叨唠着：“不可能，不可能！”
我说中午请他喝酒，他摇了摇头，然后转身一个人默默地走了。
那段日子，我忙着绘制县法院办公楼的施工图纸，一个星期忙完后，我去荷叶巷找于耕田，房东说他已经退房走了。我到菜市场去找，市场管理处说于耕田租了一个鱼档，五十块钱定金都付过了，可等他来办手续，人却不见了。
我有些担心起来，连夜回乡下找到于耕田家，于耕田瘸子父亲说儿子前些天晚上回过一趟家，丢下两百块钱，说他要去很远的地方做大买卖，一时回不来，每年他会寄钱回家，让父母不要担心。
我对于耕田很有意见，离开县城至少要跟我说一声，他跟刘玉芬没走到一起又不是我造成的，我为他们穿针引线做过那么多辛苦而徒劳的努力。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我收到了于耕田从深圳寄来的一封信，他先是对不辞而别表示道歉，又解释说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无心跟任何人打招呼，来到特区半年后，他才发现，他不属于县城，那地方太小了。
我想给他回封信，发现来信没留地址。
6
表姐夫周克武平时还是挺好的，酒喝多了才会打老婆。而他一个月里酒没喝多的日子只有四五天，跟一个月的礼拜天天数大致相等，所以表姐刘玉芬不挨打的日子相当于礼拜天放假。我第一次在街上遇到买菜回家的刘玉芬，问她脖子上怎么青紫了一大块，她支吾着说：“晚上摸黑收衣服时被院子里的铁栏杆撞的。”那时候她结婚还不到半个月，我看不出她脸上有半点新婚的甜蜜，倒是一种难以掩饰的幽怨和落寞非常明确地暴露在早晨的阳光下，我对她说：“于耕田不在县城了。”她没接我的话，却说：“你要是有脏衣服，送过来我帮你洗！”
大约是年底的时候，我们建设局肖局长在马坝乡大桥工地现场扭伤了脚，我去县医院看望局长，发现表姐刘玉芬也在住院，她的腿被丈夫周克武打成了骨裂。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腿上缠着绑带，一见了我，就像见到了家里的亲人，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我看到她身体能动弹的部分在抽搐、痉挛。
我坐到病床边，掖好被抖乱的被子，看着孤立无助的表姐，血直往脑门上冲：“你不说，我也知道怎么回事。只要你点个头，我现在就去把那个王八蛋给宰了！”
刘玉芬一把拽住我的袖子：“求你了，别去！你打不过他。”
刘玉芬终于承认自己从新婚蜜月起一直是在周克武的家庭暴力中度过的。周克武每天中午、晚上要喝两顿酒，三杯酒下肚，不打老婆就全身难受，就不能往下喝，打老婆是他下酒的另一道菜。
周克武打老婆不需要理由，抬手就是一巴掌，常用语是：“你他妈的乡巴佬，晚上在床上好好把老子伺候舒服了，听到没有？”刘玉芬一开始不接话，周克武抓起桌上的盘子就往刘玉芬的头上倒扣下去：“你他妈的听到没有，老子是看得起你，才叫你这个乡下丫头来伺候老子的。”刘玉芬抱着被砸出血的头蹲了下去，点点头。周克武又飞起一脚踹过去：“你他妈哑巴了，说话，听到没有？”刘玉芬被踹倒在地，她声音低低地说：“听到了。”周克武走过来揪着刘玉芬的头发，像拎一捆稻草一样地将她拎站起来：“声音大点，听到没有？”刘玉芬提高声音说：“听到了！”然后她接着去锅台上给他炒菜。
刘玉芬这次腿被打成骨裂，是有原因的。三天前的中午，刘玉芬炒花生米火候没把握好，炒出了些许焦煳味，周克武抓了一把塞进嘴里，没嚼几口，就将满嘴的花生米碎末吐到刘玉芬的脸上：“你这个乡下活猪，眼睛瞎了，连个花生米都炒不好。”刘玉芬抹着脸上的花生残渣，壮着胆子头一次回了句嘴：“你们煤球质量不好，土没掺匀，一会儿火大，一会儿火小。”其实刘玉芬刚说完就后悔了，她望着手里抓着酒瓶的周克武，腿筛糠似的颤抖着。周克武抬起被酒精膨胀起来的脑袋，目光在斑驳的墙壁上扫射了几个来回，最终停留在砖地上，挂在墙上的擀面杖掉到了地上。周克武冷静地对刘玉芬说：“把擀面杖捡起来！”刘玉芬小心地捡起擀面杖像捡起一颗地雷，她不知所措地望着周克武，周克武依然冷静地伸出手说：“捡起来就送过来呀！”刘玉芬瑟瑟发抖地将擀面杖送到周克武的手上，周克武接过擀面杖，抡起来猛地劈向刘玉芬的腿：“我叫你顶嘴！”刘玉芬一声惨叫，跌坐在蚂蚁乱爬的砖地上。擀面杖断了，刘玉芬的腿骨裂了。
我突然觉得周克武打的不是刘玉芬，而是我，是我们所有的乡下人。听了刘玉芬的哭诉，我真想一刀宰了他，可我不会跟这种人动刀子，但我必须要严正警告周克武，如果再对表姐动粗，就对他不客气了。怎么个不客气？直到我站在周克武煤建公司宿舍门口时，也没想清楚。周克武见我来了，满脸堆笑，连忙递烟：“兄弟你来得真不凑巧，刘玉芬住院了，我马上要过去给她买饭，今天不能陪你喝酒了，改天过来，我俩一人一瓶对吹，怎么样？”
我心冷冷的目光逼视着周克武：“我表姐是怎么住院的？”
周克武讨好地给我点上火：“酒喝多了，失手打的。我不骗你，平时很少失手。”
我将点着的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用脚旋转着踩得粉碎：“周克武，你信不信？我只要使个眼色，三个表弟就会失手把你捆起来扔到高邮湖里喂鱼。”
周克武抹着脸上的虚汗，点头哈腰地说：“我信，我信。下次再也不敢乱来了。”
表姐刘玉芬出院后想回一趟娘家，周克武给了她八毛钱做路费，刘玉芬尝试着说：“我爸爸风湿病犯了，我想买些糕点带回去！”周克武不耐烦地摆摆手：“来回车费三毛，剩下的五毛钱买些烧饼、油条，每人都有份。我养着你这个吃闲饭的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我不能养你全家。”刘玉芬不敢多说，她躲进房里抹了一把眼泪，跑到我单位来找我借钱，我问借多少，她说借一块钱。
刘玉芬回娘家花五毛钱买了十只烧饼、油条，还有一块钱的桃酥，桃酥八分钱一块，共十二块，油纸一包，体面而阔绰，舅舅手里攥着桃酥就像攥住了女儿城里的幸福生活，刚吃了一口桃酥，腿脚顿时轻松，举步行云流水。舅妈和表弟们吃着城里的烧饼油条，都说太香了，表弟们说姐姐下次回来一定要多带一些。刘玉芬轻松爽快地答应着：“好的，下次给你们一人带十块。”
吃晚饭的时候，舅舅看到刘玉芬不经意间停下手中的筷子发愣，他心里有些发毛：“玉芬，你怎么了？”刘玉芬突然一惊，回过神来：“爸，我没怎么呀！”在那个晚上，也只有舅舅似乎感觉到了某些看不见的疼痛在欢声笑语的背后发作。表姐刘玉芬一句没提及她婚后的城里生活和周克武对她的宠爱有加，没提意味着不能提、不敢提或不值一提。
第二年春天，舅舅到县城找到我，叫我给他帮帮忙，我说我一个普通的小技术员能帮上什么忙，他说县里要卖一批城镇户口给乡下人，交八千块钱就可以“农转非”：“给你表姐买一个城里户口，她就是正宗的城里人了。”虽说周克武在舅舅面前拍胸脯说要把刘玉芬当着大小姐供着，但舅舅心里还是没底，他觉得刘玉芬没有城里户口，就相当于欠了周家一笔巨债，玉芬的城镇户口一解决，债就两清了，玉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周家的媳妇了。
我每月工资四十二，每个月咬着牙存十五块，工作了三四年，存款才四百九十块钱，要到下个月才能凑齐五百。舅舅说：“那就借四百吧！等你一结婚，立即还你！你怎么还没谈到对象？”我把四百块钱交到舅舅手里：“我不想找城里姑娘。”
舅舅拿了钱就匆匆走了，临走前他对我说，这次来县城没去刘玉芬家，不要跟刘玉芬说这事，我说，好。我问舅舅八千块钱有没有凑够，他说没有，眼下种责任田只能保证饿不死人，苛捐杂税太多，舅舅一家五个劳力，种了五年，积蓄还不到一千五百块钱，人均年收入不到六十块钱，相当于每月五块钱，每天一毛六分七厘。舅舅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丝毫曾在城里生活过的痕迹，他黝黑的脸膛和粗糙的双手注解着什么叫农民。舅舅说：“万般皆下品，农人品下品。玉芬买户口的钱所有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还是不够，至少还要借两三千块的高利贷，二分息。”
夏天的时候，舅舅背着八千块钱来县公安局买户口，公安局对舅舅说，这一期五十个名额已经卖完了，下一批要等到秋天了。
秋天最后的日子里，表姐刘玉芬的城里户口终于买到了，舅舅把城里的户口本和城镇粮油供应本送到刘玉芬手里时，父女俩百感交集，刘玉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舅舅给女儿打气说：“从今往后，你就是铁板钉钉的城里人了。”
中午，周克武下班回家见到老丈人来了，特地又到街上买了两只卤猪蹄子，桌上坐定，撬开酒瓶，倒上酒。周克武塞了一只猪蹄给舅舅，自己抓着一只，你来我往地就喝上了。舅舅见卤猪蹄没有刘玉芬的，心里就有些不快，他喝酒只吃花生米，没啃猪蹄。周克武热情地说：“啃呀，这猪蹄很贵很好吃的！”舅舅说：“留给玉芬吃。”喝了酒的周克武说：“她又不干活，吃猪蹄干吗！”
借着酒劲的舅舅火了：“她怎么没干活了？烧饭做家务不是干活吗？玉芬城里户口本、粮油供应本都有了，她也是城里人。人跟人一律平等！”
周克武笑嘻嘻地侧过身子，搂住舅舅的脖子说：“有城里户口，没有城里的正式工作。你那破本子没用的，还不如把钱拿来换酒喝。”
屋外秋天的阳光很明亮，县煤建公司的院子里落满了太多的煤灰，地面上一片黑暗，阳光照上去，更黑了。
7
我舅舅借的六千多块钱整整用了二十多年才还清。
乡下的三提五统以及后来的农业税比田里的庄稼长得还要快，比夏天的雷电劈得还要狠，一些农民交不起苛捐杂税被拖走了家里的牲口、粮食，还有一些农民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举家逃亡。我舅舅一家都是劳力，每年交完各种赋税，还让三个儿子陆续娶上了媳妇，算是相当不错的家庭了，不断地娶媳妇和不断地翻盖房子要花很多钱，所以就拿不出更多的钱还债。从于耕田瘸子父亲那里借的两千块钱高利贷每年要付四百块利息，还的时间最长。因为只有于耕田父亲不催着还钱，老两口靠高利贷利息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放高利贷的钱都是于耕田寄回来的。
舅舅对我说，买户口欠下的债每年至少要还六百块，不然到他下辈子也还不完，可三个儿子对还债的态度很消极，他们本来就对舅舅偏心女儿不满，还要让他们挥汗如雨地从土里抠出铜钱来为姐姐在城里享清福埋单，所以他们一结婚就让媳妇跳出来闹分家，分家后财务一独立，舅舅借的债就不买账了，舅舅也不好多说，因为三个儿子结婚，刘玉芬没拿过一分钱，等到老三结婚分家后，舅舅还有四千多块钱的债务没还，包括两千块钱的高利贷。这时候，我舅舅已经年近六十岁了，在城里，已是人们退休的年纪，舅舅到离家五里外的一个窑厂掼砖坯，掼一块砖三厘钱，一天掼五百块砖坯，能挣一块五，一个月四十五块，要是在窑厂烧饭，只能挣二十二块钱。露天掼砖坯是高强度体力活，三个月后，舅舅终于累倒了，花去三十多块钱，吃了四十多剂中药，人才活过来。舅舅不能出去干活了，他只好和舅妈种着自己的两亩责任田，又养了两百多只鸭子，每年卖鸭子能还上五百多块钱的债。我舅舅在午秋两季后的田头，在十里八乡的池塘边、河滩上放鸭，那些成群结队的鸭子就是他的队伍，就是他的希望，鸭子们为舅舅还债而义无反顾地走向菜市场，走向城里人的餐桌和锋利的牙齿，每每想起这些杀身成仁的鸭子，舅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禁不住暗自落泪。
舅舅牙疼进过一次城，疼得米水不进。进城后的舅舅没先去医院看牙，而是先去了煤建公司宿舍看女儿。刘玉芬正忙着中午周克武下酒的菜，见了父亲就热情挽留父亲中午在这吃饭。舅舅见刘玉芬脸上肿了一大块，眼睛是铁青色的，就捂着疼痛的牙齿指着刘玉芬的脸：“是他打的？”刘玉芬连忙辩解说：“不是，下雨天买菜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摔的。”舅舅捂着牙责怪说：“你就不能小心些。”他本来是想让女儿陪他一起去看牙的，见女儿脸摔伤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舅舅找我陪他去医院，我说行。走在大街上，我舅舅这个当年县城里的主人，如今像是一个非法入侵者一样充满了惊慌和不安，他怕牙科医生对乡下人态度不好，才要找一个城里人陪着的。我给舅舅交了三毛钱挂号费，舅舅当即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还我，我说：“等看完了再说，还要买药呢。”
县医院那位戴眼镜的牙科医生很好奇地看着我舅舅：“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是不是当年在镇反办工作过？住在城西铜锣巷？”舅舅捂着嘴巴，拼命地摇着头，牙科医生说：“太像了，我父亲是镇反时被枪毙的，贴布告到县政府大门口的那个人跟你太像了，当时我在场，记得非常清楚！”舅舅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表明他与城里的生活和县城的历史毫不相干。我对牙科医生说：“我舅舅是乡下一个农民，县政府大门朝哪儿开他都不知道。大夫，我舅舅的牙怎么办？”
大夫说：“龋齿已经蛀空了，不好补了，只有换一颗假牙。”我问：“换一颗牙要多少钱？”大夫说：“烤瓷的，十八块！”我说：“那就换一颗吧！”一直不说话的舅舅终于忍着疼痛开口了：“太贵了，我不换！”大夫说：“那只好拔掉了！”我说：“不行，换一颗！钱我来付。”舅舅生气地把我推到一边，对大夫说了两个字：“拔掉！”
舅舅拔牙后，开了些止疼药就回去了。已是中午时分，我要他跟我一起去单位食堂吃饭。舅舅说：“牙疼不想吃饭。”临走前，他对我说，“那么多债都没还。嘴里几十颗牙呢，留那么多没用。”
此后的几年里，我舅舅为了省钱还债，拔掉了嘴里的六颗牙齿。
表姐刘玉芬并不知道舅舅拔掉了六颗牙齿，她是从舅舅说话关不住风的破绽里发现父亲嘴里的牙齿漏洞百出。她说：“爸，你怎么少了这么多牙齿？”舅舅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老了，牙口不好，都这样。”刘玉芬从饼干桶里摸出几块饼干塞给舅舅：“饼干能嚼动的，拿着吃吧！”舅舅这次进城是来榨油的，自从上回被周克武呛了个鼻青脸肿后，他就不想跟这个女婿一起吃饭了，所以他每次进城总是看一下女儿，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
刘玉芬结婚的第三年生下儿子周洋，生儿子后的那半年里，刘玉芬不仅没挨打，还真的被周克武当着大小姐供了起来，周克武不喝酒，不让刘玉芬洗菜淘米，还跳到河里摸鲜鱼回来汆鱼汤给刘玉芬催奶，他把鱼汤端到床头送给刘玉芬喝，自己抱起儿子亲个没完，他望着刘玉芬脸上恢复了红晕，眼睛直勾勾的：“妈的，我们煤建公司谁有我这福气，老婆长得比豆腐还嫩，真的，你比刘晓庆不差。还给我弄出了这么个儿子。”周克武像小孩子一样，抱着儿子在低矮的平房里上蹿下跳，完全变了一个人。刘玉芬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包围着，她没想到好日子来得这么快，所以，还在月子里，她就尽心尽意地满足着周克武贪婪的**，极尽温柔和体贴。
好日子像做梦一样短暂。靠周克武每月三十八块钱工资是养不活老婆孩子的，所以儿子周洋出生后他一激动，先是戒了酒，省下了酒钱；接着自己跳河里摸鱼，用鱼汤替代鸡汤催奶，省下了营养费。半年后，刘玉芬的奶水不够，小孩要吃奶粉，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煤建公司巡逻的执勤队在加工车间当场活捉了一个偷煤球的贼，执勤队将小偷按倒在地，队长用皮鞋踩住小偷的脑袋，其他几个人又踹了几脚，等到小偷不动了，他们才把手电筒的灯光对准小偷沾满煤灰和血污的脸，仔细一辨认，所有人都傻了：“这不是周克武吗？”
周克武偷煤球不是生了儿子后日子紧巴才动的歪点子，他在没娶刘玉芬之前就开始偷煤球了。周克武在单位号称抽烟喝酒无敌手，三十几块钱工资没到月底就光了，没钱的时候他就在夜深人静时潜入煤球加工车间，偷上两口袋，再偷偷地卖给街上烤烧饼、做卤菜的小摊贩，花完了，再去偷，很方便，也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进入车间偷煤球就像进入自家厨房里拿水瓢一样，从容不迫。儿子出生后，周克武虽暂停了喝酒，但买奶粉的钱太多，经济危机加剧，他出手的频率过快，引起了公司的注意，最终东窗事发。
其实，周克武三十出头了都没娶上媳妇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他粗俗的长相，他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父亲周天虎，解放前是白塔河码头的地痞流氓，做过妓院打手、码头鱼霸，靠敲竹杠、强买强卖为生，解放前夕被另一黑帮砍断一条腿后，就改以偷鸡摸狗为业。周天虎的老婆是他跟码头上的一个鱼贩子赌钱时赢来的。鱼贩子说：“再输我把女人抵押给你。”后半夜的时候，周天虎就赢回了一个女人。解放后，一无所有且少一条腿的周天虎被政府定为城市平民，属无产阶级，安置在县煤建公司成了国家正式职工，赢来的女人为他生了个儿子，周天虎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完成其父未竟的刀光剑影之事业，取名周克武。新社会哪容得了打手和恶霸？所以周克武虽粗壮威猛，但在作恶的道路上无所作为。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社会上鬼混，角色也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城里人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人呢？那就是乡下人的儿子永远是乡巴佬，只能在乡下种田；而城里人的儿子不仅可以继承城里人的身份，还可以顶替老子获得一个正式的铁饭碗。这是血统分类后的强制性身份认证。周克武在他老子五十二岁那年，结束了东游西逛的浪荡生涯，顶替父亲周天虎的岗位，成了县煤建公司的国家正式职工，周克武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铁饭碗搂到了怀里，这只铁饭碗可以把乡下所有美女都装进去，像装进去了一道特色菜，供他任意品尝玩味。然而周家的风水早就坏了，提前退休的周天虎被儿子顶掉了性命，他在周克武上班两年后的一个秋天的夜里死于一次强奸未遂的案子中，周天虎蹿入河西巷准备强奸何老六家傻女儿时被何家人逮了个现行，何家人用麻绳将周天虎捆扎结实后扔到了白塔河里。周克武母亲在周天虎死后，脑子出了问题，过了一段日子，就疯了。煤建公司的院子里好几年都没见着周克武母亲的人影，有人说她回东北老家了，也有人说她死了。反正不见了，周克武对母亲消失的态度是，活着我认，死了我也没办法。周克武和刘玉芬现在住的三间平房就是当年父母留下的。
周克武被执勤队抓了后，交代了自己偷煤球已有八个年头，偷了多少，他也记不清了。煤建公司上下很头疼，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把周克武交给公安机关，也有少数人的意见是周克武一坐牢，家里怎么办？小孩刚出生，老婆是乡下的，又没工作，是不是给他个“开除留用，以观后效”？煤建公司党委书记杨石拍响了桌子：“不将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送进牢里，公司永远树不了正气！”
就在公司党委决定第二天将周克武移交公安机关的前一天晚上，周克武叫刘玉芬跟他一起去杨石书记家求情，刘玉芬不想去，她说：“脸都丢尽了，还怎么求情？”刘玉芬自从知道周克武偷煤后，又羞又气，一连几天都不敢出门，她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周克武偷煤的同伙，偷煤这么久，她能不知道？就是跳进高邮湖也洗不清自己。
周克武很不耐烦地说：“抱上周洋，现在就去，我们一家三口给杨书记跪下，求他不要送我去坐牢！”刘玉芬身子没动，她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儿子：“要是杨书记不答应呢？”周克武吐掉了嘴里的烟头，从怀里抽出一把雪亮的杀猪刀：“要是不答应，我就把他一家全杀了。我爸当年在码头上混的时候，杀人跟杀鱼一样轻松，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刘玉芬被周克武的歇斯底里吓傻了，所以说出来的话就没经过大脑过滤：“我不去，我又没偷煤，我不想给杨书记下跪，要跪你一个人去跪。”
歇了半年没打老婆的周克武驾轻就熟地将刘玉芬拎起来，甩手两巴掌狠狠地抽在刘玉芬的脸上：“我他妈的不娶你这个乡巴佬，我用得着吃那么大的苦头去偷煤球吗？你吃我的、喝我的，还敢跟我犟嘴。”周克武将刀顶在刘玉芬的脖子上，“我他妈先把你宰了，然后再把儿子宰了，你看我敢不敢？”
刘玉芬真怕儿子被他一刀捅了，她连忙哭着答应：“我去，我都答应你还不行吗？”
杨书记家就住在煤建公司宿舍大院的东南角，周克武拖家带口敲开杨书记家门的时候，杨书记愣住了，他问周克武：“你这是干什么？”
周克武和怀里抱着孩子的刘玉芬一家三口扑通跪在杨书记面前，刘玉芬按着周克武导演的台词，哭诉着：“杨书记，都是我的错，我要不是一个乡下吃闲饭的女人，我要不是没有工作，周克武就不会犯错误。杨书记，是我叫周克武去偷的，你就把我抓去坐牢吧！周克武坐牢没工资了，小孩就要饿死的。杨书记，求求你了！”刘玉芬声泪俱下，号啕大哭。
怀里的儿子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母女俩的哭声高低错落，相互呼应。
杨书记拉起跪着的一家三口，很怀疑地问刘玉芬：“是你叫周克武去偷的？”
刘玉芬抹着眼泪拼命地点着头。
周克武大声说：“杨书记问你话呢，你说呀！”
刘玉芬对杨书记说：“是我逼着周克武去偷的，我愿意去坐牢。”
杨书记退休在家的妻子数落着刘玉芬说：“你们乡下来的女人，要懂城里的规矩，不能见了东西就想拿，更不能逼自己的男人去拿。不是拿，是偷。”
刘玉芬含着泪拼命点着头。
杨书记妻子说周克武的女人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你就放她一马算了，要是让她坐牢，小孩怎么办？这小孩怪可怜的。杨书记终于答应明天不移交公安机关了，但内部怎么处理，公司党委还要开会研究。周克武、刘玉芬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杨石对妻子说了一句：“他今天说是老婆逼他去偷的，明天会说是六个月大的儿子用刀逼他去偷的。一个单位遇到周克武这样的职工，全单位的人上辈子都作了孽。”
走出杨书记家的门，刘玉芬像发了疯似的拽住周克武的袖口，声嘶力竭地号哭着：“周克武，你拿刀杀了我吧，我求求你了，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
8
周克武没有被移交公安机关，刘玉芬当然也没去坐牢。公司给周克武处分的初步意见是“留职察看一年，退还偷盗的煤球款一千八百六十块钱”，周克武听说后，提着杀猪刀冲进公司党委办公室，正在开会的杨书记等党委班子成员看到周克武要行凶，迅速起身抱起屁股下坐着的木椅当盾牌，他们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只有一把手杨书记比别人要镇静得多，他大声呵斥着：“周克武，你想干什么！”周克武扬起杀猪刀：“我没钱赔，一分都没有！”杨书记声色俱厉：“周克武，我正告你，你要是敢行凶，就不是赔钱了，而是赔命！”闻讯赶来的职工都在劝周克武不能用刀捅领导，周克武将杀猪刀对准自己的胸口：“我没钱，我捅我自己还不行吗！”就在周克武往自己身上捅的一刹那，站在周克武身后的几个同事猛扑上去，将他按倒在地，夺下了杀猪刀。
此后的周克武照常上班，不仅没有退赔赃款，就连留职察看的处分也没下发。
反正偷的是国家的煤球，又不是哪个私人家厨房里的煤，犯不着为了挽回一百吨煤球的损失而丢了一条人命、毁了一个家庭，这么一说，党委会的意见迅速达成一致，周克武偷盗的事以后再说。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周克武虽没去坐牢，但再也不敢偷煤球了，家里的日子眼见着就撑不下去了，儿子周洋由奶粉改吃米糊，孩子极度抗拒，不吃不喝，跟娘老子玩起了绝食，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嗷嗷直叫，刘玉芬急得在一旁落泪，正在喝酒的周克武借着酒劲一脚踹倒刘玉芬：“你他妈哭丧呀，老子喝酒都喝不安。”
偷煤球被抓让周克武丢尽了脸面，心烦意乱中恢复喝酒，而且喝得变本加厉，只要喝得醉醺醺地上班，别人怎么议论他，都像耳旁风，听不见，也听不进。喝多了酒的周克武晚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刘玉芬在床上为他服务，他在街上录像放映厅里看过好多黄色录像，看完后回家就逼着刘玉芬按黄色录像的镜头和姿势伺候自己，刘玉芬没看过黄色录像，加上心理上的抗拒，所以很难做得尽如周克武的意，每当此时，周克武就会骂刘玉芬：“你这头蠢猪，跟你讲了多少遍了？你还不会，重来！”刘玉芬恶心地从头再来，直到把周克武伺候得像一头死猪一样沉沉睡去。那时候，坐在黑暗中的刘玉芬望着窗外稠密的黑暗，她想到了死，可自己死后儿子怎么办呢？还有乡下的父母，他们在等待着女儿在城里幸福生活的喜报，而不是跳湖自杀的死讯。刘玉芬搂着儿子在周克武醉生梦死的鼾声中哭了整整一夜。天亮了，窗外黎明的曙光，对于刘玉芬来说，是另一种颜色的黑暗。
家里眼见着揭不开锅了，刘玉芬准备去菜市场卖鱼，挣些钱贴补家用。那么多小买卖可以做，刘玉芬为什么要去卖鱼？是卖鱼赚钱容易，还是出于对于耕田的怀念？只有刘玉芬自己心里最清楚。当周克武听说刘玉芬要去卖鱼时，抄起空酒瓶就砸了过来，他砸刘玉芬就像小孩子投飞镖一样随意而轻松。刘玉芬头一偏，躲过酒瓶，嘴里争辩着：“钱都被你喝酒喝光了，买米的钱都没有，不去卖鱼，日子怎么过？”周克武吐出嘴里的烟头：“我他妈堂堂国家正式职工，你这下三烂居然要去菜场卖鱼，我的脸往哪搁？”刘玉芬想说：“你还有脸吗？”心里虽这么想，但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说。
刘玉芬跑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在县城建局只是一个小技术员，无权无势，到哪儿去帮她找体面的工作？可我知道，这份工作对刘玉芬来说不只是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意味着她在自食其力后瓦解自己所遭遇的家庭暴力。我说：“你别急，让我想想办法！”她极其谦卑地向我表示了感激：“给你添麻烦了！”
自从上次我跟周克武正面交锋后，已经两年多没跟他们来往了，一是我对他们糟糕的婚姻无比绝望；其次是我自己的恋爱婚姻也陷入了死局，所以这两年我很少回乡下，也很少跟外界接触。我那在国民党“总统府”做过木匠活的父亲对我非常恼火，说我书读上去了，见识却降下来了。原因是我不愿跟城里姑娘恋爱结婚，而全县乡下女孩能考上大中专的，比上吊自杀的还要少，几乎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一次单位同事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个护校毕业的县医院护士，那个刚刚接触了城里脂粉和霓虹灯的乡下女孩对我说：“我好不容易从乡下考进城，还要我再找个乡下婆家，这太荒唐了。介绍人真不负责任，要是知道你是乡下的，我今天根本就不会来跟你见面。”还没等小护士说完，我抢在她前面拂袖而去。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刘玉芬虽神情有些憔悴，但脸上、脖子上、手上都没有伤，我以为刘玉芬生了儿子后，周克武对他改变了态度，就有些自以为是地说：“看来，两年前我警告周克武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刘玉芬平静地说：“他现在往我肚子上踹，往腿上踢。”刘玉芬平静得像是说别人的事，或是说传说中的事。我被她的平静深深地刺伤了，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周克武不得好死！”
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到新建的县缫丝厂上班，从事的是蚕茧抽丝工作。月工资二十八块钱，厂长说逢年过节还会发一些面条、糖果、月饼、毛巾、卫生纸之类的福利。新建的县缫丝厂是把本地的蚕茧加工成蚕丝后卖往江浙沪的丝织厂，我参加了工厂的厂房施工图纸的绘制，在工地上待了三个多月，从县计委派来的厂长张春雷随时要改变施工方案，我就随时配合他篡改专家的设计图纸，工厂建成后他对我相当满意，投产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缫丝厂都是女工，一百多号，拣漂亮的挑，想挑谁就挑谁。谁要是不从，我就把她给开了！”
我没挑女工做老婆，而是把表姐刘玉芬介绍到工厂去做女工。
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煤建公司是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刘玉芬虽买了城里户口，但其父母不是城镇居民，所以不能享受照顾，不能取得集体所有制身份，刘玉芬的正式身份是缫丝厂的临时工，那时候全社会各阶层的划分相当严格，其等级序列为国家高干、国家干部、以工代干、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临时工。在职工身份的等级中，像周克武这样的全民职工叫“铁饭碗”，大集体职工叫“瓷饭碗”，而刘玉芬这样的临时工叫“泥饭碗”，泥饭碗不享受公费医疗，不享受退休待遇，不享受入党、提拔、参观、培训等一切政治待遇，跟种田的农民一样，不享受社会主义的任何优越性。尽管这样，刘玉芬还是显示出了过分的激动，她当上了工人，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工资，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了。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后，刘玉芬非要请我星期天到她家吃饭，我说不用了，没想到周末晚上刘玉芬跟周克武夫妻俩一起找到我的宿舍，周克武给我点上烟，喘着粗气说：“怎么，看不起我们两口子？请你吃一顿饭就那么难。”
星期天我去了煤建公司宿舍，刘玉芬和周克武夫妻俩齐心协力地做了十几道菜，还上了一瓶“琅琊特曲”，两口子共同举杯给我敬酒，说了许多言过其实的感谢话，周克武把一杯白酒倒进喉咙里后，情绪夸张地说：“刘玉芬虽说是个临时工，可缫丝厂好歹也是堂堂的国有工厂，煤建公司的这帮龟孙子现在见了我就给我点烟，说我老婆又漂亮，又当上了工人，没人能跟我比。我的老婆怎么能去卖鱼呢？”
煤建公司的人都知道缫丝厂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招进去的全是看病能报销、退休有工资的工人，所以他们对周克武的头绪大、路子宽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嫉妒，周克武故意不说明刘玉芬是临时工，他装聋作哑，将错就错地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心里比喝了好酒还要舒服，从他记事起，他从来就没听人表扬过自己一句，连一个字都没有。所以，周克武那么热情地要请我吃饭，很大程度上是他被一种假象的荣耀陶醉了。
那天酒喝得特别尽兴，我甚至觉得周克武并没有那么可憎，一个城市的小瘪三，守着一个美丽贤淑的媳妇，既没有社会角色的优越感，也没有家庭角色的自信心，借酒壮胆，借酒发疯，他只有靠打老婆这种外强中干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个大男人，一个十足的可怜虫。我问他表姐刘玉芬上班后，孩子怎么办？他匆忙咽下还没嚼碎的鸡肉，指着桌子边坐在竹篓子里啃苹果的孩子说：“把周洋往篓子里一塞，带到公司跟我一起上班，一上午发一块饼干，小东西动都不动一下！”我说：“你带孩子上班，公司怎么会同意呢？”周克武将酒杯往桌上一掼，豪情万丈地吹了起来：“上次我把杀猪刀往外一抽，公司领导一个个吓得尿裤子。谁他妈敢管我，我就把他的血当自来水放了。”刘玉芬神色紧张地拿走酒瓶，岔开话题对我说：“别听他的，酒喝多了”。
在庆祝缫丝厂投产一周年的庆功酒宴上，我与张春雷厂长碰杯时，张厂长问我：“老婆找到没有？那么多女工，你一个没看上？”我说：“我表姐工作的事，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再到你厂里来选美，那无异于给你捣乱。”张厂长说：“我就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厂的缫丝女工，可我们是缫丝厂，不是电影厂。”他突然转了话头，“你那个表姐怎么样？到现在我连人都没见过，哪天你让她到我办公室去一下，要是合适的话，调到厂办来工作。”我说：“恐怕不合适，她是临时工。”
当天晚上，我就去煤建公司宿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刘玉芬，她很为难地说：“能有一份工作，拿一份工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调工作，也不想见厂长。”
周克武有些沉不住气了：“兄弟为你的事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你还不知好歹，蚕茧抽丝整天泡在水里，把手都泡烂了，你明天就去见厂长，听到了没有？”
刘玉芬面对周克武这样的责问，她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痉挛，所以她的回答几乎是本能性的：“听到了！”
9
刘玉芬走进张春雷办公室的时候，步子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低着头，声音比脚步更轻：“张厂长，我来了！”
张春雷第一眼看到二十七岁的刘玉芬时，手中拿着的香烟掉到了桌上的生产报表上，浑然不觉。他没想到，缫丝厂居然还有这么美丽惊艳的女工，刘玉芬不着脂粉，天生丽质，高挑匀称，温婉清秀，眼睛里弥漫着迷人的迷惘，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张春雷觉得刘玉芬不仅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工厂里，就连出现在这座县城也是不应该的。他对刘玉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你做蚕茧抽丝的活，太委屈你了！”香烟烧着了桌上的报表，闻到焦煳味的张厂长连忙按灭了香烟。
当天下午，刘玉芬就被调到厂部上班了。
县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临时工不到十人，主要是打扫厕所、清扫厂区、运送废料、夜班看仓库之类，刘玉芬在蚕茧抽丝车间做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她和另外几名临时工把泡在池子里的蚕茧用手工剥开，再送到机器抽丝的工作平台上。她在厂里的地位就相当于生产过程中残次品或下脚料，没人注意过，刘玉芬每天埋头干活，没时间也没足够的自信跟城里的女工交朋友和套近乎，她的全部目标就是一月的二十八块钱工资，这笔钱可以解决她家大半个月的伙食，直到刘玉芬调到厂部办公室，她的名字才在全厂传开并在厂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有来头的女工直接到厂办找张春雷厂长论理：“我们这么多正式工你不调，偏要调一个临时工到厂部？”张春雷厂长点上一支烟，漫不经心地对她们说：“回去好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你们有刘玉芬长得漂亮吗？”一位丈夫在县政府开小车的女工曾经搭过副县长的车，算是见过大人物的，她不怕厂长：“厂部是调人，还是选美？这里是社会主义工厂，不是资本主义的舞厅。”张春雷一拍桌子：“居然给我上起课来了，滚一边去！”
女工们愤愤不平地在私下议论，刘玉芬一个临时工凭什么坐办公室，敢作敢当的张春雷旗帜鲜明地说凭脸蛋。其实刘玉芬到厂部不是坐办公室，而是管理办公室，她每天的工作是一早给三个厂长的办公室做好清洁、打好开水、泡好茶、夹好报纸，然后再去整理会议室和接待室，厂部来客户或客人，刘玉芬负责倒茶、上水果和香烟，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员。不久后的一天，分管工业的赵副县长来缫丝厂视察，视察结束后他在厂接待室找张春雷谈话，提醒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讲原则地把厂里的漂亮女工调到自己身边要注意影响。张春雷说：“以前是老张头负责来客接待，咳嗽不打草稿，鼻涕用袖子擦，嘴里叼着烟倒茶，将烟灰和开水一起倒进杯子里，上海的一个客户当场起身就走，临走前对我说，一个工厂如果连倒茶这个细节都做不好的话，别指望能拿出什么好产品来。”
张春雷一按电铃，刘玉芬在第一时间进来了，她衣着和人一样清爽，脸上是那种温和而平静的微笑，她用白瓷杯泡好茶送到茶几上，又换上一个干净的烟缸，然后轻声细语地说：“赵县长，请用茶！”刘玉芬退出去后，张春雷望着赵县长不说话，赵县长轻轻地抿了一口清香扑鼻的绿茶，说了一句：“不错！”张春雷说：“赵县长，是茶不错，还是倒茶的人不错？”
刘玉芬对这份工作非常珍惜，虽说是服务性的工作，但比起在气味难闻的缫丝车间要轻松得多，也体面得多，见的人都是衣着整齐，说话有板有眼的。她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临时工，没有资格在厂部工作，所以她必须把工作做得一丝不苟，比如她清洗烟缸和茶杯，不仅要将烟灰和茶垢洗净，还要用干毛巾将烟缸和茶杯擦得锃亮，报夹上的报纸日期顺序不能夹错，边沿得整齐划一，一个月报纸夹在一起，就像一本书。她不多说话，也不乱插嘴，做事细心尽心：“像个大家闺秀，哪像乡下进城的临时工？”几位厂长相互之间都有矛盾和分歧，唯有对刘玉芬的态度上完全一致。
张春雷把刘玉芬调到厂部除了与我有些情分，更多的是从工作方面考虑选调的，如果刘玉芬长得面目平庸、行为迟钝的话，绝不可能离开缫丝车间。也就是说，张春雷和刘玉芬之间没有任何工作之外的瓜葛，尽管他从日本考察回来时送过她一瓶资生堂润肤露，从杭州出差回来送给她一件女式真丝衬衫，这些都不是他刻意而为，润肤露是考察团用出国补助买的，真丝衬衫是杭州客户送的样品，没花一分钱，刘玉芬不敢要，经张春雷这么一解释，她才忐忑不安地收下。收一个男人的东西是很忌讳的，就像当年她收于耕田一双尼龙袜惹得父亲抄起了菜刀。
所以刘玉芬没对丈夫周克武说资生堂润肤露是张厂长送的，她说是食堂烧饭的王大妈送的，她没事的时候经常去帮王大妈择菜。周克武看着瓶子说这上面的字不像是中国字，刘玉芬心虚地说：“我也不知道王大妈从哪弄来的。”这两年，周克武很少打刘玉芬，厂部工作的轻松、优越以及心理上的相对安全感使刘玉芬脸色红润、眉眼清爽、气韵动人，等到那件绿底紫花的真丝衬衫穿上身后，刘玉芬简直就是一个国色天香的江南美女。这时，周克武坐不住了，他极其警惕地开始盘问：“这么贵的衣服要值半年工资，你肯定买不起，谁送的？是王大妈，还是李大妈？我倒要看你怎么编？”刘玉芬一时反应不过来，她沉默不语，这一哑口无言的表情激怒了周克武，他飞起一脚踹到刘玉芬的肚子上，刘玉芬捂着肚子蹲了下去。三岁的儿子周洋跑过来拉着妈妈的胳膊，哭喊着：“妈妈别哭，妈妈勇敢，爸爸坏！”周克武揪起刘玉芬的头发，又往她腿上踢了一脚：“说，谁送的？”痛苦万分的刘玉芬说：“是一个客户送的样品。”周克武说：“走，现在就带老子去见客户，他妈的，这什么意思？”刘玉芬有气无力地瘫坐在潮湿的砖地上：“客户不在厂里了，我明天就把衣服退回去！”
第二天，刘玉芬把衣服和用了半瓶的润肤露退给了张春雷厂长，她把这两件东西引发的家庭危机原原本本地倒了出来。张春雷说：“你为什么不说是我送的？”刘玉芬抹着眼泪：“我想说，又不敢说。张厂长，我错了！”张春雷收下了衣服，把半瓶润肤露扔进桌下的废纸篓里：“好了，你不要难过了，此事到此为止。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此后日子里，刘玉芬进了张春雷的办公室根本不敢说话，换完烟缸，加完茶水，放下文件，立即就走。春天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刘玉芬将报表放到张春雷桌上时，张春雷突然抓住刘玉芬即将挪开的手：“刘玉芬，你为什么要替我背黑锅？”
猝不及防的刘玉芬手和心一起乱抖，她本想说，丈夫周克武是个凶狠不讲理的人，她不能讲实话，也不敢讲实话，可情急之下，她一边挣脱张春雷的手，一边拼命地摇着头说：“我不知道！”
10
一连好几天，刘玉芬都觉得自己的手像是被电击过了一样麻木，她倒茶的时候总是担心开水瓶会掉到地上，接待客户时紧张得头上直冒汗。
天热了，分管后勤的钱边副厂长给张春雷的办公室配了一台落地电风扇，他在指挥刘玉芬将电风扇放到办公桌横头时，要移动一个文件柜，刘玉芬力气小，搬柜子角度一斜，柜门开了，里面滑出了绿底紫花的真丝衬衣。钱副厂长突然发问：“刘玉芬，这件衣服不是你的吗，怎么脱到张厂长的柜子里来了？”
刘玉芬脸色刷白，一时哑口无言。钱副厂长看着惊慌失措的刘玉芬，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以后换了衣服，不要随便乱放！”刘玉芬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这件衣服她上班只穿过一天，钱副厂长居然牢牢记住了。
惊吓过度的刘玉芬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日子病了，每天低烧、咳嗽、头昏，厂里每天都有接待，她没有请假。第三天早晨，刘玉芬在张春雷办公室泡茶时，张春雷对刘玉芬说：“你回家去休息，厂部接待暂时由会计小李顶一下。”刘玉芬说：“张厂长，我没事。”张春雷从抽屉里拿出一袋子药：“清热解毒的药，专治感冒，拿回家去吃！”刘玉芬不敢接：“我是临时工，没资格拿药。”张春雷说：“厂部医疗室的药，我说了算！”
刘玉芬在家病休三天，周克武每天早上起床说的话就是：“你他妈得个小感冒，就哼哼唧唧地躺在家睡大觉了，中午给老子多做几个下酒菜，听到没有？”
昏昏沉沉的刘玉芬提高声音说：“听到了。”
刘玉芬一边烧菜，一边流泪，她已经自食其力了，可挨打挨骂依然是周克武的另一道下酒菜。此时她想起厂长张春雷，心里竟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温暖，她长这么大，他得到过父亲的关心，就是没有得到过男人的温暖，关心和温暖在刘玉芬的感觉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她不敢多想，于是把注意力全都放到了为周克武炒花生米上了。
缫丝厂投产的前两年，产品销路一般，从第三年起，风水就转了，效益出奇地好，出口日本、韩国的生丝供不应求，国内江浙沪的丝织厂带着现款来提货都提不到。张春雷的自信和狂妄就是被这些前赴后继的客户煽动起来的，刘玉芬明显能感觉到几个副厂长对张春雷很有意见。有一次，钱副厂长莫名其妙地问刘玉芬：“你知道张厂长爱人是干什么的吗？”刘玉芬莫名其妙地摇着头。钱副厂长说：“县体委武术教练，拿过省里的散打亚军。”
缫丝厂的红火带动了全县的蚕桑养殖业和种植业的疯狂扩张。就在舅舅家栽了八亩桑树养了二十席春蚕的那一年，蚕茧卖不动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把国内三分之二的丝织厂胀垮了，海外订单也一路下滑。舅舅的蚕茧拉到县缫丝厂后，收购仓库大门紧闭，值班人员生硬地朝门前黑压压的茧农门嚷着：“说不收就不收，你们就是赖到香港回归，赖到二十一世纪也不会收！”
舅舅是个很自尊的人，他本不想去找女儿刘玉芬，可两百多斤蚕茧要是卖不掉的话，一个春天就白忙了，今年还债的任务也要泡汤。蚕茧一过夏天，全都出蛹，蚕蛹出茧，茧丝一断，蚕茧就报废了。想到这，舅舅头上直冒冷汗，他拉着胶轮板车，来到厂办楼下。
舅舅在二楼厂办走廊上找到了刘玉芬，舅舅说能不能央求厂里先收下蚕茧，哪怕年底给钱都行，刘玉芬很为难：“一个都不收，我怎么好开口呢？”
这时，张春雷厂长走过来了，他问刘玉芬身边的老农是谁。刘玉芬说是自己的父亲，从二十里外的老家拉来的蚕茧，厂里不收。张春雷说：“我还以为有多大事呢！”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抓起电话，“喂，是材料科李科长吗？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半个小时后，舅舅的蚕茧就被悄悄地送到了库房，而且按一级茧的价格现金收购。
舅舅拿了钱就要回家，刘玉芬叫舅舅歇一会儿再走，舅舅坐在厂接待室松软的沙发上，感觉屁股很舒服。舅舅喝着刘玉芬泡好的一杯雨前茶，看着女儿穿戴整洁、神清气爽、工作舒适，不禁感慨唏嘘：“玉芬呀，买户口买对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这辈子如果只干过一件正确的事，那就是给女儿买户口。
刘玉芬问家里欠的债还有多少没还，舅舅说已经还过两千多了，还有五千多，要是按现在的家庭收入，不要十年就能全部还清，可你几个兄弟陆续结婚、分家，剩下的债务全靠我一个人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年。刘玉芬每每想起家里为自己买城里户口欠下的债务，她的心里就像塞进了一堆稻草、碎砖、玻璃碴，闹心、难受、疼痛，面对苍老衰弱的父亲，刘玉芬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爸，都是我不好，拖累了一家人。”舅舅安慰刘玉芬说：“不买户口，你哪有这么好的工作？再说了，户口也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吵闹声，刘玉芬出门一看，见一个身材壮硕的女人跟张春雷厂长纠缠在一起，女人手里攥着那件真丝衬衣：“你说，你为什么把野女人穿过的衣服带回家给我穿？”张春雷扯开女人的手，平静地解释着：“没有哪个女人穿过，是杭州丝织厂的样品，当然不会有多新。”女人是张春雷的爱人。
走廊上挤满了厂部的员工，他们文过饰非地劝厂长两口子冷静，厂长爱人在走廊里大吼着：“谁叫刘玉芬？给我站出来！”在一边发愣的刘玉芬站了出来，她小声地说：“我叫刘玉芬。”厂长那位当武术教练的爱人上下仔细地推敲着刘玉芬，然后托起她的下巴：“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怎么就揣了一肚子花花肠子？我真想把你的肚子撕烂，看看里面究竟塞进了多少男人！”说着轻轻一弹手掌，刘玉芬一个趔趄，跌坐在走廊水泥地上。舅舅从接待室出来看到女儿被另一个女人推倒在地，发了疯似的向武术教练冲过来：“你狗仗人势欺负人，我这条老命不要了！”众人将老人和武术教练拉开了。刘玉芬坐在水泥地上泣不成声。
原来，张春雷把真丝衬衫带回家给当武术教练的老婆穿上后，不仅很得体，而且人一下子变得文雅而高贵，武术教练老婆每天都穿在身上，直到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钱副厂长，他对武术教练说：“这不是我们厂部办公室刘玉芬穿过的那件衣服吗？”
后来，这事就闹到了厂部来了。武术教练指着张春雷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缫丝厂生产不抓，专抓女人。你挑个正儿八经的女人玩，我还好受些，偏要玩这么个乡下来的临时工，硬往我脸上抹屎！”
那天舅舅和刘玉芬在厂门口分别时，舅舅一脸屈辱地说：“玉芬，我盼着你过上好日子，可我受不了你过丢脸的好日子。”刘玉芬抱着舅舅的胳膊，哭得伤心透了：“爸，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心里好苦呀！”
这件事在厂里闹得沸沸扬扬，全厂职工都知道了张春雷跟刘玉芬有一腿，车间里的女工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是没一腿，张春雷厂长是不会把一个临时工调到厂部办公室的，像刘玉芬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甘心跟一个卖煤球的小瘪三整夜厮守在一张床上呢？
武术教练大闹厂部的第二天，刘玉芬一早找到张春雷厂长，她眼睛红红的，声音里都带着怒气：“厂长，我要回缫丝车间。”
张春雷想抓住刘玉芬的手，刘玉芬让开了，他有些尴尬地说：“我老婆是个粗人，你不要跟她计较。我们俩都很冤，要是不来点真的，这黑锅就白背了，你说是不是？”
刘玉芬摇了摇头。
张春雷好像也是一夜没睡，他揉了揉枯涩的眼睛：“玉芬，你先不要说回车间。我问你，你想不想转成正式的大集体职工？”
刘玉芬知道只有转正，她才不会受欺负，才不会看病没处报销，退休分文没有，她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怕张春雷不明白，她又强调说：“想！”
张春雷说：“那好，你继续在厂办上班！玉芬，现在让你回车间，那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假的也成真的了。你配合一下我，好不好？有人在背后下我的刀子，想整死我，没那么容易！”
刘玉芬点了点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真的跟张春雷绑在一起了。
冬天到了，马路上的树叶全都败落干净，缫丝厂院子里光秃秃的树干裸露在冬天的风中，一些麻雀在落满灰尘的车间里自由飞翔，缫丝厂几乎所有机器都停了，只有一台抽丝机在运转，似乎是在维持其垂死挣扎的最后时光。工厂大多数工人都放假了，刘玉芬还在上班，可转正式大集体职工的事厂长再也没提起过，她每天依然坚持八点前赶到厂里，打水、倒茶、洗烟灰缸，一丝不苟，她期待着转正就像期待死里逃生一样急切而虚幻。有一天，张春雷在空虚的办公室里突然对刘玉芬说：“玉芬，你跟我一起走！离开小县城，我们到外面的大世界去闯荡，怎么样？”
刘玉芬听不明白，一脸的迷惘。
张春雷说：“我知道，你有一个无能而暴力的丈夫，我有一个能干而凶恶的妻子，我们俩同病相怜。你跟我走后，我保证你过上太太、小姐一般的日子，不是你伺候别人，而是别人伺候你。”
刘玉芬终于听明白了，她摇了摇头：“厂长，我不敢。”
张春雷说：“给你一个星期考虑！”
大约是张春雷约刘玉芬出走的第三天晚上，吃过晚饭，周克武把儿子周洋赶到里屋去做作业，他借着酒劲，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对正在洗碗的妻子说：“刘玉芬，你过来！”
刘玉芬甩了甩手上的水，走到周克武面前，问：“有事吗？”
周克武从腰间抽出皮带，横起眼，呵斥着：“跪下！”
刘玉芬很疑惑地说：“我怎么了？”
“跪下！”周克武朝着刘玉芬的腿弯处狠狠地踹了一脚，刘玉芬情不自禁地就跪了下去。
周克武抡起皮带劈头抽下去：“你这个臭婊子！今天你不老实交代，我扒了你的皮！”
皮带用力太狠，刘玉芬头顶上被豁开一道裂缝，接着是一道电光闪过，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1
周克武气得直喘粗气，老婆偷人，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他第一个占有老婆身子，最后一个知道老婆身子被人占了。刘玉芬被打晕后，周克武像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国民党特务一样，舀了一碗冷水泼到了刘玉芬的头上，刘玉芬醒了。
周克武揪着刘玉芬的头发问道：“臭婊子，说，你是怎么勾引厂长的？”
刘玉芬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
周克武抽了刘玉芬一耳光：“你一个临时工，不勾引厂长，能调你到厂办工作？我他妈的国家正式职工，到现在还在卖煤球。”
刘玉芬以为周克武知道了一切，就坦白交代说：“我真的没有，是厂长要我跟他一起到外面闯世界的，我没答应。”
周克武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他又抽了刘玉芬一耳光：“你他妈还想私奔！走，跟我一起去找那王八蛋对质，要是你俩商量好了私奔，我就让你俩一起进火葬场！”
这时，儿子周洋从房里冲了出来，他手里攥着台灯，不说话，对着周克武的脑袋猛砸下去，已上小学的儿子长得很结实，被砸疼了脑袋的周克武撂起一脚踢飞儿子，儿子跌坐在地上，也不哭，眼神中充满仇恨地看着父亲。
哭哭啼啼的刘玉芬被周克武用杀猪刀挟持着连夜去了张春雷厂长家，张春雷家在南门老市口住，开门的是他武术教练的老婆，女人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凶悍，她像是被抽去了筋骨一样虚软，面对着周克武的杀猪刀，失魂落魄地说了一句：“张春雷下午被检察院抓走了！”
张春雷因贪污缫丝厂公款、收受客户贿赂十二万元被捕，三个月后，张春雷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县缫丝厂在春节的鞭炮声中倒闭，一百多名正式的集体所有制职工由县政府分流到县食品厂、电子元件厂、肉联厂，还有几个分到县煤建公司的，刘玉芬和另外几个看仓库、扫厕所、清理下脚料的临时工失业回家，刘玉芬回家的时候分了六斤蚕丝，抵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周克武看着刘玉芬拎回来的蚕丝，挖苦她说：“正好，做一床被子送给你姘头，牢里冷呀！”
这天夜里，周克武将刘玉芬在床上翻着花样折腾了半宿，然后他将刘玉芬从被窝里拎出来，在她的**上狠狠地拧了又拧，刘玉芬疼得流出了眼泪，周克武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将烟雾吐到刘玉芬的脸上：“说，你跟张春雷是怎么做的？比我好，还是比我差？他都四十好几了，还能比我厉害？”
冻得瑟瑟发抖的刘玉芬不说话，周克武抬起一脚，刘玉芬被踹到了床下。这一次，刘玉芬没有哭，她从床下爬起来，静静地穿好衣服，然后拔开门闩，不动声色地走进了冬天的黑夜里。周克武对着刘玉芬的背影冷笑着说：“贪污犯的姘头在牢里，到哪儿找去！”
儿子周洋半夜被爸妈屋里的叫骂声惊醒，他起床推门进来后，发现妈妈不见了。爸爸眯着眼斜靠在床上吸烟，他手里攥着那盏已被摔坏了的台灯，周洋站在爸爸的床头，一动不动。周克武感觉到了床边有人，睁开眼看到周洋，灯光昏暗，儿子的目光却很刺眼。周克武问：“你不睡觉，跑这来干吗？”周洋手里攥着台灯，嘴里喘着粗气：“我要妈妈！”
儿子视死如归的目光刺穿了老子。周克武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从床上跳下来，对儿子周洋说：“你快去睡觉，我去找你妈！”
周克武第二天早上是在县医院找到刘玉芬的，她跳河自杀的时候被连夜撒网的渔民救起。周克武走进病房看着脸色苍白的刘玉芬，他在床边坐下，口气软了下来：“你一个农村丫头，胆子不会大到不要脸的，肯定是那个贪污犯、流氓犯勾引你的！”
刘玉芬不说话，也不看她。周克武出门买了一碗稀饭和一根油条送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先吃早饭！”
刘玉芬依然将头扭向墙壁，她对着墙壁跟周克武说：“我要离婚！”
刘玉芬自杀的事惊动了煤建公司领导，现在的公司党委张书记是部队副团长转业的，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身上的火药味还未散尽，拍着桌子对周克武吼道：“你一个大老爷们，老婆跟着你受罪不说，还动手打老婆。周克武，你这算什么鸟本事？跳河寻死的应该是你。”
周克武像霜打过一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老婆了。”
张书记说：“你不要向我保证，回去向你老婆保证去！”
狗急了要跳墙，渴急了喝盐卤。周克武第一次遇到刘玉芬异乎寻常的反抗，刘玉芬坚决要离婚。走投无路的周克武跑来找我：“兄弟，请你出面帮我劝劝，离婚了孩子没家，在学校受人欺负。”
我说：“你们这个家，不要也好。”
我手里的一支烟还没吸完，周克武又给我递来一支：“兄弟，你跟玉芬说说，只要不离婚，绿帽子我也认了。”
我将香烟狠狠地扔到地上：“你要是这么胡说八道，我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劝刘玉芬跟你离婚，坚决离婚。”
周克武完全被制服。最终当着公司张书记和我的面，将一份保证书交到刘玉芬的手里，从今往后，决不打老婆，决不提缫丝厂的事，除了逢年过节和走亲访友，决不喝酒。那天，周克武把杀猪刀也带到了公司张书记的办公室，他说：“只要刘玉芬同意，我当你们面，剁一个手指下来！”
张书记很严肃地对刘玉芬说：“下命令吧，剁一个手指下来，让他长长记性！”
刘玉芬看着周克武扬起了手中的杀猪刀，等待着她的命令。刘玉芬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像一尊早已凝固的雕塑。
张书记挥挥手对周克武、刘玉芬说：“好了，你们俩快回家去吧，该给孩子做中饭了！”
两口子一前一后地走了。
此后好几年，我再也没听表姐刘玉芬说起过自己挨打的事。她不挨打，我就不怎么关注刘玉芬。在城里，我和她的联系几乎都与她所遭遇的不幸相关。
12
表姐刘玉芬失业后最初在菜市场卖鱼，她曾经问过附近的几个鱼档，于耕田的摊位在哪儿，卖鱼的都摇头说不知道于耕田是谁。有一个头发寥寥无几的老头说：“你说的于耕田不是摆摊卖鱼的，他把高邮湖的鱼贩到菜市场批发给摊位，很精明的乡下小子，后来不知到哪去了，好多年都没见过了。”
刘玉芬起早贪黑卖鱼三年，挣了两千多块钱，她想送一千块钱回去给舅舅还债。周克武说：“家里到现在还是黑白电视机，换一台彩电，要三千多，我还得贴好几百。”
刘玉芬说黑白凑合着看就行了，彩电伤眼睛，不能看。周克武虽说好几年不打老婆了，但也不能被老婆拿捏在手心里当玩具玩，他抬高嗓门说：“你爸进城，可以给他酒喝，但绝不能替他还债。”刘玉芬说：“我爸的债是给我买城里户口欠下的。”周克武反唇相讥：“给你买户口，又不是给我买户口。”刘玉芬反击说：“我用我挣的钱给我爸还债，又不是用你的钱。”周克武急了，他没有将手里的碗砸向刘玉芬，而是砸向了屋里的衣柜：“你是我老婆，你连人都是我的，钱当然也是我的。”
刘玉芬深知自己不挨打并不意味着周克武好惹，他要是一时性起，那就等于是把他们娘儿俩赶到解放前去，解放前水深火热、生不如死。于是，她忍住不说了。三天后，周克武家三间平房里多了一台二十五寸的“飞跃”牌彩电。
1997年香港回归，县煤建公司倒闭，老一辈职工说香港回归，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才丢了饭碗。县里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就像害了传染病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闭，食品厂、肉联厂、农机厂、化肥厂，差不多全都在劫难逃，电影院、百货公司、木材公司、粮油公司也已是病入膏肓，死到临头：“铁饭碗”在不知不觉中被风化成泥饭碗、纸饭碗。县里规定，40岁以下的职工帮助推荐到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就业，周克武42岁，不在政府帮助就业的杠子里，每月发一百二十八块钱低保金，下岗自谋职业。周克武这个当年的国家正式工，人倒势子不倒，他站在煤建公司的货场废墟上，对下岗的难兄难弟们慷慨陈词：“宁愿饿死，我们也决不去给万恶的资本家和个体户卖命！”
周克武一没学历，二没技术，政府都不好帮助就业，让他自谋职业等于是逼着他接受失业。周克武下岗一个星期后开始恢复喝酒，他对刘玉芬说：“我心里难受！”
刘玉芬能够理解周克武这种丧家之犬的痛苦，就说：“你心里难受就喝吧，少喝点，解解闷。”
周克武嘴上说好，可撬开一瓶酒，就着花生米和一盘卤豆腐干，没几个回合，酒瓶马上就要见底。刘玉芬怕周克武酒喝多了失态，就上前抓过酒瓶：“一瓶都快喝光了，喝多了会伤身体。”
周克武夺过酒瓶，对着刘玉芬的头狠狠地砸了下去，刘玉芬一偏脑袋，酒瓶砸到了刘玉芬的肩上，刘玉芬哎哟一声，捂着肩膀蹲了下去。周克武的脾气被酒精点燃了，他掀翻桌子破口大骂：“你这个臭婊子，你以为老子也成了无业游民，跟你一样了？就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居然敢夺老子酒瓶。老子有政府发的一百二十八块伙食费，你这个乡巴佬有吗？”
刘玉芬捂着肩看着周克武，像看着一场拉开序幕的噩梦。
从此，周克武天天喝酒，也不出去找工作，找也找不到，他的低保金不到半个月就喝光了，喝光了就跟刘玉芬要。没喝酒时，周克武要钱的态度很谦卑：“玉芬，我都买最孬的酒，柳阳大曲，三块二一瓶的。”要是喝过了酒，周克武就把家里那把杀猪刀往桌子一插：“你他妈的今天要是不拿钱给老子的话，老子就把你剁碎了下酒！”
每当此时，刘玉芬总是掏出五块十块给周克武，周克武拿了钱，飞奔出门，买酒去了。我乡下的舅舅一直不知道，表姐刘玉芬从1997年开始就承担了养活一家三口的重任，舅舅偶尔进城，看到女儿在菜市场卖鱼，他从女儿一身鱼腥味和一双粗糙的手上就能感觉到女儿一败涂地的城里生活，他有些后悔把女儿嫁到城里，但想起乡下风霜雨雪中种田亏本，他觉得女儿嫁到城里最起码不受风吹日晒之苦，两相比较，一扯平，心里就安稳了。我乡下的舅舅想让女儿重温自己失去的天堂，他绝不会想到女儿的天堂是建在地狱门口的。刘玉芬每次都想给舅舅一些零花钱，可自周克武失业后，有心无力了，她只能给舅舅买一包桃酥和几块烧饼带回去，父亲拿着桃酥和烧饼，激动得牙疼：“你们三个兄弟，没一个有你孝顺！”
刘玉芬看着父亲心满意足地走了，她会对着水桶里的鱼发呆，她觉得自己就跟这鱼一样，看起来活蹦乱跳，只要被哪位嗜血者瞄上了，也许不要半个小时，马上就会体无完肤，碎尸几段。
周克武恢复喝酒与恢复打老婆是同步开始的，像是戒毒失败后复吸一样疯狂，周克武打老婆打得变本加厉、歇斯底里，与以前相比，周克武不许刘玉芬哭，要是哭的话，就接着打，按周克武的话说，“我要把你打得哭不出来”！
刘玉芬觉得自己活着的主要任务就是挨打，所以她对挨打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哭的动力。煤建公司已倒闭，张书记也退休了，跟院子里的人讲，他们下岗后，自己的日子朝不保夕，无心去听别人家里的哭声，他们甚至会在别人的痛苦中得到安慰和宁静。
已经上初中的儿子周洋实在看不下去周克武动辄对妈妈发酒疯，一次在刘玉芬被打得倒在锅台上不能动弹时，他指着已经呼呼大睡的周克武说：“妈，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爸杀了！”
刘玉芬连忙捂住儿子的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忤逆？不许乱说！你爸下岗了，心情不好。”
儿子周洋不依不饶：“妈，他不下岗打得更凶。我从记事起，看到我爸除了打你，就没干过其他事。”他叹了一口气，“我怎么这么倒霉，摊上一个周克武做我老子！我宁愿没有老子。”
刘玉芬说：“没有老子，哪有你？”
周洋说：“我也不愿有我。”
周克武偶尔也有酒醒的时候，刘玉芬劝周克武：“你跟我一起卖鱼，每天至少能多挣十几块钱，有钱买烟买酒，心情就会好些。”
周克武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堂堂的一个国家正式职工，怎么能去跟你们这些下三烂一起去卖鱼？我爸解放前在码头上是管卖鱼的，好歹我不能混得比我爸差。他揣着他爸留下的那把杀猪刀去白塔河边船码头寻找当渔霸的机会，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找到，一个染了一头杂毛、胳膊上刺有一条毒蛇的小年轻看出了些眉目，他对周克武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多活几年好，码头不是你混的地方。”
周克武终于答应跟刘玉芬去菜市场卖鱼，卖鱼每天后半夜三点就要起床，去晚了，白塔河码头的白丝鱼、银鱼、回鱼、花斑鱼就被抢光了，鲢鱼、鲫鱼之类属大路货，赚不了钱。周克武第一次起早，哈欠连天，嘴里喋喋不休地骂着：“社会主义不要老子了，这比万恶的旧社会还苦！”刘玉芬劝他说：“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我这么多年下来，要是哪天三点钟不起床，全身都不舒服。”早已是穷光蛋的周克武习惯性地挖苦刘玉芬说：“你就是贱骨头！”
周克武卖鱼到第三天的时候，跟县技术监督局的中年女人较上了劲，周克武称鱼少了二两秤，中年女人把工商局和市场管理所的都叫了过来，罚一赔十，补了二斤鱼，周克武认了。中年女人说：“另外罚款五十！”这下周克武急了，他说：“一天挣不了二三十块钱，你这一罚，两天都得白干。”工商局的那位大盖帽伸出手说：“谁叫你缺斤短两的？拿钱来！”周克武从腰里抽出二尺多长的杀猪刀：“告诉你，老子也曾经是堂堂的国家正式工，没让你们下岗，就来欺负下岗的，没门！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谁先上？”
一群人围着看热闹，甚至有人鼓起了掌。大盖帽问中年女人：“秦局长，怎么办？”
那位叫秦局长的中年女人说：“通知公安局，把这个不法分子抓起来，你们把这个鱼档给清除出市场！”
刘玉芬赶忙掏了五十块钱交给大盖帽：“大哥，我都卖这么多年了，从来都没缺斤少两过，我丈夫才出摊三天，没看清秤，你就饶了我们一回吧！”说着又向中年女人——秦局长求情。
拿了钱的大盖帽和多拿了鱼的秦局长走了，刘玉芬望着眼珠暴突的周克武，无奈地说：“你不能做生意！”
周克武将杀猪刀狠狠地插进一条无辜的鱼肚子上，他在鲢鱼痛苦的挣扎中，说了一句：“老子本来就不想当鱼贩子！”
周克武拔起刀，扬长而去。
周克武的愤怒是因为他无法辩解，也无处辩解。他真的不是有意克扣斤两，早上起得太早，眼睛发涩，他看不清杆秤的秤星，才少了二两。可他要是这么说，没人相信，刘玉芬也不会相信。
此后的周克武继续喝酒，而且不跟刘玉芬要钱了，又过了一段日子，他居然在西市口跟人赌上了麻将，嘴里叼的是五块多钱一包的好烟，白塔牌的带把子的烟。
刘玉芬问：“你的钱从哪弄来的？”
13
2007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稍晚了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湖畔花园销售的火爆，售楼处挤满了人，部分被踩掉了鞋子的人气急败坏地准备动拳头。刘玉芬不是来买房子的，她是来找我的。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听说我在湖畔花园新建的会所里跟老板喝茶，她就来了。
她没进会所里面，而是在门外倒春寒的冷风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现在是县城建局下属的建筑设计公司的总经理，虽说是一个副科级干部，但在县城也算是高干了。刘玉芬找我是让我帮她办一个低保，她听说政府现在以人为本了，只要是城镇居民，不管以前是否有过正式工作，家庭特别困难的，都可以享受低保。另外她还希望我为早已享受了低保的丈夫周克武办一个残疾证，办下残疾证，每个月可多拿一百六十块钱的残疾人生活补贴，逢年过节的，还有政府领导上门送米、送油、送慰问金。她对我说：“周克武一个冬天都在吃药，家里存的钱全花光了。”
我答应帮她想想办法，但一时半会儿可能办不下来，我叫她不要着急。她说：“我不急，不急。”说话像是犯了错误一样，忙不迭地附和我。我看到人到中年的刘玉芬比她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她的牙齿已经开始松动，里面的板牙被拔掉一颗，第二颗摇晃的板牙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连根拔去。
我叫表姐刘玉芬进会所喝杯热茶再走，她说菜市场的鱼档请人代看着呢，得立即赶回去。我知道，刘玉芬是不想见湖畔花园的开发商。
湖畔花园的开发商是于耕田。于耕田现在是深圳耕田耙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2005年被县政府招商引资回家乡投资，先是在临河望湖的地段开发了县城第一个豪华高档别墅区——湖岸公馆，抢购一空后，又开发了县城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湖畔花园。
二十年前，于耕田在得知刘玉芬嫁给周克武后逃离县城，先是在深圳倒卖电子表、收音机、录音机，1995年后开始走私石油、香烟、汽车、摩托车、电脑等国内紧俏物资。究竟赚了多少钱，他没跟我说，只知道他在深圳的总部拥有一座价值一点八亿的26层办公大楼。我说：“你是靠黑钱起家的。”于耕田一本正经地纠正我说：“我一个乡下进城穷混的，小鱼小虾，一捏就死，哪敢干违法乱纪的事？首先没贩毒，其次是我跟朋友做海上贸易，并不知道那叫走私，后来厦门的赖老板被通缉，才知道政府不允许，我就撤了出来。”
于耕田现在坐着县城唯一一辆奔驰600，司机保镖寸步不离。我叫他注意影响，书记、县长坐的两辆车加起来都不够买他座驾的底盘，在老家又不存在安全问题，要保镖干吗？于耕田说：“这叫势子！”有势子的于耕田一回到家乡投资就被县政府授予“荣誉市民”，他很马虎地把那本荣誉市民证书往茶几上一扔，然后泡了一壶大红袍，跟我一边喝一边聊，一种往事如烟的感慨在茶香里慢慢溢出来：“当年我们这些乡下正儿八经的穷孩子，连城里的地痞流氓都看不起我们，谁他妈想出的馊主意，发明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我现在是深圳户口，我老婆孩子办了移民，是加拿大户口，他们逼我也办个加拿大的，我不干。我觉得，在中国，每个人办个中国户口就行了，分什么城里的乡里的、北京的上海的？扯淡！”
我说：“是呀，我舅舅为刘玉芬买城里户口借的高利贷还没还完呢。”
于耕田有些愤怒了，愤怒的于耕田扯开脖子上的领带：“卖户口是狼心狗肺，放高利贷更是狗肺狼心！刘玉芬买户口的高利贷还有多少没还？你去问问看，要是刘玉芬不反对的话，我来替她还。”
我说：“听舅舅讲，还有两千多。本来早该还清了，可舅舅年纪大了，风湿病常犯，卖粮食根本挣不了几个钱，看病花光了。”
于耕田问：“谁放的高利贷？”
我说：“是你爸。”
于耕田回家乡投资都两年了，刘玉芬一次都没见过于耕田。而于耕田刚回来的那年冬天曾偷偷地见过一次刘玉芬，他在菜市场看到刘玉芬脸上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血色，眼角几缕鱼尾纹异常清晰，头发枯燥，鬓角漏白，她正蹲在地上刮鱼鳞。当穿着意大利真皮夹克的于耕田站在鱼档前时，刘玉芬头也不抬地问于耕田：“回鱼卖完了，只有花鲢了。要几条？”刮鱼鳞的刘玉芬这时还仰起头简单地瞄了于耕田一眼，她没认出来。于耕田没说话，走了。回来后他对我说：“真没想到，一个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青春少女就这么被毁了。”从那以后，于耕田就再也没提过刘玉芬，都这么多年，一切都已结束了。
我把于耕田要免去舅舅两千多块的高利贷的事跟舅舅和刘玉芬说了。刘玉芬摇了摇头对我说：“人家钱再多，那是人家的钱。我们再穷，也不能沾人家的。”舅舅回答得更干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他们对于耕田都有一种过度的敏感。
我没把这话告诉于耕田，只是对他说：“无缘无故免了借的钱，不好说，也伤人自尊。要不，你可以通过其他办法给刘玉芬一些帮助。”于耕田说：“这样吧，你把刘玉芬约出来，我们在会所一起吃个饭。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直接说，我当仁不让。”
我觉得于耕田能闯荡江湖、所向披靡，自有其过人之处，很重要的两点就是，大气、义气。他从来不介意当年刘玉芬对他苦苦追求的拒绝，反而说，要不是刘玉芬嫁到城里给他致命的刺激，他就不会去深圳，就不会有今天。
我说：“你知道刘玉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菜市场卖鱼吗？”
于耕田说：“卖鱼赚钱多。”
我说：“她心里有一个始终熄灭不掉的幻觉，她认定总有一天，你会骑着摩托车载着贩来高邮湖的鱼，出现在她的面前。”
于耕田甩给我一条软中华香烟：“我不好去找她，约刘玉芬吃顿饭，这任务交给你了。从小到大，你就没给我在刘玉芬那里办成过一件事。”
我要说于耕田请刘玉芬吃饭的话，刘玉芬肯定不会来，她说自己早就认命了，一个认命女人的心里是没有什么恩怨情仇的。我给刘玉芬打电话叫她来湖畔花园会所，说县社保局的黄局长在这，让她来当面说说自家的困难，把她的低保和周克武的残疾证办下来。
刘玉芬来会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收了晚市鱼档的刘玉芬洗去了身上的鱼腥味，穿了一件质地粗劣、式样陈旧、颜色发黄的棉袄，她推开会所208号包厢，绚丽夺目的灯光扑面而来。这时候，她眼前的感觉不是明亮，而是一片黑暗，所以她根本没看见于耕田在这屋里，而且已从沙发里站起来迎了上来。
于耕田主动握住刘玉芬被鱼鳞锉糙了的手：“玉芬，你好！砌房造屋最忙了，回来都两年多了，我们老同学一直没时间聚一下。”他对正在埋头喝茶的社保局黄局长说，“我们三个同村、同岁、同班同学，一起长大的！”于耕田说得很轻松。
刘玉芬从眩晕的灯光里清醒过来时，发现于耕田握着自己的手，她在慌乱中抽出自己的手，又不知道把手放在哪儿，手像是身上的一个累赘。于耕田客气地将刘玉芬引到真皮沙发边：“玉芬，坐下先喝杯茶！”
我将社保局黄局长介绍给刘玉芬，黄局长看到眼前这个粗糙的女人，若有所思地说：“你是不是菜市场卖鱼的那个女的？”刘玉芬点点头。
刘玉芬踩在虚软的地毯上，脚步和内心都不踏实，等她坐到棕色的真皮沙发上后，她的身子也在海绵的起起伏伏中变得不踏实。她觉得，她走进的就是一个不踏实的空间。
刘玉芬家的困难其实是我向黄局长介绍的，刘玉芬只是坐在一边默默地听着。黄局长听完后说：“是有些特殊，特困帮扶的名额很少，每年研究一批，你们两位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出面了，岂敢懈怠？到时候我会尽力的！”
刘玉芬终于说出了进会所后的第一句话：“谢谢黄局长！”
于耕田没问刘玉芬日子过得怎么样，只是说：“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讲，都是老同学，没必要客气。”刘玉芬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对于耕田说：“谢谢于总关心，家里撑不住了，我就来找你。”
刘玉芬不愿留下来吃饭，于耕田说：“你这就不给我面子了，老同学好不容易约到一起，饭都准备好了。”
心情松弛下来的刘玉芬对于耕田说：“孩子他爸坐在轮椅上，不能动弹，我要回去给他做饭。”
刘玉芬走后，于耕田把他的女秘书林丽和另外两个姿色出众的售楼小姐叫过来陪我们吃饭。于耕田平时带着林丽出席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就是没让她见刘玉芬，或者说是不让刘玉芬见她。林丽是省艺校毕业的，在县城一家生意惨淡的夜总会做DJ。庆祝湖滨花园竣工的晚会是在林丽供职的那家夜总会举行的，于耕田指着台上的林丽问身边的嘉宾县长：“那个女孩是哪儿的？”县长指示政府办调查了解，并撮合其成了于耕田的私人秘书，月薪四千，是县城人均工资的四倍。林丽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而且显示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她进来的时候，拿了一份文件小声地凑在于耕田耳边：“董事长，地税局的减免了百分之二，这是批复，您看一下！”看着他们配合默契的样子，我想起县里招商动员大会上县长慷慨激昂的演说：“人家投资商，项目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就是家属没带来，谁要是动不动以扫黄打非的名义破坏投资环境，我就砸谁的饭碗！”
有美女助兴的酒席异乎寻常地热闹，但我看到今天晚上于耕田并没有多少激情，他在中途对我说：“你跟刘玉芬讲一下，以后每天给湖畔花园会所送鱼，按市场价收购！会所二十多个包厢，每天少不了百儿八十斤鱼。”
我说：“一定转达。”
散席后，于耕田问我：“玉芬的丈夫怎么坐在轮椅上了？”
14
刘玉芬卖鱼虽没发大财，但也不至于进入特困户的行列。2002年刘玉芬还问我能不能帮她买到批发价的水泥，她说打算把家里的三间平房翻修一下，另外再砌两间简易的厨房和卫生间。这就是说，当时刘玉芬买不起商品房，三间公房的维修费和搭建临时厨房和卫生间的钱是准备好了的。
刘玉芬的家庭变故出现在2004年。十八岁的儿子周洋初中毕业后正在县城技校学习修理汽车，他赌咒发誓说等他学了手艺挣到钱，一定要给妈妈买一部好看的手机，买一身漂亮的衣裳。这个家靠周克武是靠不住的。周克武在家吃饭从不交伙食费，低保金不够买酒买烟。周克武先是赌，赌输了去偷，偷到钱了再去赌。家里出事前，刘玉芬和儿子到派出所领过四次人，都是因为偷盗被抓，被抓住的时候，周克武酒都没醒。把周克武领回来的路上，刘玉芬和儿子觉得脸面丢尽，恨不得钻进地下去。刘玉芬后来对周克武说：“我每天给你五块钱，你不要再到外面去偷了！”周克武手里抓着酒瓶：“你知道这瓶酒多少钱？六块六！还有烟钱呢。”
周克武偷了钱还去嫖，这是刘玉芬没想到的。直到有一天，刘玉芬染上了性病，她才知道周克武吃喝嫖赌都占全了。周洋周末回家的那天晚上，他听到父母房里激烈的争吵声，周洋隔着厚厚的墙壁听到父亲周克武嚷着：“你他妈省钱买棺材呀！这种病跟感冒一样，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瞧好了，还要去嫖，你这黄脸婆，我没兴趣。”只听刘玉芬愤怒地哭诉着：“周克武，我要离婚，求你放我一条活路好不好？”这时屋里传来沉闷的打击声，像是用木棒捶打在一口袋面粉上。
周洋明白了一切，他在大衣柜的抽屉里，抽出祖父留下的那把杀猪刀，一脚踹开父母的房门，父亲正举着家里的擀面杖在卖力地打着瘫倒在地的母亲。周洋进去后，一声不吭，他紧握杀猪刀，一刀准确流畅地捅进了周克武的肚子里。一股凶猛如注的鲜血喷射到刘玉芬和周洋的身上。
周克武圆睁着怒眼，一声“救命”还没喊出口，就倒了下去。
是刘玉芬喊“救命”的声音惊动了院子里穷困潦倒的邻居们，见周克武倒在血泊中，不明真相的邻居一边将周克武送往医院抢救，一边打110叫来了警察，警察当晚就将周洋带走了。
儿子的一刀捅到了他爸爸的左肺叶上，周克武活了过来。刘玉芬花光了准备翻修房子的钱将周克武的刀伤和性病治好了，刘玉芬很后悔那天晚上跟周克武吵架，要是不吵架，儿子就不会冲进来杀他爸爸。性病并不难治，她自己在医院照料周克武的同时吃点药打了几次针，全好了。
出院后，周克武拉着刘玉芬去了公安局，他哭丧着脸说：“我的刀伤不是儿子捅的，是我自己酒喝多了，自己捅的，赶紧把我儿子放了，他还要去学修汽车呢。”公安说：“你儿子自己都交代了，是他捅的。你们要是不报案也就罢了，报了案，证据确凿，我们就不能放人。”这时周克武火了，他对警察吼道：“我儿子捅我，我愿意，与你们有什么相干的？我们家里的事，家里处理。他又没捅你老子！”刑警队的那位大盖帽很有耐心地说：“难得有你这么宽宏大量的父亲，我也很感动，可法律是不讲情感的。你可以跟律师商量一下，到时候向法庭提供一份请求从宽处理的申请，法庭会充分考虑的。”
不久，周洋被批准逮捕。三个月后，由于周克武提交了原谅儿子的司法申请书，周洋以故意杀人罪，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判决宣判后，周洋被戴上手铐，押向警车，一家三口在警车关门前，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周洋被判刑后，周克武像是换了一个人，他不再打骂刘玉芬，也不再偷盗赌博嫖娼。他平时不出家门，也不说话。一天当中，他大部分时间窝在房里看电视，偶尔会淘好米放进电饭锅里煮，菜等刘玉芬卖鱼回来做；喝酒的时候他也不说话，喝完倒头就睡。刘玉芬觉得生活突然安静了下来，是一种深夜墓地的安静。儿子判刑后，刘玉芬也懒得跟周克武说话，没话说，也没力气说。他们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晚上看电视时会问：“大门关好了吗？”
这样的日子到2006年秋天的时候结束了。那天晚上，周克武喝完酒躺在床上看电视，他渴了，想喝水，起身下床去拿茶杯，脚刚沾地，突然脑袋里腾起一片火光，眼睛里烈焰冲天，他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人就倒了下去。
周克武被送进医院，突发中风，抢救过来后，半身不遂，瘫了。周克武是坐着刘玉芬给他买的轮椅出院的。我到煤建公司宿舍看望时，很空洞地劝说刘玉芬要想开些。这时，已是倾家荡产的刘玉芬平静地对我说：“我已经想开了，这都是命。”
这时，我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
周克武用尽力气从轮椅上翻滚下来，他当着我的面，跪在刘玉芬的面前，抱着她的腿：“玉芬，我对不起你，我是畜生！”
刘玉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既没说话，也没拉起周克武，她脸上的泪水断线似的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坐在轮椅上的周克武再也没说过一句话，吐过一个字。他完全失语了，刘玉芬去问过医生，医生说这是中风后遗症，刘玉芬说出院后他说过话的，县城里的医生也解释不了，就劝她只要人活着就行了。
15
湖畔花园会所的经理是张春雷。
张春雷被判了二十年，提前两年释放，他从牢里放出来的时候，县城里好多人都把他忘了，有的人回忆好半天才想起当年县里有过一个风光很短暂的缫丝厂和一个贪污受贿的厂长。老婆在他入狱后离婚，儿子现在在中缅边境做玉器生意，他对这个父亲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听说放出来了，就给了他几千块钱，让他买口饭吃，其余也就不再过问。
已经六十岁的张春雷出狱后很是凄凉，我念及当年他对我的友善和器重，我将他推荐给于耕田，于耕田说：“干过大企业的厂长，管一个会所绰绰有余。”
现在的张春雷有些自卑，他吃住在会所，不太愿意与外界交往，虽全心全意地为于耕田卖命，但于耕田还是批评他说：“会所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一个交际场所，你作为经理，这样不行！”张春雷诚惶诚恐地说：“董事长，我一定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尽快转变角色。”
张春雷第一次面对的外人就是刘玉芬。
我告诉刘玉芬，于耕田要她每天给湖畔花园会所送鱼。刘玉芬说：“我还是在菜市场零卖算了，这么多年，习惯了。”
我知道刘玉芬很有自尊，贫穷下的自尊相当脆弱，刘玉芬怕自己的自尊会轻易粉碎，所以就不想占于耕田的便宜，不想接受他的好意，那会成为她的一个负担和一笔债务，她还不起。于耕田听我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他叫来了会所经理张春雷：“会所每天用的鱼，必须在菜市场刘玉芬鱼档上买，其他的我不管，你亲自去监督落实。”
张春雷和刘玉芬是在清晨菜市场的鱼档边见面的，刘玉芬一眼就认出了张春雷，最先打招呼的也是刘玉芬：“你是不是张厂长？”
张春雷有些紧张地说：“是的。叫我厂长，我很惭愧！”
刘玉芬倒是很放松，她甚至觉得进城后这么多年，唯一对她好的男人就是张春雷，所以对眼前这个头发花白、多灾多难的老厂长生出了一些怜悯：“张厂长，什么时候回来的？”
张春雷说：“过年前，快半年了。”
刘玉芬指着桶里的鱼说：“看中哪一条？拿走得了，不用付钱！”
张春雷很感动：“谢谢你。当年没能把你转成正式工，让你受这么多年的苦。你这鱼我全买了，有八十斤吗？”
刘玉芬愣住了：“张厂长，你开饭店了？”
张春雷说：“是的。你明天早上，多进一些鱼，行吗？”
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就知道了这里面的真相。她接受不了以零售价格买回批发数量的鱼，这是对她的施舍，是对她的怜悯，刘玉芬心里很难过。于是她不卖了。张春雷说：“这是我们董事长的命令，我也没办法，请你支持一下我的工作！”
后来，刘玉芬找到我，她要我转告于耕田，真要是有心帮助她的话，等她儿子一年后出狱，安排到于耕田的手下上班，但千万不要再到她摊位上去买鱼了，别的摊位人说她跟一个开饭店的老头黏上了。于耕田叫来张春雷说：“以后不许去刘玉芬的摊位上买鱼了。”
每年春秋之交、秋冬之际，周克武总要被送去医院住院，他堵塞的血管顽固地收缩，晕倒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当此时，周克武便抓住刘玉芬的手，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眼睛里是求生的渴望和对刘玉芬的哀求。刘玉芬看着苟延残喘的周克武，背起发病的周克武直奔县医院。
刘玉芬卖鱼挣的钱除了家用和给劳改的儿子寄一些外，最大的开支就是给周克武看病。刚刚实行的医保许多药不能用，许多钱不给报，刘玉芬也无奈，好在她没倒下，她的医保、社保都没有，社区让她补交，她摊开空空的两只手：“我哪有钱呢？”
她想赶在儿子放出来前把小厨房和卫生间搭起来，所以每天卖完鱼的下午又出去打了一份工，我叫她注意休息，不要累坏了身体。她对我说：“丹凤眼对我真好，每天工作只有三个小时，一个月给我开六百块工资，跟我起早贪黑卖鱼的收入差不多。”
刘玉芬又问了我低保和残疾证的事，我说还没办下来，但于耕田同意接受周洋出狱后来公司上班的事已经定下来了，于耕田说让周洋给他开奔驰。刘玉芬又说了许多感谢我的话，她的卑微让我觉得自己有罪，因为这么多年来，我虽然做过努力，但确实没有给过她实质性的帮助，更没有改变她糟糕的命运。
刘玉芬在湖岸公馆九号别墅做钟点工，伺候一位正在怀孕的年轻女子。年轻女子长着一双妩媚的丹凤眼，刘玉芬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年轻女子很高兴：“看你这模样，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大美人。”刘玉芬笑了笑，未置可否：“你叫什么名字？”年轻女子想了一会，说：“你就叫我丹凤眼吧。”
刘玉芬在电视里都没看见过眼前别墅里的豪华与奢侈，踩在房间厚厚的羊绒地毯上，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踩在浮云上，电视机贴在墙上，薄得像一块砧板。更离奇的是厕所里的马桶，用完后把屁股冲洗干净，接着又烘干屁股。丹凤眼问刘玉芬要不要试一试，刘玉芬摇摇头说羞死人了，她不想试。
刘玉芬下午通常轮换着给丹凤眼炖鳕鱼煲、乌鸡煲、人参汤，还有银耳莲子羹、红枣桂圆汁之类的。丹凤眼对刘玉芬很好，她把喝不完的汤给刘玉芬喝，有时就让刘玉芬陪她一起喝，一起唠家常。丹凤眼什么话都说，就是不说自己的姓名，不说自己的丈夫。刘玉芬用鼻子都能闻出这里面的不同寻常，她不追问，有意给丹凤眼保留一份难言之隐。
丹凤眼有时候会对着电话发脾气：“你快过来，再不来，我就把肚子里的儿子蹦流产了！”
刘玉芬连忙拉住丹凤眼，生怕她做出蠢事来：“可千万不要生气，怀一个孩子不容易。”
丹凤眼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坐牢一样，我真是受够了！”
刘玉芬劝她说：“你这牢房，我想坐还坐不上呢。快了，孩子一生下来，全身就轻松了。”
丹凤眼临盆是在摔电话两个月后的一天黄昏，她喊肚子疼，刘玉芬抱着她叫她不要动，可丹凤眼还是在床上挣扎着乱动。丹凤眼叫刘玉芬给1395566的手机打电话，刘玉芬一手搂着丹凤眼，一手按了电话，电话里一个男人声音问：“什么事？”刘玉芬说：“你爱人要生了，肚子疼得要命。”电话里的男人说：“不要紧张，我马上叫救护车，一会就到！”
救护车是先到的，丹凤眼被抬到救护车上后，一辆黑色轿车在九号别墅门前紧急刹车。车上跳下来的人让刘玉芬目瞪口呆。
是于耕田。
救护车鸣着笛开走了，于耕田对这一场景来不及吃惊，他对刘玉芬说：“谢谢你，玉芬，林丽只说刘姐照顾得好，没想到是你。”
刘玉芬没说话，她望着于耕田像望着一个外国人，或一个已死去多年的人。
于耕田锁好九号别墅的门，然后对刘玉芬说：“我希望你能照顾林丽的月子，工资两千怎么样？三千也行，鱼就不要卖了！就这么定了，好吗？我现在要去医院。”
刘玉芬还是没说话。
这时，一辆自行车在黑色奔驰车前停了下来，一位穿着制服的五十岁左右的汉子气喘吁吁地跳下车，他堵住于耕田：“董事长，林丽去深圳培训究竟哪天回来，都五个多月了。”
于耕田说：“你要林丽回来干什么？”
汉子抹着脸上的汗水说：“她外婆要死了，等她回来吊孝呢。这两天打她电话都不接。董事长，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不放心呀！”
于耕田一脸严肃地教训汉子：“老林，我再跟你重申一下，你是公司的保安部经理，你负责公司的安全，我负责你女儿林丽的安全。林丽这几天去韩国考察了，怎么接你的电话？”
汉子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董事长，我林国彪是个粗人，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多问了。”
于耕田开着奔驰车走了，林国彪问站在一边发呆的刘玉芬：“刚才救护车拉的是谁？”
刘玉芬看着远去的轿车屁股，鼻子里灌满了刺鼻的汽油味，她捂住鼻子，摇了摇头。见林国彪还不死心，刘玉芬又摇了摇头。
刘玉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于耕田，还是为林丽，抑或就是为自己。她心里一团乱麻。这时，刘玉芬口袋里的小灵通响了。那是我打给她的。
夏天落日的余晖将县城染成滚烫的橘红色，刘玉芬赶到我的住处后，我把刘玉芬的低保卡和周克武的残疾证交到她手里。刘玉芬攥着两个小本子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她连连道谢：“真是太麻烦你了！”
刘玉芬走进了悠长的巷子里，天完全暗了下来，走在没有光线的路上，路上就不会留下表姐刘玉芬的影子。
这天晚上，我参加了县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研究解决一桩农民堵路事件。我老家村子要建一个水泥厂，村里的土地全部征用，失地农民一律转为城镇户口。可村民强烈反对农转非，“种田亏本的时候，把城镇户口高价卖给农民；好不容易种田能挣两个钱了，又要把我们农村户口吊销掉。耍我们，不干”。说这话的是一个七十多岁老农民，带头闹事的也是这位老农民，他们把进出村口的路都堵上了。县长要我连夜赶去处理，处理不好就撤我的职。
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民是我舅舅。